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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五岁的载湉被一个宫内的嬷嬷抱起来进入了一顶轿子，从此他成了一个命运悲惨的孩子。
  因为劝说慈禧不要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修建颐和园而被“杖杀”的太监寇连才回忆：（光绪）自五岁起，无人亲爱。虽醇邸福晋，亦不许见面。每日必至西后前请安，不命起，不敢起。稍不如意，罚令长跪。一见即疾言厉色。积威既久，皇上胆为之破，如对狮虎，战战兢兢。日三膳，馔虽十余，然离御座远者半臭腐，近御座之馔，即不臭腐，亦久熟干冷，不堪下箸。以故皇上每食恒不饱。有时欲令膳房易一适口品，管膳者必面奏西后，西后辄以俭德为责……（《清代野史大观》之《寇太监述闻》。）要不是深宫太监的披露，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就是帝国皇帝过的日子。至于慈禧出于什么目的和心理如此虐待小皇帝，史家多有分析，但始终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不能解释的原因是，按照人间常规思维，慈禧的举动实在不可理喻。如果硬要寻找理由的话，只能认为这是慈禧的一种故意，她在虐待一个巨大帝国的皇帝中获得了某种快乐——虽然她当不了帝国的皇帝。或者，她在有意地从小培养帝国的皇帝对她的遵从和恐惧。
  这一点慈禧确实做到了。这个叫做载湉的孩子由于长期的恐惧，连想说的话都说不清楚，而且特别的胆小：“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光绪的亲政大典在光绪十五年的二月间举行。被慈禧“精心培养”的载湉已经19岁了，按照中国的观念18岁就是成人了。慈禧必须交出权力。但是，慈禧制订的一个规矩令她依旧是权力的核心，即：光绪皇帝每天所批阅的奏章文件都要送颐和园慈禧处审阅；二品以上官员的罢免和任命必须请示太后才能最后决定。这个规定有一句最关键的话：“皇上不能自专”——这也许是帝国有史以来最难以理解的一句话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子一言九鼎，皇帝是天下惟一一个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行做出解释的人。不能自行做出决断的皇帝还叫什么皇帝？更令光绪感到难过的是慈禧对他的婚姻的干涉。在选择皇后的时候，慈禧以命令的口吻指定他必须选择桂祥的女儿，而光绪根本不喜欢甚至讨厌这个女人。光绪皇帝婚后生活之凄苦可想而知，他对皇后根本没有建立正常夫妻感情的可能，皇后便到慈禧那里去哭诉皇帝对她的冷落，于是慈禧把怨恨全部发泄到瑾妃和珍妃的身上，这种发泄又反过来导致了光绪对慈禧的更大的逆反心理。后人把慈禧干涉光绪的婚姻大事所造成光绪与慈禧之间的不和，说成是帝国晚期国家一切不幸的根源，虽然偏颇，但也有道理。皇族奕谟说过：“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两语概括了1900年帝国灾难的最隐秘的根源，可谓简明扼要。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囚禁的光绪因苦闷而生病，因生病而万念俱灰。帝国的皇帝几近疯癫了。但联军对北京的攻击却使皇帝的精神状态有所复原。光绪的重新清醒令慈禧严重地警惕起来，慈禧绝不允许皇帝再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既然他曾经病到了连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机会——皇家的祭祀——都必须放弃了。
  离开雁门关之后，慈禧的心情变得烦躁起来。在往太原去的路上，一个晚上竟然连个避风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好容易找到了一个泥屋，进去一看，里面放着数口大棺材。随行人员见慈禧脸色发青，全跪下来“请罪”。慈禧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能抬走就抬走，抬不走就在这里吧。慈禧在棺材边吃饭，食物是附近的一个看管监狱的狱官大老远地送来的，其中的几个鸡蛋让慈禧恶劣的心情稍微缓解。最后，慈禧一行终于到达太原。接着荣禄也从保定赶到。因为不能回京主持国事而愤怒不已的光绪皇帝立即把这些大臣召来，他情绪冲动，高声训斥，历数这些大臣往日的荒唐举动，严厉指出庸臣、内奸不但要为帝国的今天承担负责，而且要为此付出代价。毕竟还是皇帝，毕竟谁都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心里没底，尤其是对往后慈禧是否还能控制局面没有把握，因此大臣们个个心惊胆战，汗流浃背，尤其是端郡王载漪，退出来时还双腿发软，两眼发黑。
  自逃亡时起就没看见过荣禄。荣禄现在来了，很好，终于又可以和他单独在一起说点什么了。慈禧和荣禄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本来就令人奇怪，野史传闻又把这一男一女说成是颇有历史渊源的情爱关系，使得这两个人只要同处一室关上房门，就总会让满朝文武觉得有些异样。最让人将信将疑的是曾经当过慈禧的贴身女官兼英语翻译的德龄的著作，她在其中将慈禧和荣禄的关系提前到慈禧被选秀女之前，任紫禁城禁卫郡统领的小伙子荣禄和二八佳人兰姑娘已经是暗中约会的情人了，而且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十分明确。尽管史家从当时双方的年龄和家庭所处地等因素分析，都认为这绝对是牵强附会的胡说八道，可这个在欧洲长大的女官硬是把两个年轻人的约会描绘得风情千种温柔万般，犹如故事发生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树影深处。尤其是兰儿被咸丰“临幸”的那天晚上，年轻的禁卫军军官荣禄在紫禁城城墙外长久徘徊，仰天长叹，如此情景倒让人愿意相信此事为真，哪怕是纯属捏造，因为它毕竟给充满冷酷的帝国宫廷添进一些人间气息。
  荣禄禀报了北京遭到联军屠杀和抢掠的情况，禀报了崇绮的死。慈禧长久地不说话。这天夜里，她“通宵未寐”。天色薄明时分，她走出那间“地既潮湿，且有异味”的小屋，看着帝国北方苍凉的黄土高原，语从者曰：“不料竟至于此，诚可愧痛。唐元宗遭安史之乱，亦蒙尘于外，目视其宠妃之死而不能救。余今所处，殆尤过之。”（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77页。）荣禄在逃亡的路上还顺便办了另一件重要的事。天津前线望风而逃的帝国军官陈泽霖趁着国乱卷走了巨额军费，慈禧曾经让他严厉查办。现在他给了慈禧一个答复：陈泽霖没有贪污，银子是让洋兵们抢走的。荣禄之所以为姓陈的开脱，据说是接受了陈泽霖的礼物，礼物包括：现银4万两、上等燕窝10斤，丝绸4箱。这些东西是由一个姓叶的军官不辞辛苦地追赶上逃亡的荣禄，请荣大人当面清点的。
