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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中华帝国经历了1900年的外国人，1901年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他们不但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受到了“热情的帝国”前所未有的接纳。以至于当年冲杀进来的联军中间有不少官兵没有跟随部队撤走，而是在北京逗留了下来。两个法国人，一个叫傍扎，一个叫白来帝，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一间酒馆，卖两毛钱一杯的葡萄酒，下酒的菜是煎猪排和煎鸡蛋。不久白来帝自己跑到长辛店又开了一家小酒馆，于是傍扎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作把小酒馆迁到了东单菜市的西边，挂出的牌子叫做“北京饭店”。两个洋人没想把生意做得多大，因为挨着他们的小酒馆，还有西班牙人开的饭店、美国人开的妓院和德国人开的珠宝店，但是他们卖的是军舰带来的酒，不用上税，只要从木桶里把酒灌进瓶子里，价钱就翻了10倍，于是惟独他们的生意发达了——那个小酒馆就是如今北京饭店的前身。
  有个叫维利戈拉的意大利海军士兵更是活得滋润。他跟随联军打进北京，却在联军撤军的时候溜号了，他留在了帝国开始了异国“创业”的生涯。先在东单牌楼附近开了个只有百来人座位的“电影院”，票卖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他又在东交民巷开了间咖啡馆，然后又开办了一间啤酒厂。几年下来，生意做大了，钱也赚足了，成了百万富翁。他娶了中国老婆，买了车，在京郊盖了别墅，叫做“维家花园”，如今的温泉乡政府就在一百年前的这座花园里。
  无论是回国的还是没回国的洋人们，甚至这个人自己，都把那个惹下“巨祸”的皇储忘得一干二净了。
  皇储大阿哥在回京以后，因为在西安的放纵被慈禧打了40板子，又迫于洋人的压力被废除出宫。父亲载漪被流放了，他只有住在亲戚家。没几年就把家当挥霍干净，但是还摆皇储的架势，说：“蒙古十八家王子都是扶持我的！”高雨伯撰《听雨楼杂笔》记载了这个帝国“准皇帝”的日子：每日不得一饱，终日叹息“我是一个房子地亩都没有的人啦，宫中的生活，俨如昨日……”后来有人看见他担着两只筐在地安门和鼓楼附近卖臭豆腐，京城里的老人们都记得他叫卖的吆喝声，说那声音很特别，嗓子好，唱戏似的阴阳顿挫：“来买前门外延寿寺路西门牌23号真正老王致和的臭豆腐！”
  突然东交民巷的巷口响起剧烈的锣鼓声。
  今天是什么日子？中国人怎么啦？
  洋人们出来观看，顿时吓了一跳：满眼全是他们似曾相识的“兵器”：两个开道的锣手走在前面，一只二尺直径的明晃晃的大铜锣挂在红漆杆上，杆子的一端挂着红底黑边的大旗，上面书写“开道”二字。然后是金灯四对，两米高的立杆上有黄色的伞帽，下面挂的是四面玻璃的座灯，里面燃烧着红色的蜡烛。接着就是由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和金长枪组成的执事队伍，然后又是四座金灯，接着是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和象鼻刀。然后再是金灯四座，接着是金立瓜、金天镫、金兵拳和金钺斧。这些“兵器”混杂在清道旗、飞虎旗、飞凤旗和飞龙旗之间，发出耀眼的金属光泽。洋人们回想起来，好像去年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过这些古怪的东西，不过那时是举在义和团农民们的手里——中国人要干什么？在巷口等活的拉洋车的告诉被吓着了的洋人：您踏踏实实的站稳了吧，那些家伙都是木头的，上了一层金漆！赶上了就开开眼，哪家大宅门今儿迎亲呐。
