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只有雌没有雄的动物。他一向反对人们从船上射杀海牛——虽然有禁止射杀海牛的法律，但有些人还是常常这样干。一个身带合法证件的美国北卡罗来纳洲的猎人，违背他的命令，用他那斯普林费尔德式猎枪准确地射击打碎了一只母海牛的脑袋，小诲牛痛苦得发了疯，伏在母海牛尸体上哭叫。船长让人将那“孤儿”弄到船上来自己照管，而把那猎手扔在荒滩上与被他杀害的母海牛作伴。由于外交上的抗议，他坐了六个月的牢，几乎丢了航行许可证。但是从牢中出来以后，不管是遇到多少次类似事件，他仍准备这么干。然而，那件市成了一段历史性的插曲：那只海牛孤儿在巴兰卡斯的圣·尼科拉斯稀有动物园中长大，并且生活了多年，成了在这条河上所见到的最后一头海牛。
  “当我经过这段河滩时，”船长说，“我都恳求上帝让那个美国佬再来乘我的船，好叫我再将他扔在荒滩上。”
  费尔米纳本来对船长没有好感，听了这个慈悲心肠的伟大的故事后却深为感动，以致认那天下午起，就把他摆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特殊位置上。她做得对，旅行侧开始，往后她会有足够的机会发觉自己的正确。
  费尔米纳和阿里萨在指挥台上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候，那时刚刚过了卡拉玛尔镇。这个镇子几年前非常繁荣，娱乐活动不断，如今街道却变得荒凉冷落，成了一个在废墟上的港口。从船上只看到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她摇着手绢在岸边向船上的人打手势。费尔米纳不理解为何不让这个女人上船，看上去她十分痛苦。可是船长解释说，那是个淹死鬼的魂灵，在那儿打手势是想引诱船只航行到对岸危险的旋涡中去。他们从离她很近的地方经过，在阳光下费尔米纳把她的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她不怀疑事实上那个女人并不存在，但她觉得她有些面熟。
  那是一个漫长而炎热的日子。费尔米纳吃过午饭就回到舱里去睡她不可缺的午觉，但是由于耳痛没有睡好。当这条船在老巴兰卡上边十几公里远的地方与另一条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轮船相遇而互相拉汽笛致意时，她耳膜受到激烈震动，耳疾更加严重了。阿里萨在大厅里生着打了个盹儿，大部分没买客舱票的旅客也象半夜一样在那儿睡觉。他梦见罗莎尔芭在一个很近的地方上了船。她单身旅行，穿着上世纪蒙波斯地方的服装，是她，而不是小孩，在挂在廊檐下的柳条筐里睡午觉。这是一个即费解又有趣的梦，整个下午，他一面与船长及两名旅客打骨牌，一面在回味这个梦。
  太阳落山，炎热稍退。轮船上又活跃了。旅客们象从昏睡中醒过来一样，刚刚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钻出来，坐在大厅的藤椅L等着开晚饭。一个传者，在人们嘲弄的掌声中，摇着教堂司事铃，从甲板一头走到另一头，宣布晚饭五点开始，人们吃饭时，乐队奏起方丹戈舞曲，舞会一直持续到半夜。
  费尔米纳由于耳痛没有胃口吃晚饭。她看到了第一次从岸上给锅炉送来的木柴。那是在一个光秃秃的悬崖上，除在堆在那儿的树干外没有任何东西。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照料着这项买卖。在很长一段距离内好象再没有看见什么。费尔米纳觉得那是一次漫长而枯燥无味的停留，这在欧洲远洋轮上是不可想象的。了望台内安有冷气设备，依旧闷热难忍。轮船重新起锚之后，音乐也更欢快了。在希蒂奥·诺埃沃镇，从一所孤零零的房子的孤零零的窗户中射出了孤零零的灯光。港口办公室没按惯例给轮船亮出载货还是载客的信号，因而轮船也没致意就驶过了。
