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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的关系也是有这种饥饿效应或陌生化效应的。一个新朋友，彼此有意无意地都要表现出自己的最好方面而克制自己的不良方面，后者例如粗鲁、例如急躁、例如斤斤计较……而一个新朋友就像一个新景点一个新餐馆，乃至一件新衣服一个新政权一样，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某种新鲜的体验新鲜的气息，都会满足人们的一种对于新事物新变化的饥渴。结交久了，往往就是好的与不好的方面都显现出来了———当新鲜感逐渐淡漠下来以后，人们将必须面对现实，面对新事物也会褪色也会变旧的事实，面对求新逐变需要付出的种种代价。
  坚持浪漫主义的人际关系准则，在小说或者诗歌里可能是很感人的至少是很有趣的，比如发现某人庸俗时立即与之割席绝交，初见一个人听完一席话便立即拔刀相助或叩头行礼……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极端化与绝对化的做法就给人一种不明事理、化解不开的感觉，这也正如鲁迅所说，你演戏的时候可以是关云长或林黛玉，从台上下来以后，你必须卸掉妆变回来成为常人，否则就是矫情欺世了，如果不是精神病的话。
  了解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再碰到对于新相识某某某先是印象奇佳，后来不过如此，再往后原来如此，我们对这样一个过程也许应该增加一些承受力。
  与其对旁人要求太高，寄予太大的希望，不如这样要求自己与希望自己。与其动辄对旁人失望不如自责。都是凡人，不必抬得过高，也不必发现什么问题就伤心过度。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七）
  七、最好的人际关系是“忘却”
  归根结蒂，叫做与人为善。是的，我们也会碰到无事生非的人，制造谣言的人，嫉贤妒能的人，偏听偏信的人，以及各种以权谋私、以势压人、阴谋诡计、欺骗虚伪等。也许你确实是与人为善，但是你的善未必能换回来善，需知任何创造性都是———客观上是———对于平庸的挑战；任何机敏和智慧都在反衬着愚蠢和蛮横；任何好心好意都在客观上揭露着为难着心怀叵测；而任何大公无私都好像是故意出小肚鸡肠的人的洋相。你做得越好，就会有人越发痛恨你。这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人们在碰到不尽如人意的人和事以后常常会感叹世情的险恶，人心的险恶。然而，应该如何对付这种险恶呢？
  一种是以痛恨对恶。以为自己与自己的小圈子乃清白的天使，以为周围的一切人是魔鬼和恶棍，于是整天咬牙切齿，苦大仇深，气迷心窍，不可终日。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第一是神经病，第二是以恶对恶，本身就已经恶了，本身就已经与他或她心目中的魔鬼恶棍无大异了、趋同了。
  二是以疑对恶。嘀嘀咕咕，遮遮掩掩，患得患失，犹豫不决，生怕吃亏上当，总觉得四面楚歌。结果可能你少吃了两次亏，但更失掉了许多朋友和机会，失掉了大度和信心，失掉了本来有所作为的可能。这是没有出息。
  三是以大言对恶。以煽情对恶，以悲情“秀”对恶：言必称险恶，言必骂世人皆恶我独善，世人皆浊我独清；言必横扫千军如卷席；言必爆破多少吨的TNT。目前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批判。这个提法对于生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尤为正确，特别因为他们的环境里成为主流的可能是自满自足，是物质享受，是相对或暂时的平稳，是“历史的终结”乃至是霸权主义。中国的情况需要批判的东西当然也绝对不少，从鸦片战争至今我们已经用从长矛到坦克“批判”———即马克思所讲的武器的批判批判了160年；从辛亥革命到如今我们已经用武器批判和以批判作武器革了90余年的命；从“五四”至今，从党的成立至今，我们批判了80余年；从1949年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又“破”字当头，大批判开路，横扫一切，深挖细找，金猴奋起千钧棒，尔曹身与名俱灭，绝不心慈手软地批斗、斗批（改）地超额大轰大嗡地批判了30年，失去了不知多少机遇。