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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月以后，股东们一致同意任命阿里萨为航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就职那天，引退的老莱昂先生喝了一杯香槟酒，然后请求大家原谅他坐在摇椅上讲话，他即席发表了一个象挽歌一样的简短演说。他说，依托上帝的旨意，他的生活是以两个意外的事件开始和结束的。第一件事是，当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在不幸的旅途中奄奄一息时，在图巴科镇曾将他抱在怀里。另一件事是，他扫除了命运给他设置的全部障碍，终于找到了一个与他企业相称的继承人。最后，他力图使这场戏富有真实性，结束说：
  “我这一生唯一遗憾的是，为那么多人的葬礼唱过歌，但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葬礼唱过歌。”
  当然，仪式结束时，他唱了《托斯卡》选段《永别了，生活》。他最喜欢清唱。没有伴奏，声音依然显得浑圆有力。阿里萨非常感动，他表示感谢时几乎没有让人感觉到他的颤抖的声音。在过去的生活中，他要做的都做了，要想的都想了，如今他已经到达了生活的顶峰，他要一如既往，靠着费尔米纳这一坚强的精神文柱，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不仅决心活下去，而且要有健康的体魄。
  话虽这么说，可那天晚上，当卡西亚妮为他举行家庭欢庆会时，他想着的却不仅仅是费尔米纳，而是所有的情人。她们中间，有的已长眠在公墓，只是通过阿里萨栽在她们坟墓上面的玫瑰怀念着他，有的仍和丈夫同枕。她们的丈夫望着窗外的月光，心中也在思念别的女人。在身边没有一个女人的时候，他想同时和所有女人在一起。他一向不习惯一个人生活，没有女人使他感到孤单。所以，即使在他最艰难的年代，最倒霉的时刻，他都与多年的无数情人保持了某种哪怕是最疏远的关系，永远追逐着她们生活的足迹。
  就这样，那在晚上他想起厂罗萨尔瓦，这是他所有情人中最早的情人，也就是趾高气扬地夺走了他的童贞的那个女人。想起她，至今仍象第一天那样使他痛苦。只要一合上眼睛，就看见她穿着麦斯林薄纱衣服，戴着饰有飘带的帽子，在船舷上摇晃着盛孩子的笼子。在多年生活中，他曾几次准备去找她，虽然他不知道她住在哪儿，也不一了解她姓什么，更不知道她是不是自己想追求的女人。但是，他确信能在某个地方的兰花丛中找到她。每次，都是由于在最后一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便，或者由于不适时宜地改变初衷，在轮船即将启航的头几分钟，旅行又推迟了，原因都是与费尔米纳有点关联。
  他想起纳萨雷特的道编。这是唯一亵渎彭塔纳斯大街上他母亲的家的女人，尽管不是他，而是特兰西托让她进去的。这个女人虽然不是清场老手，但她充满了温情，简直可以和费尔米纳相比，所以阿里萨对她比对所有其他女人都给予了更多的谅解。她那较之她的温情的力量更难驾驭的水性杨花的禀性，使他们两人注定都要成为不忠诚的人。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几乎在三十年中他们始终没有忘掉对方c他们双方不忠诚，但不背信弃义。另外，她还是阿里萨唯一为之出头露面的女人。当得知她已经去世并将由慈善机构掩埋的消息时，他主动出钱替她安葬，并单独出席了葬礼。
  他想起了他爱过的寡妇。首先是普鲁登希败·皮特雷，她是他至今还活在世上的最早的情人，因为她两次守寡，人称“双料寡妇”。之后，他又想起了另一个普鲁登希姐，这是阿雷利亚诺的遗编。这个多情的女人，常把他的衣服扣子扯下来，使他不得不在她家多呆一会儿，等她重新缝上。他也想起了何塞法，她是苏尼加的遗嘱。她爱他爱得发狂，为了占有他，她差一点在他睡梦中用修剪树枝的大剪刀将他的睾丸剪掉。
  他想起了安赫雷斯·阿尔法洛。他们的爱情虽说是昙花一现，但很深沉。她是应邀前来音乐学校讲授半年弦乐课的。在月光溶溶的夜晚，她便来到阿里萨的家中，在平台上用大提琴演奏最优美的组曲，跟他在一起过夜。
  从第一个月夜起，他们就象初恋那样相爱，但是安赫雷斯·阿尔法洛的爱情象柳絮一样。不久，她带着大提琴，以女性的温柔和轻狂，登上一艘不明国籍的远洋轮，一去不复返。在平台上她唯一留下的是挥着白手绢告别的手势，那白手绢宛如地平线上的一只孤独、悲凄的鸽子，象赛诗会上诗句里描绘的那样。
