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每次他都推说到下个月再做决定，在他看来，换楼梯好象是向老年投降。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梯需要很长时间，这并非象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费劲，而是因为他越来越小心。然而，那天下午跟乌尔比诺·达萨大夫一起吃饭，喝了杯开胃的欧波尔图葡萄酒，吃饭时又喝了半杯红葡萄酒，尤其是谈话是如此令人鼓舞，回来后他真是高兴极了，竟然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步跃上第三道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仰面摔倒，没摔死可真是奇迹！在摔倒的那一瞬间，他头脑仍十分清醒，他想他不会是跌一跤就死的男人，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那么多年中如此热烈地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先后仅差一年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他想得有道理。他的脚部和小退打上了石膏，被迫卧床。但是他比摔跤以前还精神。当医生叫他六十天不能动弹时，他真不相信会如此不幸。
  “别对我这样，大夫，”他恳求道，“我的两个月就象您的十年一样呀／
  好几次他试图双手抱着那条塑像般的腿立起来，每次都向现实屈服了。但是，当他终于又用那只仍感疼痛的脚重新开始走路、脊背还露着鲜肉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以一次意外的跌躁奖励7他的坚贞和恒心。
  最恼火的日子是第一个星期一。疼痛已减轻了，大夫的预言也很鼓舞人，第二天下午，四个月中第一次因不能去看费尔米纳而耿耿于怀。然而，在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还是向现实屈服了，于是便给她写了封请求原谅的信。这是一封手写的信，写在香纸上，用的是发光墨水，以便她在暗处也能看得清楚。在信中他厚着脸皮，添油加醋，以戏剧的方式夸大事实，企图激起她的同情心。她两天后给他回了信，写得很有感情，十分亲切，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有如热恋中一般。他立即抓住机会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当她第二次给他回信时，他决定要永远超越每星期吞吞吐吐交谈的极限，并且借口要掌握公司每天的工作进程，在床前装了电话。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那个从他第一次打电话后就牢记在心头的三位数字的号码。由于距离遥远，那银铃般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神秘而又紧张。但他听出来了，那是他的情人的声音，只是三两句通常的问候之后就跟他“再见”了。阿里萨为她的冷漠感到伤。乙：他们又如开头时一样了。
  然而，两天后，收到了费尔米纳的一封信，信中恳求他别再给她打电话了。她的理由是足以成立的。此城电话屈指可数，都是通过一位接线员接通，这接线员熟悉所有用户，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奇闻轶事，而且不管用户在家与否，在哪儿她都找得到。工作效率太高也有不好的一面，她掌握用户的全部谈话，了解他们私生活的秘密，掩饰得最好的戏剧性谈话也瞒不过她的耳朵，她有时甚至介入用户的对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安抚他们的情绪，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另一方面，那一年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任义报》，唯一的宗旨是抨击那些名门望族，而且指名道姓，毫无顾忌。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儿子们未被获准加入社会俱乐部。虽然自己的生活光明磊落，但费尔米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对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如此。因而她仍通过信件这一不合时代潮流的方式与阿里萨保持联系。他们的信件来往是如此频繁和紧张，以致阿里萨忘记了自己的脚和床铺对自己的惩罚，忘记了一切，专心一意地伏在医院里专供病人吃饭用的那种轻便小桌上写信。