  整个下午，费尔米纳都在自问，阿里萨将会用什么办法不敲她的舱门而见到她。八点钟以后，她再也忍不住了，她要和他在一起。她走进过道，希望以一种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的方式碰到他。她无须走多远就达到了目的，阿里萨正在走廊的一张长靠背椅子上，沉默不语，神情悲伤，象在福音公园里一样，在两个钟头以前他就一遍遍地问自己怎样才能见到她。两个人露出了相同的吃惊表情，但两人都知道那是装出来的。他们一起走上了一等舱甲板，在那儿踱步。甲板上挤满了年轻人和吵吵嚷嚷的大学生，他们已到了假期的最后阶段，希望痛痛快快地玩一场，把剩余的精力消耗掉。在餐厅里，阿里萨和费尔米纳象大学生一样站在柜台前喝了一瓶冷饮，后者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怕的境地中，惊叫道：“多可怕呀！”阿里萨问她在想什么，又看到了什么。
  “我在想那可怜的老人，”她说，“就是在游艇上被桨打死的两位老人。”
  两人在昏暗的了望台上没有任何打扰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后，音乐停了，他们便去睡觉。没有月亮，天空阴沉，天边在打闪，不时地照亮他们，但却不闻雷声。阿里萨为她卷了烟，她只吸了四根，那是在耳痛减轻的时候。当轮船与其它轮船相遇，或减缓速度，以试探河水深浅而拉响汽笛的时候，她的耳痛便又加剧，折磨得她不敢再吸烟。他告诉她，他在赛诗会上、气球旅行时和杂技两轮脚踏车上见过她，当时他心情是多么地激动，他全年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公共喜庆活动的到来，目的只是为了看到她。她也见过他许多次，但从未想到，他在那儿仅仅是为了看她。然而，当她差不多在一年前读到他的信时，她突然暗暗自问，他为什么从未参加赛诗会呢？如果参加，他肯定会获胜的。阿里萨在她面前撤I谎，说那些诗是写给她看的，专门给她写的，除她之外，就只有他自己读到那些诗。那时是她采取了主动，在黑暗中寻找他的手，但不象前天晚上那样。一只手等待另一只手慢慢抓住它，而是一下子突然抓住。阿里萨刹时惊呆了，心也变得冰冷。
  “女人多怪呀！”他说。
  她发出了一阵深沉的笑，象小鸽子一般，但转而又想起了游艇上的老人来。那是上帝的旨意，那个形象将会一直追随着她。这天晚上她居然能经受得住，因为她觉得平静、轻松，这是她一生中少有的。
  摆脱了一切负疚之感。她真愿整夜留在那儿，不说话，把他冰冷的汗渍渍的手握在自己手中，直到天亮。但是她忍受不了耳朵的剧痛。所以，当音乐停下来，普通舱的旅客在大厅里忙碌了一阵控好吊床后，她清楚地意识到耳朵的疼痛比和他在一起的愿望更强烈。她知道，只要把这件事告诉他，耳痛马上可以减轻，但她没有这样做，为的是不让他担心。她感到自己了解他，就象跟他生活了一辈子一样。她相信，只要往回走能减轻她的疼痛的话，他是会立即下令把船开回港口的。
  阿里萨早已预料到这天晚上事情会这样发生，于是便退了出去。已经走到了舱门口，他试图在告别时吻她一下，但她给了他左脸。他坚持着要右脸，并且呼吸已断断续续，她只好依了他，而巴那股撒娇的劲儿，远在她的中学时代都未见过。那时他再次坚持，而地则用双唇迎接了他。她浑身颤抖，她力图用笑声抑制这种颤抖，自从新婚之夜以来，她从来没这样笑过。
  “我的上帝！”她说，“在船上我真够疯的！”
  阿里萨震惊了。真的，正如她自己说过的那样，她已有一股老太婆的酸味了。然而，当他在睡着的旅客的吊床迷宫中寻找着道路向自己的舱房走去时，想到自己比她还大四岁，应该也有同样的味道，而且她准会以同样的激动察觉到了，于是便得到了安慰。这是人发酵的味儿，他在最早的那些情人身上闻到过，她们也在他身上闻到过。炮筒子纳萨雷特的道编曾十分粗俗地对他说过：“我们都有兀螳味了。”两人都能相互忍受，因为他们是半斤八两，我的味儿跟你的味儿抵消。但是，对阿美利卡·维库尼亚他却常常很当心，她的孩童味道总是激起他母亲般的本能。可是，每每想到她可能忍受不了他的老色鬼的味道，他就感到十分不安。但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要紧的是，自从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那天下午将祈祷书放在电报局的柜台上起，今天夜晚是阿里萨第一次感受到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都有点害怕了。