  阿里萨跟她学会了他无意中多次经历过的事情，这就是说，可以同时爱上几个人，而且是以同样痛苦的心情爱着她们所有的人，不背弃任何一个。当他孤单地置身于码头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时，他在内心怒不可遏地说：“心房比婊子旅店里的房间更多。”道别的痛苦使他热泪盈眶，但是轮船刚在天进消失，对费尔米纳的思念又占据了他全部的空间。
  他想起了安德雷娜·瓦龙。上个星期他还从她家门前经过，但是她浴室窗户上透出的橘黄色灯光，提醒他不能过去，因为里面有人。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不知道。安德雷娜·瓦龙是个轻狂的女人，对这类事毫不在意。
  在阿里萨的所有女人的名单中，她是唯一靠出卖肉体过日子的人，但她人身自由，没有老鸨管她。她在黄金时代宾客盈门，红极一时。人们给她送了个代号，称她为“大众的圣母”。她曾使省长和海军上将拜倒裙下，也曾目睹一些高级将领和文化名人伏在她肩上哭泣。在这些人中间，有的确实值得别人尊敬，有的则不尽然。有一件事倒是千真万确的，雷耶斯总统在对该城进行两次访问之间的匆匆半小时中，就指定给她一份终身养老金，以表彰她对财政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其实，她未曾在财政部受雇过一天。虽然她的不名誉行为众所周知，但谁也不敢拿出真凭实据将它公诸于世，因为她那些地位显赫的情人们象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着她。他们知道，丑闻一旦披露，损失更大的是他们，而不是她。阿里萨为她而改变了自己一向不付钱的原则，而她也为阿里萨破了例，原来她即使跟丈夫睡觉也绝不会免费的。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象征性地收费，每次一个比索，但她不亲手接钱，他也不把钱交到她手上，而是把钱放在一个小猪形状的储蓄罐里，攒够了就到“代笔先生门洞”那儿去买一些海外运来的小玩意儿。
  在如此众多的冒险经历和奇遇之中，唯一使他尝到点苦涩滋味的是那位生性怪异的萨拉·诺丽埃佳。此人最后在“耶稣”精神病院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那儿，她不停地朗诵极度淫秽的暮年诗，以致不得不把她隔离，以免她把别的疯女人弄得疯上加疯。
  阿里萨把同这个女人的缘分视作一种幸运。然而，当他全部负起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重任后，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花问柳了。而且，他也知道，费尔米纳是不可代替的。渐渐地他也就只限于去看那些已经结交的女人。尽可能和她们交往，能得到多少欢乐算多少欢乐。在她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女人弄得疯上加疯。
  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天，当乌尔比诺死去时，他就只剩下一个情妇了。这位情妇刚满十四岁，她所具备的一切是直到那时为止其他任何女人所未曾有过的，这使阿里萨重新陷入狂热之中。
  她叫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两年前由故乡帕德雷海港来到这儿。来时她带着家信，请阿里萨做她的校外监护人。他们确有亲缘关系。她来此是享受政府奖学金，接受高等师范教育。
  她带着行李和一只小铁皮衣箱，穿着白色短靴，扎着金黄色的辫子从船上走了下来。从这时起，阿里萨就强烈地预感到，今后的星期日，他们都将在一起。她还是个孩子，尖尖的牙齿，小腿象小学生那样还没有长毛。他立刻意识到，她将很快成为怎样的女人。
  于是，在这整整的一年中，他经常和她厮混在一起。星期六，带她去看马戏；星期天，带她去逛公园，吃冰糕；黄昏时让她象儿童一般玩得欢天喜地。他从此赢得了她的信任和爱戴。在她的不知不觉中，逐渐地，他用善良的老祖父般的手，狡诈地牵着她走进自己秘密的屠宰场。对她来说，天堂的大门为她打开了，那是她求之不得的。含苞的花蕾瞬时绽开，她在幸福的边缘漂游。这对她的求学是一种切实的鼓励，为了不失去周末离校的机会，她一直保持着班上等一名的位置。对他来说，这是老年港湾中最隐蔽的角落。在经历这么多年成熟的爱情之后，跟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调情虽说有点牵强，但也不无变态的情趣。