  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为慈禧准备了一切，金银器皿都是1775年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时使用过的，全部是宫廷珍品，一百多年了依旧光亮如新。慈禧说她在北京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她舒服得不打算再走了。但没过多久，她便感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太原是杀洋人杀得最凶狠的地方之一，毓贤是洋人们点名要“惩办”的帝国官员。有消息传来：联军要找毓贤算账，准备对山西大举进攻——“踏平山西”。慈禧召见毓贤，她让毓贤“近前”，然后说：“去岁汝请训时，力言义和团之可靠，可惜你错了，今北京城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内，已无洋人，人皆称汝之能，余亦知之。现洋人报仇，索汝其亟，余或将革汝之职……但汝不必因此伤感，此举不过遮外人之目而已。为国家计，不得不出于此。”毓贤丝毫没有含糊，叩首答曰：“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臣已预备革职受罪。”这时，屋外传来怪异的动静，一看，皇储大阿哥正拿着把大刀乱耍，大刀是当初毓贤为义和团们杀洋人专门打造的，上面刻有“毓”字，是刚才毓贤送给皇储玩的。慈禧看见这个情景，心情更加复杂，遂问毓贤：“听说山西的棺材价贵了？”毓贤一时没弄明白太后的意思，后来经人指点他才明白，于是吓了一大跳：慈禧是在暗示毓贤最好自己自杀，“以免后祸”。（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77～178页。）外面又闹起来了，这回是逃亡的八旗兵在闹军饷。然后就是不断有跟随皇上和太后逃亡的官员前来请求赏赐，原因是不少官员，比如荣禄等人，没有跟随逃亡而现在都跑到太原来了，他们没有一路护驾，不能让他们夺了这份功劳。接着，南方大员张之洞来了奏折，请求朝廷“迁都”。张之洞建议把帝国的都城迁到湖北当阳去。当阳是什么地方？是湖北西部的一个小县城。张之洞说这个地名吉利：太阳当空照，为帝国“重兴之兆”。荣禄立即把张之洞的把戏戳穿了：那个老家伙是想把朝廷放到他的地盘上去，那样一来他等于是当上直隶总督了。
  更严重的消息是：联军已经派出了一支部队往山西开来了。
  慈禧下旨：去西安！她特别指出：皇帝必须一起走！
  光绪又哭了。他重新陷入了一种绝望。他知道他和他的帝国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900年9月30日，慈禧一行自太原出发，继续向西逃亡。
  这时候，慈禧坐的轿子很宽敞，是毓贤专门为她准备的。光绪皇帝的轿子跟在她的身后，还是那顶破旧的轿子。临行时慈禧再次梳妆，起驾时全体肃立，王公皇室看着老太后容光焕发的那张脸，都为这个女人逼人的精气神感到惊讶不已。
  不能埋怨帝国为何叫一个女人执掌了权力。帝国男人的衰败最典型地体现在帝国皇帝的生殖能力上：康熙帝皇后嫔妃共生有35个儿子，其中19个幼年夭折；乾隆得子17个，幼年夭折和未满30岁死亡者7个；嘉庆帝锐减到得子仅5，夭折1；道光略有起色，得子9，夭折2；到了以好色闻名的咸丰却仅得1子，即慈禧生育的同治皇帝；而从同治开始，大清的皇帝竟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
  于是，拥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大清帝国在它最后四十多年的生命中，只有游魂般地摇荡在一位满洲秀女的河船中了。
  4、上海道起舞与张之洞劝学
  1900年中华帝国的大混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造反”都发源于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发源于广西蔓延至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而1900年的农民“造反”却发源于帝国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帝国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灭洋”行动的时候，帝国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联合做出一个决定：抗旨。
  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这个意外至少可以说明：在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同时裹挟着工业制品、科技成果、贸易观念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中华帝国的同时，也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随着商品贸易和经济生活的日益活跃而悄悄地改变着帝国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无法逆转地影响了这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于是，在帝国北方农民们“造反”的同时，帝国南方的官员们也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造了反”。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南北的“造反”形势各具奇趣。
  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产生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是一个令自称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越来越感到尴尬、困惑和无奈的规律。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以“伦理道德”为“立国之本的国家。中国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儒家学说的所有经典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商品交换、商品贸易和从事商品流通的人看做是威胁国家安危和道德安全的头号敌人，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把“利”与“义”严重对立起来，使“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于是，追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