  洋人们于是十分惊讶中国人两性结合时典礼的豪华。“兵器”过去了就是仪仗。一面高竿上悬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后面是两柄足有三米长的翠绿色的扇子，上面镶满了小镜子，中间有四个金字：子孙万代。两个巨大的遮阳伞，伞很大，举伞的人把伞柄插进腰间的竹筒里，伞的两边还有两个人用黄绸子拉着。无数美丽的宫灯，用红色的漆杆挑着。宫灯后面是乐队，锣、鼓、唢呐、海笛、笙，乐队至少有五十人组成。然后是抬着一个美丽新娘的轿子来了。这顶颜色鲜艳的巨大的花箱被一群穿戴奇特的轿夫们簇拥着。绿嫁衣，上面绣着金色的喜字，红色的肩搭，黄色的裤子，青色大绒的帽子和青色的靴子。而一面大红云缎的伞角形大旗更引人注目，那是一面三米长的大旗，被两米长的白旗杆举着，上面是圆形的伞盖，伞盖上的大字是“爱民如子”和“德政孚嘉”。下面的伞角旗上挂有无数排五彩的小飘带，飘带上用金字写着人的名字——为什么中国人在这个典礼上要开列这么多的人名？还是拉洋车的说了话：这叫万民旗，上面写的那些人，都是献旗人的名字。为什么献旗？意思是说，这家的老爷为国为民积了大德啦！
  1901年帝国的婚礼仪式照旧，只改变了一个程序，那就是联姻的两家在互换喜帖时，把原来的“端庄顿首拜”这几个客气话简化成“顿首拜”了，原因是端王和庄王现在是皇犯，帝国需要避讳这两个字——据说原来的客气话是“端肃顿首拜”，同治年后，王爷肃顺被太后杀了，才改成“端庄”的——不愿意改变一切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改变可以十分迅速。
  冬天过去了，“二月二”快到了。宫里面也装扮了起来，太监们点燃了巨大的宫灯，把紫禁城照得一片殷红。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了几场外国马戏，召见了一次翰林们，并且哭了一常她赦免了1900年从京城逃跑的所有的官员，然后赏赐了他们，最后她在一场春雨过后看着宫女们在一块废墟上平整土地好种萝卜。
  春天来了，在杨柳轻飘艳阳高照的一天，慈禧打扮得格外艳丽：粉色绣花衬衣，外面套着绣着金丝凤凰的孔雀绿的绸褂，褂上的凤凰被绣得飘然欲飞，凤凰的口里还衔着精细的珍珠一串。慈禧手指间夹着一条绣了牡丹的金黄色湘绣手绢，踩着盆鞋，一摆一摆地走出来了。她今天要宴请各国驻华公使的夫人们，她们是：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美国参赞韦廉的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的夫人及其女儿，日本公使尤吉德的夫人，葡萄牙代理公使阿尔密夫人，法国参赞坎利夫人和法国武官的夫人，英国头等参赞瑟生夫人，德国公使夫人以及海关外国官吏的夫人们。慈禧对外国夫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感到惊讶，说她们的衣服没一件合身的，说她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国的衣裳比旗人的衣裳好看。公使夫人们宣读了对帝国皇太后的“颂词”，和慈禧“握手”，谈话，然后吃饭。吃饭时，“有鼓乐一班，奏欧洲曲调”。慈禧又对外国妇女的脚、皮肤和眼睛发了言，说原来听说西洋妇女的脚很大，走起路来扑通扑通的，很可笑，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不过西洋妇女的皮肤很白，但是“两目间则有白毛被之，尔固以为美否？”至于眼睛，颜色多样倒是不难看，可是“惟睛做绿色，殊不秀媚，望之令人忆彼猫眼也。”宴会结束后，看戏。
  宫中今天供奉的戏码戏是《玉堂春》。那个叫做苏三的美丽女子在皇宫金碧辉煌的舞台的映衬下，显得愈加楚楚动人。太后微笑着，因为这些戏子还算懂事，开戏前太后临时改的戏词现在就按太后的意思唱上了。光绪皇帝照例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看见苏三戴着罪人的枷链走上台来时，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史书记载：“帝既久失爱于太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帝不得问朝政，例折则自批之，盖借庸暗以图自全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6页。）洋人们对中国戏里的男人扮演女人感到很不习惯，但很快令她们惊喜的御膳房制作的小点心端上来了。太监们个个鬼鬼祟祟的，一到宫里唱戏的时候他们便显得很忙，在戏场上走来走去——陪同看戏的帝国大员们因为宫里不许吸鸦片而坚持不住，但又绝对不能在皇帝和太后面前失礼，于是向太监们买泡过鸦片的茶水，一杯茶100两银子。
  月亮飘荡在夜空的浮云上。明月照耀着帝国阔大的宫殿、参天的古树、逶迤的城墙，照耀着它美丽的山河。
