然后大家都提到了一点：萨科齐很强硬。接着就不再多说了，似乎“强硬”这两个字指的就是他要对抗老法国痼疾的决心，于是萨氏就有了一个坚定改革派的救星形象了。到底他的“强硬”指的是什么呢？他又说过什么强硬的话，做过什么强硬的事呢？
  2005年11月15日，就在法国郊区大型骚乱暴发之后，《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巴丢（Alain
  Badiou）是最重要的在世法国哲学家，任教于法国最高学府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rieure）。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日常侮辱》，讲的是他16岁非裔养子的故事。据巴丢讲，这个年轻人在街上经历过无数的警员检查，更曾在十八个月内被捕六次。每一次都是无缘无故被扣上手铐，带回警署，遭到辱骂和恐吓（例如“白痴”和“你想试试狗咬的滋味吗”），受到无理的攻击（路过的警员会顺便踢一下被压在地上的小伙子）。每一次巴丢都会被叫去警署，带回孩子，接受警方诚挚的道歉。到了第六回，巴丢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投书报纸，这一次他发现自己儿子的罪名是有所学校的校长认出他是前一阵子群斗事件的一员，“因为他们全是黑人”。巴丢又说，他儿子就读的高中“曾被警方要求提供所有黑人学生的档案和照片。是的，你没看错——黑人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巴丢不是郊区里贫苦的移民，他是备受尊重广为人知的学者，他住在巴黎一栋不错的房子里，他唯一的问题是有个非裔养子。
  当时，主管全法警政和治安的不是别人，正是内政部长萨科齐，他顺理成章成了法国青年骚乱针对的对象。当年引起不满的是总理德维尔潘的青年就业政策，他提出雇主可以不用提出任何理由就在两年内解雇青年员工。当时外间都认为这个做法很正常，批评法国新一代好吃懒做。可是大家忽略了萨科齐的火上加油，忽略了他怎么清理郊区的“人渣”和他批评青少年的言论。他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要加强警察执法的权力，对付罪犯。
  要怎么做才能维护治安呢？2007年3月20日，法国宪法法院通过了《萨科齐法案》，禁止记者以外的任何人拍摄和散布暴力行为的影像。推动这条法案的萨氏认为，年轻人“快乐打耳光”（happy
  slapping）等网络欺凌行为很不恰当，所以要立法禁止。问题是这条法案同时也禁止了所有人拍下暴力场面的权利，萨氏相信2005年骚乱扩大的原因就是有人刻意散布警员追打移民青年的短片。自此之后，所有个人和网站要是拍下或上传了暴力行为的影像，就要面对五年的有期徒刑或将近十万美元的罚款。
  第28节：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2）
  这就是萨氏的竞选对手罗雅尔声称他的当选会引发骚动的原因，也是法国左翼媒体一直妖魔化萨氏的原因了。他们想把萨氏描绘成一个希特勒般的人物。可是，为什么萨氏又能赢得这么多法国公民的支持呢？难道法国不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现代人权观念的老祖宗吗？除了他的种种改革措施之外，萨科齐还有别的板斧。
  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极右分子勒庞（Jean－Marie
  Lepen）意外地淘汰了社会党对手，挺进第二轮选举，震惊全世界。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位反移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连第一轮选举都过不了关。这是否说明了法国人厌弃了极右，不再仇视非法移民，也不再厌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与其他地方的“外国人”呢？恐怕不是，根据法国媒体的票站调查，三分之二的勒庞支持者转向了萨科齐。就连勒庞本人都愤愤不平地指摘萨氏“偷了我的理念”。什么理念？首先他改造了勒庞上届大选的口号“法兰西，要不是爱它就是离开它”，不断强调移民的可怕。然后他甚至宣布要在缩减政府规模的同时成立一个新部门——移民与国族认同部，好教导大家怎样做个纯正的法国人，同时收束移民的拥入。而这正好对上了勒庞支持者的胃口，他们一向认为说话带口音的外来人口要为法国的高失业率负责，而聪明的政客总是懂得如何把内部的问题转移到对外人和他者的恐惧之上。
  萨科齐是个聪明而复杂的人物，他具有反移民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同时又主张和美国交好，鼓励国民学英语。但基本上他是个想要维护法兰西国家身份的民族主义者，例如他曾提出政府应该资助穆斯林兴建清真寺，培训本土的教长。虽然在竞选期间，他害怕赶走右倾的选民，对此避而不谈，但这个举措其实是为了切断法籍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一方面避免“恐怖主义”的散布，另一方面把伊斯兰教国家化，纳入政府可以管控的范围。
  单方面强调萨科齐的经济政策和劳工政策，却忽略了他对治安和民族身份的看法，我们就不能掌握其右翼本色的完整面目。萨氏真如许多媒体所说的，是个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追随者吗？即使是《经济学人》也指出了在工业政策上面，萨科齐是个国家干预的忠实信徒。其实他向来也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反对印度富商拥有的Mittal钢铁公司去年提出的Arcelor收购案。正如大部分政坛里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一方面强调开放竞争以促进发展；但是在面对外国农产品的“倾销”和国家标志性企业被收购的时候，却又变成了保护主义的卫士。
  萨科齐在竞选期间大力攻击所谓的“六八遗产”。很多人认为1968年的左翼革命是今天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生机停顿的祸因，所以觉得萨氏的说法有理。但是，我们也知道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有着血脉关系的“六八遗产”，乃是现代法国的宝贵遗产，它批判殖民主义的遗毒，重振自由、平等和开放的共和国精神，拒绝歧视、尊重人权。不过，这一切或许真的已成过去。正如萨科齐那名称古怪的“移民与国族认同部”，“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对不少经历过“六八事件”的人来讲曾经是个贬义词，他们当年相信的是“共和国认同”。
  原题为“萨科齐会否远离共和国”，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5月13日
  第29节：世　界　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世　界