  五点钟，他开始入睡，轮船上的会计在桑布拉诺港将他唤醒，交给了他一份加急电报。电报是前一天发出的，由卡西亚妮签署。那是一封可怕的电报，只有一行字：阿美利卡·维库尼亚昨日死亡，原因不详。早上十一点钟，他通过电报与卡西亚妮联系，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自从他离开邮电局以后，这是他第一次重新操作发报机。由于期末考试不及格，阿美利卡·维库尼亚极端苦闷，便喝了一瓶从校医务室偷来的鸦片配。阿里萨知道，那消息并不完全确实。可是，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文字，从而使某个人为她的这一决定受到谴责。她家里的人此时正从帕德雷港赶来，那是卡西亚妮通知他们的，葬礼将在当天下午五时举行。阿里萨松了口气。为了继续活下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那件事的回忆折磨自己。虽然在余生中那一回忆会时常不合时宜地突然再现，如同老伤疤的刺痛一般，但他还是将它从脑海中抹掉一厂。
  后来的日子又是炎热而漫长的。河水变得浑浊起来，河面变得越来越窄，两岸已不见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这种大树当年曾使阿里萨感到吃惊。现在看到的只是枯焦的平地，被轮船锅炉吞没的整片原始森林的残迹，以及被上帝遗弃的村镇的瓦砾。这些村镇的街道，即使在最干旱的季节里，也被水浸泡着。晚间使他们难以成眠的，不是河滩上海牛的美人鱼般的歌声，而是那漂向海洋的死尸的恶臭。虽然没有战争，也没有瘟疫，但是有膨胀起来的浮尸在河里漂过。有一次，船长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奉命告诉旅客，这是些偶然失足淹死的人。”过去每到中午最闷热的时刻，鹦鹉便吱吱喳喳地吵闹起来，长尾猴便嗷嗷地长鸣起来，现在这一切都无声无息了，取而代之的，只是荒芜了的大地的寂静。
  供应木柴的地方很少，而且相距甚远，结果“新忠诚”号航行到第四天就断了燃料，不得不就地停泊了几乎一个星期。与此同时，船上一伙一伙人深入到浮着灰烬的沼泽中去寻找最后剩下来的零星树木。没有别的木柴了，樵夫们离开了他们的树在，以逃避地主老爷们的残暴，逃避从天而降的霍乱，逃避政府坚持用转移注意力的法令掩盖的不明显的战事。闲得无聊的旅客们进行游泳比赛，组织出征打猎。回来时带着活鼠晰，将它们剖开肚子，取出一串串通明的软蛋，然后又用打背包的针将它们的肚子缝合。他们把成串的鼠绒蛋晾在轮船栏杆上。邻近村镇上的穷妓女们追随出征队的足迹，在河岸两边的悬崖上临时支起帐篷，带去音乐和食品，在搁浅的船对面欢闹。
  在就任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董事长以前很久，阿里萨就不断接到关于河流状况受到严重破坏的报告，可是他几乎连看都不看。他安慰股东们说：“别担心，等木柴用光了，就会有烧油的船了。”他一直被费尔米纳弄得无精打采，从来没为此事动过脑筋，当察觉到实情时，已无计可施了，又不能去开辟一条新河。晚上，即使在水位最高的时候，也必须停下船来方能睡觉。这时，连活着这件起码的事情都变得难以忍受了。大部分旅客，尤其欧洲人，脱开肮脏的舱室，到甲板上走来走去地过夜，用擦拭没完没了地流淌的汗水的毛巾驱赶着各种毒虫。第二天黎明，他们精疲力尽，身上被咬得肿起大包。十九世纪初叶的一个英国旅行者在谈到那甚至可能延续五十天的独木舟和骑驴结合的旅行时，曾这样写道：“这是一个人所能进行的最糟糕、最不舒服的国外旅行了。”蒸汽轮船开航的头八十年，情况有了改变，后来又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将永远如此。鳄鱼吃掉了最后一只蝴蝶，母海牛绝迹了，在村镇，鹦鹉、长尾猴也都不见了，一切都完了。
  “没问题。”船长笑着说，“再有几年，我们就将在干涸的河道上开着豪华汽车来了。”
  费尔米纳和阿里萨头三天还处在了望台的封闭的柔和的春天般的环境里。但是，一旦实行木柴配给制，冷气系统就失掉了，一总统舱”同样变成了大蒸笼。靠着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的河风纳凉，费尔比纳尚能度过晚上的难关，她需要用毛巾不断地赶蚊虫，因为在停船时虫子太多，喷杀虫剂已毫无用处。费尔米纳耳朵痛得再也不能忍受，可一天早上醒来时，突然疼痛完全停止了，仿佛一只叫炸了肚皮的知了，一点声音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