  整个世界都为中国人于苦难之后迅速复苏的能力感到震惊。以致洋人们得出了“中国人伟大的生命力与尚未开化民族的原始生命力不是一回事”的结论：游牧阶段的中亚人、尚处于渔猎阶段的东南亚雅克人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他们的原始生命力来自发达的肌肉和身体各个器官容忍恶劣环境的能力。历史的事实证明，这些原始民族一旦遭到异族入侵，其生命力便显示出极端的脆弱。他们能用弓箭来抵抗登陆者，但他们抵挡不住入侵的“白人携带的正常的细菌”。“在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欧洲人传染给未开化大陆上的疾病，很快就能把土著人扫除干净，这些疾病所发挥的作用比他们的火枪大得多”。世界各地的土著人因为没有对近代文明社会产生的新病菌的免疫能力而死亡。只有中国人，他们在异族的入侵面前不但没有死亡并且活得很好的根本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文明的诞生比任何入侵者都早，而且早了千百年。“在高度农业化的国家，每一棵花草都是病菌的携带者，臭水沟代替了清澈的小溪，到处是适宜蚊子孳生的稻田。”当中国那位名叫李时珍的著名医生到处给中国人治病的时候，很多广泛流行于中国城乡的病症入侵者们恐怕还没听说过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脖能让中国人倒下去，中国人特殊的生命力和忍耐力使外国人感到吃惊又羡慕：人们饮用运河污染的河水而不患痢疾。天花只是一种轻微的小麻烦。麻疹和猩红热是普遍的疾病，中国人忍受高烧的能力使他们往往从死亡的边缘又走了回来。一个外国医生匆忙地乘船去给一位难产的中国妇女接生时，等他到达的时候看见那个妇女已经开始捕鱼了，而婴儿就被放在船板一角的竹筐里。中国人可以在不使用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忍受外科手术的痛苦：“一个中国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腹部被划开，乡村医生把肠子连同细菌一起送回他的腹腔内并且把肚皮缝合起来，结果这个中国人很快就康复了。”外国医生一致认为，“中国人的身体中有一种特殊的、比外国人优越的东西，这种东西总能帮助中国人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洋人们于是认为：“一种特殊的种族生命力在这个种族所长期经受的严酷生活中形成，与我们北欧祖先所经历的历史阶段相比，中国人经历的这种阶段的时间更长。这与其说是提高了这个种族的体能，不如说培养了他们受伤之后复原的能力和适应一切生活环境的能力。”（（美）Ｅ。Ａ。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　4～46页。）只是，有历经苦难而不倒下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忽视、忘却痛苦——甚至是剧痛。
  ＇快板］
  玉堂春好比那花中蕊，
  王公子好比采花蜂。
  想当初花开多茂盛，
  他好比那蜜蜂儿飞来飞去采花心。
  如今不见公子面，我的郎呀，
  闪锤，接西皮摇板］
  花谢时怎不见那蜜蜂儿行？
  皇宫里的苏三的声音哽咽，和着夜风儿飞出宫墙，和京城戏园子里各种各样的华美的唱腔混合在一起，向着帝国壮阔而广袤的原野飘散而去。这声音使整个帝国从皇家到平民都柔肠百转，心驰神往，因为中国所有的戏文无不在渴望着公正与宽容。
  这个民族崇尚公正。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时代都是一部宽容的历史。
  大幕垂落，戏结束了。
  清晨，京城里遛早的人发现那些残破的城墙墙头上冒出了嫩绿的草芽。
  “二月二，龙抬头。”中国人相信这一天是沉睡了一个冬天的“龙”苏醒的日子。“龙”睁开眼睛，打个哈欠，然后兴云作雨，于是一个新的春天便来临了。这一天，中国人家家户户要吃一顿龙须面，再吃一顿刻出一片一片“龙鳞”的面饼。然后等待着春风和春雨滋润土地，他们好播种、耕作、收获，好过日子。
  没有哪一个人和哪一个民族喜欢自己身上的创痛。当这个人和这个民族终于有勇气、有力量正视自己的创痛的时候，那种认为侮辱与损害合理的说法应该被郑重地警惕和注意，因为任何说辞只能增加历史情节的曲折却绝不能令历史的实质含混。而那些在1900年到1901年间侵入中国的人，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