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九）月十九日（10月30日）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内，遂成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授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扶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玻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暝。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共事之人，此次复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纡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王亮编：《西巡大事记》，卷十一，第11～12页。）李鸿章还遗留一诗，更是悲凉凄怆：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高拜石：《南湖录忆》，第332页。）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令“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而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
  大清帝国再也没有了“舍我其谁”的李中堂。它如果再面临国破山河碎的危机时该怎么办呢？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了皇皇大作《论李鸿章》，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他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他将李鸿章和中外历史上的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逐一类比，得出无一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结论：“今日举朝二品以上大员，五十以上达官，无一能及彼者，则吾可以断言也。今后如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不可复观也。”
  日本国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笑骂痛斥之时，万“不可不深自反也”，万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不复自知其罪”也。
  而李鸿章为中国国计民生的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的事业，令他身后的中国人一直在受益。
  但是，直到今天，该怎样评价一百年前的这个不同寻常的帝国重臣，中国人大多的定论与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含着泪水和惊慌的慈禧到达了保定。
  保定火车站的站台上插满了“五色旗”，即袁世凯命令制作的五种颜色的旗帜。车站的地上跪满了身穿官服的官员。官员们磕头之后纷纷献上礼物，把朝廷的总管太监忙得够呛。刚刚接任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献上的礼物是一对鹦鹉，一只会说“老佛爷吉祥如意”，另一只会说“老佛爷平安”，都口齿娇脆，宛如童子。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安排慈禧在这里乘火车回京城——他特地为慈禧制造了一节豪华的“龙车”。慈禧登上“龙车”的时候感到很新鲜，这是她此生第一次乘火车。站台上响起乐队的奏乐声，慈禧听那动静更新鲜，原来是一支西洋乐队在吹奏一支西洋曲子，这些也是袁世凯弄来的“稀罕玩意儿”。
  慈禧乐了。袁世凯这个名字从此牢牢地记在了她的心里。
  火车开动，群臣磕头，乐队吹奏起“进行曲”。可能连袁世凯都不知道，这首叫做《马赛曲》的曲子是法国国歌。
  慈禧乘坐的那列“龙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奇特的东西：10年之后，它成为了颠覆大清帝国政权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的专车。又16年后，它载着一个名叫张作霖的中国军阀，在一个叫做皇姑屯的小车站被日本特务埋下的炸弹炸成了一堆碎片。
  “龙车”到达北京。车站上早已准备好了“金漆宝座，祭坛用品及其各种贵重佳瓷，以备太后皇上之用。”长达三十多节的火车进入站台后，站台上发出“万岁”的山呼海啸。紫禁城里的皇家仪仗全部出动了，所有的京官全部来到车站跪接。首先下车的是大太监李莲英，他忙着监视随从往车下卸东西，从西安带来的箱包“堆积如山”。然后是光绪。光绪没有抬头，直接进了轿，走了。最后慈禧下车了。慈禧走出站台，迟疑了一下，对旁边的人小声地说：“这里怎么有那么多的洋人？”
  洋人们带着他们花枝招展的家眷们都来接驾了，他们被有计划地集中在固定的一个区域里。洋人们向中华帝国的皇太后和皇上脱帽致敬。内务府大臣继禄微笑地提醒洋人们：“脱帽，脱帽。”慈禧站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面前，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她愿意让人们观看她。她需要让整个帝国和全世界都清楚两件事：一、她和她的政权不但依旧存在，而且还很稳固；二、她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忙活完的李莲英把行李清单给慈禧看，慈禧很仔细地看了，然后点点头。
  慈禧开始发赏，赏在场的所有的人。慈禧的大方令所有的人无不惊讶。全是白花花的银子，都是袁世凯事先为她准备好的，达百万两之多。
  慈禧一行走到正阳门前，她再次走出了轿，给城门下的关帝庙上香。
  正阳门城楼现在是假的。真的城楼已经被洋人烧毁了。为了迎接慈禧，也为了不让她伤心，用苇席和绸缎在废墟上搭了个布景。