今天，当然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许多危险许多不义，当然还需要批判批判再批判，斗争斗争再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仍将珍惜自己的善于斗争勇于斗争勤于斗争的传统，我们也知道面前还有许多邪恶许多斗争的靶子，但是如果以为廉价地表面地骂一骂娘就是承担起了知识分子的使命，那不就太对不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了，也太对不起自己念的那点书了吗？在百废待兴的情势下，如果说我们更需要至少是也需要建设性的努力，需要理性的思考，需要积累和继承一切正面的东西，需要填补大量现代文化的空白，需要把批判与继承、弘扬、保护和建设等肯定性的命题结合起来，难道不是更正确一点吗？而且，建设性的工作从另一面来说也是一种批判，是对于教条主义和僵化不前，对于脱离实际和大言不惭，对于各种乌托邦主义，对于封建主义与空想的全盘西化；也是对于利欲熏心的腐败与社会蛀虫的犯罪的批判，更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扎实准备。富强、民主、文明不可能建筑在一连串不停歇的痛骂痛斥上，而是建立在应有的物质与精神的积累与长进上。
  四是以消极对恶。一辈子唠唠叨叨，神神经经，黏黏糊糊，诉不完的苦，生不完的气，发不完的牢骚，埋怨不完的“客观”，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了，他或她已经是一事无成地定局了，还在那里怨天尤人呢。呜呼！
  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到，保持干净更保持稳定，保持操守更保持好心情，保持正义感更保持理性，保持有所不为有所不信更保持与人为善呢？许多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好的，至少是正常的。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他们对待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他们的态度。至于说到他们的毛病，不见得一定比你多，即使是常常不比你少。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努力做到使自己变成一个和善的因素，安定的因素，团结的因素，文明的因素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努力做到心平气和，冷静理智，谦恭有礼，助人为乐。而不是相反，急火攻心，暴躁偏执，盛气凌人，四面树敌。即使一时不太了解的人，只要不是涉嫌刑事犯罪，而你又没有领到刑侦任务，那么还是友好待之为先。对陌生人不可有恶意，不可有敌意，不可以无端怀疑，不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更不可以出口伤人，随意中伤，到头来只能暴露自己的幼稚与低级。
  甚至对那些或某一个对你确实是心怀敌意乃至已经不择手段地搞起你来了的人，你也可以反躬自问，我们自己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使他或她受到伤害的记录？有没有可能消除误解化“敌”为友？还要设身处地想想对方也有情有可原之处。进一步想，对方之所以险恶，不无背景来由。从另一方面想，险恶的心情和弱势的处境很可能有关系。见了草绳当蛇打，只因十年前他或她被蛇咬了个半死。再从自身方面看，嫉恨得如毒如鸩如蛇如蝎，想必是你成绩太大名声太大得到的东西太多至少是比他或她多，难怪了！而对方对你下毒手，正说明了对方的绝望。从远景看，一切个人的嫉恨怨毒，一切鼓噪生事，一切签名告状也好，流言飞语也好，棍子帽子也好，在一个大气候相对稳定的情势下，作用十分有限，可能起的是反作用。你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大可以正常动作，平稳反应，美好心态，不受干扰，让各种事务按部就班地前进，让你的生活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或者更简单一点，暂时不予置理就是了。你那么忙，那么有工作有学习有写作有业务有使命感，有无限的生活乐趣在身，怎么有可能去奉陪那些日暮途穷，再无希望，只剩下了在与假想敌的斗争中讨生活的专业摩擦户呢。
  当然，不是说任何人你不理他就没事了，也有没完没了地捣乱的骚扰的。但是我们日常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的经验是至少有七分之六即84。3％适用性，即你那个巴掌不动作的话，他也就蔫了。另有15。7％，对他们你只是不理，只是做好好先生是不行的，他逼着你向他露出牙齿，给点教训，给点颜色才罢休。我们不能因为有15。7％的人需要教训便去奉陪那84。3％的人的纠缠，那太浪费精力了，也不能因为有大多数可以用不予置理来解决便放松了对于那15。7％的人的回应。