  他们一致商定：她表现得跟自己实际身分一样，一个愿意在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的令人尊敬的男子的引导下开创生活的女孩；而他呢，认真地表现得象他在生活中最怕的人物：年迈新郎。虽然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女孩不仅在年龄、制服、发辫和母鹿似的步态，甚至连高傲任性的脾气，都跟费尔米纳一楼一样，但他从未把她与费尔米纳等量齐观。还有，他那刻意追求的用另外的爱来代替费尔米纳的想法，也彻底从他的脑海中扫除了。他喜欢她的模样。就因为她的模样，他终于以老年人的一切痴心地狂热地爱着她。他加倍小心，使她不致受孕。在来往六。七次之后，对两个人来说，除了星期日下午在一起，就再也没有别的欢乐了。
  他是唯一可以把她从寄宿学校接出来的人，他常常乘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哈得逊牌小轿车去找她。在阴天，他有时取下车篷带着她沿海岸兜风。他戴着令人不快的帽子，她用两只手拉着校服上的海员帽不让风吹跑，笑得前仰后合。有人跟她说过，没有必要时，不要跟她的校外监护人在一起，不要吃任何他尝过的东西，也不要靠他呼气太近，因为老年病是会传染的。可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是亲戚，这是尽人皆知的。再说，他们的年龄相差甚远，这可以使他们避免任何猜疑。
  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时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在一起。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住内心的惊恐。在他年轻的时候，敲丧钟的仪式是包括在葬礼的价格之中的，只有一贫如洗的人得不到这种礼节。可是，在最近一次战争之后，处于两个世纪衔接阶段的保守党政府加强了它的殖民时期的习俗，讲排场的葬礼是如此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出得起这笔钱。
  塔尔科勒·德·鲁纳大主教死的时候，全省的钟不停地整整敲了九天九夜，公众们是如此惊惧，结果他的继承人就从葬礼中将敲丧钟这一条取消，只有在死了显赫人物时才这样做。因而，当阿里萨在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听见教堂敲起丧钟时，他感到象是他那已逝的青年时期的一个幽灵又来到了他的身边。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么多年他一直焦急等待的丧钟——从看到费尔米纳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听完大弥撒出来的那个星期天起。
  “他妈的！”他在昏暗中咕哝道，“大教堂敲丧钟，该是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死了。”
  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终于醒来了。
  “可能是为圣灵降临节敲钟吧。”她说。
  阿里萨对敲钟的事儿不是内行，对教堂里的事务更是门外汉。自从跟一个教了他电报学的德国人一块在唱诗班拉小提琴以来，他再没去听过弥散。关于这个德国人的去向，他一直没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这事他知道，的确，市里死了人，要举行葬礼。一个加勒比难民使团那天上午到过他家，告诉他，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那天清早在他的照相室去世。阿里萨不是他的挚友，但是其他许多加勒比难民的好友，这一些人一直请他去参加他们的公众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断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敲的，因为他是一个非教徒，顽固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何况又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射进来，在阿美利卡·维库尼亚嫩白的身躯上映成一道道虎皮的斑纹。她年轻轻的，想不到死亡的事。他们吃过午饭后，在叶式吊扇十面躺着迷迷糊糊地睡午觉。吊扇的嗡嗡声掩盖不住在晒得滚烫的锌板屋顶上行走的兀鹰噼啪作响的脚步声。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