  他们之间又以“你”相称了，又重新象在从前的信中那样交换对他们生活的看法。但是阿里萨又一次试图超速前进：他用大头针尖在山茶花瓣上刺出她的名字，放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她。两天后信被退了回来，没有半个字的评论。费尔米纳不能不这样做，她认为那都是小孩子们的事。尤其阿里萨还坚持要回忆他们在福音小公园中朗诵伤感诗句的那些黄昏、上学路上藏信，以及在扁桃树下刺绣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她就更感到那是孩子们做的事了。她怀着内心的痛苦，将他放到应有的地位，向他提出了一个在人所共知的评论中象是偶然的问题：“你为什么坚持要谈不存在的事情呢？”后来她又责怪他那无视自然规律、徒劳无益地不服老的顽固性。据她看，这就是他鲁莽行事和过去经常遭到失败和不幸的原因。她不理解一个如此善于思考的男子，他的思考曾在她孤苦伶订的守寡生活中给了她莫大的支持，可当他把这些思考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中时，却象一个孩子似的幼稚得作茧自缚起来。于是两个人倒了个个儿。是她努力给他以新的勇气使他看到未来。她用了一句他在匆忙和茫然中难以理解的话：让时光流逝，当会看到时光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但是，他从不会象地那样是个好学生。被迫卧床不动，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光阴在飞速消失，想同她见面的狂热的愿望，这一切都向他表明，他害怕跌跤的心情比他所预料的更合乎情理，更悲惨不幸。他第一次开始理智地想到死的现实。
  卡西亚妮每两天来帮他洗一洗澡，换换睡衣。她给他灌肠，给他拿尿壶，给他在脊背的溃烂处敷山金车花药，还遵照医嘱给他按摩以免不活动给他带来别的更严重的疾病。星期六和星期天，阿美利卡·维库尼亚来替换她，那年十二月她将获得教师称号，阿里萨答应由内河航运公司出钱让她到阿拉巴乌去上高等学校。这部分是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尤其是为了不遭到她的责怪，也为了免去应该向她作出的解释。他永远想象不到她在寄宿学校的失眠之夜，在没有他的周末，在没有他的生活中所经受的痛苦。因为他从来想不到她多么爱他！他从学校的一封正式来信中得知，她以名列前茅跌到了最后一名，而且期末考试几乎不及格。但是，他逃避了校外监护人的责任：为了逃避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受到谴责，他未向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的父母报告任何情况，也没有跟姑娘本人提及这件事，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埋怨她的话，她会争辩说她的失败也有他一份责任。于是，他干脆一切听其自然。他没有意识到，他已开始把种种事情推迟，盼望着死亡来解决他的一切问题。
  不仅这两位前来照料他的女人，而且连阿里萨本人也对他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十年以前，他在家里的楼梯后面采取突然的方式袭击了一个女佣，当时她穿着衣服站立在那儿，他以比菲律宾公鸡还灵敏的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她达到了心摇神荡的境界。他不得不送她一幢带家具的房子，才使她发誓不露真情，而说使她失节者是一个连吻都未吻过她的平平常常的未婚夫。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砍甘蔗的能手，强迫她与这个未婚夫结了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对这同一个人，几个月前还使他爱得发颤的两个女人，“这会儿把他翻来覆去，给他上上下下抹肥皂，又用埃及棉毛巾把他擦干，给他全身按摩，他却没有任何动情的反应，也没有舒畅的呼吸。对于他的这种无能，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解释。卡西亚妮认为这是死亡的前奏。阿美利卡·维库尼亚则归结为一种她难以捕捉到迹象的内因。只有他知道真情，而且这真情有其特有的名称。无论如何，这是不公正的，她们无微不至地侍奉他却忍受痛苦，而他得到如此细心的照料却对一切无动于衷。