  又有太监对慈禧说：“老佛爷，那么多洋人！”
  洋人们站在被他们烧毁的城楼上，向下观看帝国的皇帝和太后拜关帝。
  慈禧“仰见西人”，然后微微地“俯首而笑”。
  洋人和他们的家眷们都在看见帝国皇太后的那一瞬间惊讶得叫出声来，他们惊异于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一个60岁的女人美貌依稀可见。
  6、雪后城头草色新
  一场持续数天的大风雪在一个清晨骤然停止了。洁白的积雪铺展在紫禁城的琉璃瓦顶上，铺展在皇城外的胡同院落里，使整个京城显得安详而静谧。大雪遮盖了烟熏火燎的王府废墟，遮盖了一座座城墙上残留的血迹，遮盖了官员上朝的纷乱的马蹄印和车夫们拉的洋车的车辙。当太阳露出半个冻得通红的脸时，帝国的都城仍毛绒绒地躺在北方的原野之上，落满天地间的白雪令它犹如沉入梦境。
  突然，仿佛天边传来的一声歌唱——这是一个女子温存细弱的声音，娇嗔着、颤抖着、缭绕着，然后一下子清亮起来，于是，整个京城瞬间被惊醒了。
  漫天的风雪一停，戏班子首演的戏为“开箱戏”。今天京城里的开箱子戏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名叫《玉堂春》。《玉堂春》说的是妓女苏三和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相识相爱，两人共誓白头偕老。可王金龙因为银子花光了被妓院赶了出来，苏三被迫卖身于一个富商为妾。富商之妻因与他人私通而毒死了丈夫，反诬陷是苏三杀人，于是苏三被官府问成死罪。案子从洪洞上到太原衙门复审，审问者竟然是当了八府巡按的王金龙。王金龙既念旧情不能自持，又顾身份不敢相认，最后经过戏剧性的思想道德交锋，王金龙从中斡旋会审，苏三被判无罪，有情人得以团聚。《玉堂春》全戏一折又一折，不是一天一夜能演完的，而其中最熟悉的一句唱词是：“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哪怕是在与洪洞县相隔千里的京城金鱼胡同里，老人也可能在一大早起来之后，一边喂着笼子里的鸟一边哼上一句关于苏三的事。
  名剧名角惹得京城人趋之若鹜，神魂颠倒。戏园子门口人山人海，日场夜场场场爆满。骡车塞满了积着白雪的街道，仆人们满头大汗地为官吏和他们的家眷挤出一条入场的通道。尽管夜场一加再加，但还是把大量的观众挡在了戏园子的外面。没有买到戏票的和没有钱买戏票的各色人等久久地流连在戏园子周围，他们在凛冽的寒气里聚集在一起，激烈地为女主角跪唱时甩长发的身段、老解差白鼻梁的扮相和“苏三离了洪洞县”唱段尾音的味道而争论不休。同时，他们巴望着能够等到散戏的时候看上一眼名角的风采。突然，空中传来苏三那凄清委婉的唱腔，人们都不由地愣住了。循着声音奔过去，原来戏园子的棉门帘高高地挑开了，这是戏班子的班主和戏园子的掌柜对前来捧场的各位的照顾，关键唱段的时候让大伙都能听见，都能大声地喊一声“好”。于是，街道上迅速地安静下来，只听得那细如游丝般的歌唱嗡嗡嘤嘤地飘荡而来，这声音牵扯着每一个人的心，使他们都站在雪地上屏住了气息：洋车夫、饭铺伙计、绸布店的掌柜、乞丐、教会学堂的学生、官府衙役、托着鼻烟壶的旗人少爷、跑买卖的外省人、赶了几个饭局骑在骆驼背上打着饱嗝的官吏和恰巧出来给主人买夜宵的老妈子，京城里的人都在节奏鲜明的鼓板中渐渐地瞪大了眼睛，这是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运转的寂静的时刻。然后，突然，仿佛是洪水终于冲破了堤岸，京城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一声喊：“好——”没有人会拒绝承认这个庞大帝国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北方庄稼的长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茁壮，覆盖着原始森林的黑土地的空隙中是向日葵和高粱的海洋。大量的日本货船在军舰的保护下在海港卸货，日本制造的木工工具、洋铁桶、猎枪和玳瑁梳子十分畅销。冻土解冻之前通往关内的大道上，由数百辆四套马车组成的车队一队衔接一队，它们正日夜不停地向关内运送东北的土产，沿途的车马店里住满了大碗喝酒的乐观豪爽的赶车人，他们在微醺时刻讲述的关于深山里的神灵、臀部和胸脯都丰满无比的女人以及俄国毛子生吃袍子肉的故事，成为帝国北方永远的传奇。在帝国的南方，广州码头仍然是最繁忙的贸易码头，无数货船拥挤在肮脏的珠江水面上。搬运的苦力、洋人包办、中方买办以及夹杂在货船之中的各式各样的花艇上的花枝招展的妓女，一切都使这个潮湿多雨的城市永远散发出一种类似熟透了的榴莲的气味。在另一个大城市上海，穿着干净体面的洋人隔着玻璃窗看着码头上刚到的货轮卸下，然后再去挂着一层叠着一层的豪华吊灯的大厅里倾听着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那只挂在股票交易大厅中央的亮晶晶的小铜钟果然叮叮地响起来，一个新的交易标准诞生了。而此刻，帝国古老的北京城慵懒地躺在春天和煦的日光下，城墙上被炸弹炸出的缺口和洋人们为了把铁路铺设到使馆区而扒开的城墙豁口让帝国古老的城墙显出一种怪异的模样。但是，京城人并不理会这些，它们随后就成了乡民、市民以及贩运私酒的贩子出入北京城的便捷通道。前门城楼已经凑齐了银两开始重修，每天都有不少洋人前往围观，他们对中国工匠竟然不用一颗铁钉而把脚手架搭上云霄感到万分惊奇。被烧毁的市场很快就被临时的零售席棚覆盖了，琉璃厂上的珍奇古玩格外的繁多，不少是“宫里出来的玩意儿”。花市大街除了从城西南花乡运来的大量鲜花应市之外，手工的绒花今年也格外好销，因为京城开始流行女人头上戴红绒花，无论府邸里的大太太少奶奶还是来自三河县的老妈子都讲究在鬓上插一朵。未出阁的姑娘们则在旗袍的斜襟上挂上一串，走起路来身子一扭一扭，花串一摆一摆的。南城先农坛一带的民房烧光了，正好亮出了场子，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变戏法的、耍流星的、卖膏药的和拉洋片的，集中在一起献艺，惹得那片废墟之上终日人声鼎沸。
  1901年，新世纪开始的一年。
  这一年，刚刚制造出四轮汽车的美国青年福特给他的弟弟写信，兴奋地描述他的新款汽车的诞生将会给他带来的财富：“谁不想赚大钱？我就是最疯狂的一个。”
  这一年，第一束无线电“摩尔斯电码”从英国柯尼什奥海岸传送到2000公里之外的纽芬兰岛。
  这一年，一个叫做澳大利亚的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诞生了。
  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