  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虽然中国人曾经喜欢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我们对世界人民其实是不大感兴趣的。例如三年前在香港举行的世贸部长级会议，明明来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农民，明明有那么多代表弱势来自草根的团体；但当我提议某大传媒机构的新闻主管去采访一下他们时，他却不置可否。直到一群韩国农民和香港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家传媒的记者才亢奋地跑到前线，把港岛街头当作战地，务求捕得最刺激的画面。
  自从1999年“西雅图起义”开始，俗称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从来没有退潮过。哪里有富裕大国召开高峰会，哪里有跨国财团举办大型论坛，挟着“我们到处都是”（We
  are
  everywhere）口号的示威者就会跟到哪里。无论是世界经济论坛、世贸组织会议，还是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这群反对派几乎无役不与，力图争取曝光机会，甚至直接举行破坏会议的游行。他们的背景复杂，议题不同，但一般学者皆以为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左翼大结合，是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主导的新帝国的最新力量。
  中国不只是世上最后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大国，而且有着丰富的反帝传统以及第三世界联结合作的经验；可是十年以来，这等国际级反帝盛会却从来不见中国人的身影（少数香港代表例外）。不只如此，我们甚至连人家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因为中国的主流传媒和受众都不是很有兴趣，我们大可在国内反精英反权贵，但只要一到了国际场合，我们却变得比谁都精英，只关心最传统的大国政治和最保守的外交战略。
  例如刚刚在日本洞爷湖落幕的2008年度“八大工业国高峰会”，主流传媒最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加入其中，似乎都把这趟混水当成了国家地位提升的证明，丝毫没有想过这个会议的虚伪和霸道。至于那些示威者，我检索了一下中文网页，全是他们如何游行的花边，几乎没有人深入介绍他们的议题，分析他们反抗的理由。
  在报道今年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时，最有内容的就是说一下会议的成果，批评一下他们怎样无心解决全球暖化，如何无力应付油价高涨。可是大部分传媒都忽略了“八国峰会”反对者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廉价的批评反而会蒙蔽了大家的眼睛，看不见“八国峰会”的很多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响应全球关切的危机，而在于它响应的方式。
  比如说，一般传媒都会质疑美国等农业出口大国有没有增加对外粮食援助，好像只要它们援助的数额够大，就算尽到富国责任了；如果它们的援助力度不足，大家就批评它们没有良心。如此取态根本就是被八国峰会集团设定的议程牵着鼻子走，毫无独立批判的能力。可是只要听听民间团体和示威者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援助”其实是个陷阱。因为美国一向破坏公平贸易的原则，大量补贴本国农业，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养出了不少肥大的农产商团，打垮了第三世界的无数小农。
  它现在的“援助”只不过是个掩眼法，先用钱买下本国农产品，再拿去转赠他国。于是美国的大农场主照样享受了国家给出的另类补贴，穷国的农业则始终无力自立，不能竞争。请问，这样的援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不足的难题吗？也就是说，即使美国非常慷慨地大施援手，也不表示它真正“协助”第三世界的饥民。
  自从“拉萨事件”以来，中国今年最流行的话题就是西方传媒的偏见和霸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在“八国峰会”这样的场合里面，在这种和国家尊严无关但却实在影响到了全球弱势平民的议题上，中国主流传媒和热血网民却突然变得很不在意西方主流传媒的偏向，并且很愿意跟着人家设置的路子走呢！
  话说回来，幸好中国没有加入“八国集团”，否则说不定连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于中国传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总是喜欢拿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开玩笑；要是他们也拿中国领导人开玩笑，那可是侮辱我们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时候，所有批评“八国集团”为富不仁的话恐怕都得反过来讲了，不是他们突然都变得很善良，而是我们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原题为“全世界无产者不见了”，发于“牛博网”2008年7月29日
  第30节：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才不过几个月之前，就在泰国前总理他信和反对派闹得最不可开交之际，出面协调并逼使双方让步的泰王普密蓬被许多国际传媒歌颂为“民主的保卫者”。有些评论还因此回想起梁启超当年的建议，如果有个甚孚民望的皇帝，君主立宪制会不会要比共和体制更稳定也更适合亚洲人呢？
  然后，2006年9月19号，泰国军方发动不流血政变，迅即掌握局势，他信成了个流亡政客。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这一场兵变怎么会获得那么多曼谷市民的支持呢？而且政变军头们组成的“军营团”小动作还越来越多，他们甚至打算在未来的宪法内赋予军方罢免民选总理的权力。这还算是民主吗？
  除了他信本身不受城市中产阶级欢迎之外，很多人都注意到这场政变获得了“合法性”，是因为有泰王普密蓬的祝福。还有些消息指出泰王的角色绝不简单，他不只是事后默许军头的行动，更可能是整件事的隐密策划人。如此一来，泰王还算是“民主的保卫者”吗？一个民主的保卫者可以赞成推翻民选领袖的军人政变吗？数个月前把泰王捧得至高无上的那些传媒和评论人现在又躲到哪里去了？
  所谓立宪君主可以担任民主保卫者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并不真心相信民主体制本身的权力制衡原则，不相信元首渎权的时候有恰当的机制可以应变处理，却幻想平衡权力的大任可以托付在一个别具威信的个人身上。
  假如一个民主政体的领袖出了问题，比如说英国首相贝理雅面对大部分国民的反对，依然决意出兵伊拉克，我们应该寻找修复的方法，逐步完善体制自我健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