  对那15。7％的讨厌者，必要时，看准了，找对了，在最有利的时机，你也可以回击一下。但这绝非常规，偶一为之则可，耽于此道则大谬矣，误了正事矣，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矣，也误了你的人生的明朗航行———只因跌进了阴沟矣。这类事只能是自卫反击，点到为止，及时撤退，爱好和平。所以有这样的分寸，所以讲究适可而止，固然与矛盾性质有关，与与人为善的总出发点有关，也与我们对自己的力量的清醒估计有关。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改变很多人很多事，不要以为自己占了理就能消灭谁，不要以为自己的成绩辉煌就能掩盖住别人的哪怕是小小的恶劣。手大捂不过天来，世界不只你一个人居住。尤其是不要迷信争论与批判的效用，即使是道理如长江之水，气势如泰山之峰，言语如利剑如炸弹，权威如中天白日，你批完了讲完了他听不进去还是听不进去。多数情况下你个人能够做到的只是说出你的观点令不那么偏执的人知道世上不仅仅有那么一种观点。反复矫情难有大用，反复争论只能误事。这样，你能够做到达到的都是有限的，你永远不要指望君临一切一派欢呼的那一天，真有那一天也极无聊极靠不住。特别是内部的争论斗争，常常是斗了个够，最后无结果而终。势不两立也可能有一天化干戈为玉帛。非争出个水落石出来不可的结局往往是不了了之，一笔糊涂账。用一位领导的话来说，叫做两人斗了几十年，最后两人死了悼词也都差不多。说来说去还是要看谁更以大局为重，谁更能团结人。切不可逞一时的意气，摆一副一贯正确的霸王架子，其后果很可能是鸡飞蛋打，一事无成，孤家寡人，向隅而泣。
  所以说了这么多，其实最好是从根本上忘记人际关系之说，忘记关系学。就关系求关系，只能走向穷途末路，贻笑大方，小里小气，俗不可耐。而一个人只要专心学习，努力工作，真实诚信，与人为善，平等待人，健康向上，群众关系人际关系自然能好，一时有问题受误解也不过是小小插曲小小过门。关系是副产品，是派生出来的东西，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对待关系宁肯失之糊涂失之疏忽，也不要失之精明失之算盘太精太细。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八）
  八、“为艺术而艺术”的无事生非
  非常遗憾，世界上有许多无所事事而又不甘寂寞的小才子，他们做不成什么正经事情，既弄不成政治又干不好实业，既不会打仗也不会维修电脑，他们写不成什么硬碰硬的正经理论学术著述，也写不成一篇像样的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别的什么，但他们又不安心于务工务农教学生或者搞文印，他们有心充当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却又没有勇气挑战风车，于是他们便热衷于在所谓文人学人圈子里传播流言飞语、起哄寻事、勾心斗角、惟恐天下不乱。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并非全无道理全无根据。既然文人学人圈子里有是是非非磕磕碰碰，既然有人有兴趣于这些张某长李某短的花边新闻，既然确有些所谓成功者自我感觉过分良好，摆出了不应该摆的花架子，还有既然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包括想做狗但只够做小猫小鼠的小家伙，有时也要叫一叫，并通过叫一叫赚几文稿费，这也是他们的人权，那就不妨听这些二三四流角色叫一叫。也有叫对了的时候，也有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的时候，也有抓住一失一得的时候，也有消闲解闷的功能，尤其是，也有市场，甚至比严肃的文学创作拥有更大的市场。写他们的读他们的文字总比聚众赌博斗殴酗酒练法轮功好。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人，大江大河里有虾鳖，深山老林里有虫蚁，各个角落都会有无事生非的人，挑拨是非的人，随风倒瞎起哄的人，浑水摸鱼的人，投机取巧的人，不可理喻的人，膨胀得哪儿也装不下的人。至少是言过其实终无大用的人，夤缘时会跟在强人屁股后头跑的人，嫉贤妒能小肚鸡肠的人，小有所得便热昏发烧的人……没有这些缺陷就像没有人类的另一些美好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