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就把“利”与“义”严重对立起来，使“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奸”，从道德意义上讲，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不可靠。因为如果一旦“利”足够的大，“奸”商们就可能连国家都敢当做“商品”拿去交易。数千年来，这个东方帝国的国家政治一直建立在“君子取义，小人趋利”这种严谨而浪漫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帝国的平民还是帝国的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严密的政治统治中的一个道德符号，死去的圣人和活着的皇帝的界限模糊地合二为一，成为这个帝国最高道德标准的象征。但是，持有这种观念的民族终于在20世纪初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况：除了中国的古典哲学之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说，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美学无一不是从分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商品经济规模和贸易往来样式而发端的，离开了商品经济的一系列参数任何学说都无法科学地确立。因此，当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商品社会之后，外部势力不惜使用炮舰强迫封闭已久的中华帝国“做生意”，帝国的社会动荡由此开始前所未有地频繁了起来。中国人发现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稳固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时常显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迹象，于是关于“道德危机”的呼吁始终贯穿在帝国晚期的历史中。帝国呼吁的核心是：外敌可御，国贼难防。
  1900年帝国南方的数省大臣长久地被中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这些帝国南方大员的职务和名字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竣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另外，两广总督李鸿章虽因奉旨北上议和而没在“无耻之徒”的名单内，但他是最先倡导“互保”的最重要的南方大员之一，因此也难逃历史恶名。
  帝国的这些南方大员共同具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正在这个古老的帝国里以极大的热情创办着各种近代大型“企业”——那在黎明中响起的机器制造声穿透帝国南方浓浓的湿雾向着辽阔的天宇扩散，直至迎来普照清山绿水的明媚的阳光。帝国南方的大员毫无例外地都属于中华帝国第一批“下海”的朝廷命官——这可谓是国家的大“奸商”了！
  当帝国北方义和团们“灭洋扶清”的旗帜席卷山东、直隶，帝国政府支持义和团行动的暗示已经被官方渠道证实了的时候，帝国南方官员们的反对态度出奇的一致，他们“见太后所行，自招灭亡之政策，极为焦虑，发电力阻”。（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莫不谓拳匪酿祸，贻误国家，疾首痛心，同切忧惧。”（同上，第195页。）南方的官员们一反帝国官员历来在政治表态上的隐讳暧昧模棱两可的惯例，没有拖延、沉默和秘密勾结的阴谋，而是各自迅速地用奏折的方式直言不讳地向慈禧表达了“坚决剿灭，以绝后患”的政治主张。湖广总督张之洞明确下达了对义和团“实力弹压”命令，而在帝国政府对外宣战的前一天，即6月20日，朝廷接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的一封电报：“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所谓“众议”，说明帝国的南方大员之间已经经过协商并达成了立场上的一致。他们不顾朝廷的明确倾向，强烈要求慈禧“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弭外侮”。李鸿章的这封电报到达北京的时候，德国公使克林德已经横尸崇文门街头了。帝国北方的政治局势自此陷入了一片混乱。
  尽管帝国的南方没有发生任何动荡的苗头，但是长江江面上还是出现了异常，引起异常情况的是英国人。
  1900年中华帝国的长江两岸是英国商人的巨大“市潮，因此北方义和团的举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帝国北方农民们的造反队伍如果向南开进，将严重危及英国在帝国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向长江派遣军舰，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朝廷宣战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奉英国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法雷斯说的话令张之洞立即警惕起来。法雷斯说：“如果长江流域发生动乱，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何文德：《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这个外交辞令的含义很明白：如果义和团蔓延到长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国将向这个地区出兵。张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时候，会和英国领事协商的。但是，这里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帝国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回答的含义也很明确：他有能力防止义和团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国人的一番“意”。帝国的南方官员不愿意看到英国军舰深入长江水道，因为此先例一开，各国军队就会随之蜂拥而至，那样帝国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张之洞随后立即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了电报，在两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后，他们联名致电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国一旦派军舰进入长江，定会引起中国百姓“惊谣生事”，那样的话各国“援照效尤，更难收拾”。
  必须寻找出一个令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办法。张之洞在先前给英国领事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贴出告示，严饬各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
  这就是后来演变成著名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发端。所谓“互保”，简单地说便是：帝国南方官员绝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的举动，不承认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诏书》的合法性，并且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国南方采取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任何过激行为，必须遵守帝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和中方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品贸易。
  普天之下，皇土之上，帝国的官员曾几何时敢说朝廷的诏书不合法？而现在，帝国南方的封疆大臣要联手保护帝国东南的安全和利益，为此他们不惜抗旨！
  大理寺卿、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的命令。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扣押下来，然后立即给李鸿章发了电报。
  这是一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它不但准确地预测了帝国政局发展的未来，而且首次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荆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十二。）李鸿章立即把这封电报转给了刘坤一、张之洞。
  6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绝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到了。面对上面盖有皇帝玉玺的圣旨，官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宣战诏书》的表态只是态度，现在朝廷要让他们行动了。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甚至可以消极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这些“小节”放进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的代名词。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
  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帝国政坛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防止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政府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一百年前，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当干燥荒芜的北方黄土地上突兀地耸立起帝国的各种衙门的时候，当红墙绿瓦下的皇家大道上骄奢地横行着帝国官员的八抬大轿的时候，当带菜色的农民们抛田弃舍地聚集在京城的府邸中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的时候，当象征着帝国威仪的皇家高大城墙在洋人的炮火中烈焰腾空的时候，当能够细数宫中秘史的京城百姓在烈日下眯着眼静听有关朝廷的最新传闻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正细雨绵绵。连绵的细雨使帝国南方红色沃土上的绿色植物一派生机盎然。在木棉和棕榈掩映下的城市里，最高大的建筑物是金融和现货的交易场所，中外商人们的汽车和马车竞赛似的风驰电掣，即使是最下层的农民也在道听途说地打听着目前大米的市场行情和丝绸的出口报价，因为他们需要及时调整自家的插秧和养蚕的比例。中国广东自秦始皇时始设郡，是帝国对外开放、贸易通商最早的地区。南朝时广州已经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到了隋唐，这里又成为整个帝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唐代著名的“通海夷道”便是从广东始发，经过越南，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海岸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这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清帝国中期实施的闭关锁国几乎使帝国所有的沿海贸易口岸全部关闭，而广州作为惟一的一个例外被准许依旧通商，照样买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帝国每年通过广州口岸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8000万两白银，即使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帝国陆续对外开放了上海等口岸，可广州的贸易额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全国的首位。商品贸易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近代工业的崛起。1845年广东出现了一批以造船业为龙头的近代“外资企业”：英商的“柯拜”、“诺维”、“高阿”、“福格森”，美商的“和旗”等等。而民族资本的随即投入标志着中华帝国近代工业历程的开始。1872年，在广东，仅民族资本的丝厂便有二百家以上，同时还有印刷厂、电灯厂和造纸厂等，城市工人总数达六万人以上。更重要的是，帝国的官方衙门开始插手工厂企业的建立和经营了——广东近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坞、轮船招商广州分局等著名企业开了这个千百年来鄙视经商的巨大帝国的“官商”之先河。
  上海，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它扼守江海咽喉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将是世界贸易往来中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商品贸易的巨大内在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