  仅仅三个星期二阿里萨没有来访，费尔米纳便发觉自己需要他了。她与经常来信的朋友们相处甚佳，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早已忘却了丈夫的习惯，她们在一起过得更愉快了。鲁克雷希哑因耳疾去巴拿马治疗，一个月后回来时疼痛减轻了许多，可在耳朵上放了个小助听器，反而使她听力不如以前了。费尔米纳是对她所答非所问、说话乱打岔最有耐心的朋友，使鲁克雷希败十分高兴，每天说不定哪会儿就到费尔米纳家中来了。但是，费尔米纳盼望同阿里萨一起度过的那些平静的下午。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正如阿里萨坚持认为的那样，对过去的记忆拯救不了未来。相反，它更加使费尔米纳坚信，二十岁时那种年轻人的狂热行为是十分高尚而美好的，但不是爱情。尽管她生性坦率，她还是无意向他表明这一点，无论是通过信件还是当面。她也没有勇气告诉他，在了解了他写在纸上的对老年的种种思考，并从其中得到莫大安慰后，她认为他信中的缠绵悱恻是多么虚伪，他那抒情诗般的谎言是如何地贬低了他，他那固执地要把过去失去的东西收回来的想法对于他的事业是多么的有害。不，他昔日的信中没有一行字，他自己令人厌恶的年轻时代中没有一刻钟曾使她感到一个星期二的下午由于没有他在身旁而显得如此漫长，如此孤独，如此难以忍受。
  有一次，她一时心血来潮，把丈夫在某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送给她的落地式电唱收音两用机搬到了马厩里去。这台两用机他们曾打算送给博物馆，因为是本城的第二架。在服丧期间，她曾决心不再用它，因为象她这种门第的寡妇，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是不能听任何音乐的，即便私下也不行。但是，过了第三个无聊的星期二之后，她又让人将两用机搬回了大厅，她不愿象从前那样欣赏里奥班巴广播电台的情意缠绵的歌曲，而是为了以古巴圣地亚哥催人泪下的小说来消磨她无事可干的空闲时间。她这样做是对的，自从女儿出生以后，她就开始丢掉丈夫从新婚旅行时就努力在她身上培养的读书习惯，而随着眼力的逐渐衰退，这一习惯她也完全丢弃了。她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好几个月都不知眼镜放在何处。
  她对古巴圣地亚哥广播小说喜欢得着了谜，天天焦急地等待这一联播节目。有时她也听听新闻，了解一下天下大事。偶尔她一个人在家时，她便将音量放到最低，遥远而清晰地听听圣多明各的梅伦盖舞曲或波多黎各的普列纳舞曲。一天晚上，她突然听到了一个陌生电台的声音，声音又大又清楚，就跟在邻居家里似的。这家电台广播了一条令人心碎的消息、：两个从四十年前开始就在同一个地方重温他们的蜜月的老人，被带他们去游玩的船夫用浆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所带的十四个美元。当鲁克雷希姐给她讲述了发表在当地报上的事情的全部过程时，她的感触就更为深刻了。警察发现两个老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女的七十八岁，男的八十四岁，他们是一对情人，四十年来，一直偷偷地在一块度假，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配偶，夫妻关系稳定而幸福，且有众多的子女。
  在听广播小说时，费尔米纳从来没哭过，此时她却不得不强忍住泪水。在接着而来的信中，阿里萨将这条消息的简报寄给了她，但没做任何评论。
  这不是费尔米纳的最后泪水。本等阿里萨六十无伤愈出门，《任义报》就用整个第一版的篇幅登出了所谓乌尔比诺医生与鲁克雷希姬私通的事，并且登了他们的照片。费尔米纳推测着他们私通的细节、次数，方式以及丈夫与他们蔗糖厂的黑人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时的细节。用血红的大字体登出来的这篇报道，象一声灾难性轰雷，震动厂本地散居的贵族阶层。报道中没有一行字是真实的：乌尔比诺医生与鲁克雷希娘结婚前就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结婚后仍是如此，但从来不是情人。不管怎么说，发表这篇文章不象是为了玷污乌尔比诺医生的名声，因为想起他，人人都会肃然起敬，而是为了损害鲁克雷希她的丈夫，上个星期他被选为社会俱乐部主任。丑闻没过几个小时就被压下去了。鲁克雷希娘再也未去拜访费尔米纳。费尔米纳认为这等于默认了这一过错。
  然而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费尔米纳也未能免遭她那个阶级对她的攻击。《任义报》对她的薄弱之点肆意进行了攻击，这就是她父亲的生意。当父亲被迫出走时，她仅了解他的可疑生意的一段插曲，那是普拉西迪姬告诉她的。后来，当乌尔比诺医生会见省长证实了那件事时，她才相信父亲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两名政府的警察带着搜查令，到了她在福音公园的家，从上到下严格搜了一遍，然而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最后他们命令打开费尔米纳原来住的房间里的那个带镜子的衣柜。当时只有普拉西迪姐一人在家，又无法告知任何人，她便以没有钥匙为由拒绝打开。那时，一个警察用左轮手枪柄砸碎了门上的玻璃，发现镜子与木板之间塞满了一百美元一张的假钞票。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