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的女儿那张依稀还能看出青春年华的脸上全是悲愤，她们站在笼子里看见围观的中国人人山人海。联军们给董二姑和刘三姑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拍摄了许多照片，各自寄回国内，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中国圣母。
  《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转引自余杰：《火与冰》，香港天地出版公司，第136页。）一个中华帝国的省级封疆大吏竟然被洋人当做公开展览并且收取参观门票的某种稀罕动物，这对千百年来一直把洋人称为“夷”的中国人，是一个最悲哀的讽刺。
  帝国的大员“死于西夷”，但两个帝国女儿的下落却不见踪影。一介草民没有资格进入帝国的正史。有野史说，她们被送到西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展览”，在西方人对此失去了兴趣之后，她们被卖到了妓院。还有笔记说，她们很快在天津被联军秘密处决了。
  年轻的帝国女儿们的音容笑貌永远令人神往。她们全部的妩媚来自于她们这样的一句战斗口号：“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这样的口号竟然从帝国的一群十六七岁的农家女儿口中喊出来，同时一无所有的她们情愿不顾千年闺阁古训而为之抛头露面并且生死由它，这怎么能不骤然间对数千年来趾高气扬地统治着一切的中国男人们产生一种难以明状的轻蔑。
  与烧杀同时进行但持续更久的是抢劫。抢劫不但是战争的结果，也是战争的起因。抢劫是人类的天性，是战争最实质的内容。抢劫这件事在联军官兵心里比杀人放火重要得多。他们在军舰上狭窄闷热臭气熏天的卧仓里忍受颠簸的时候，在战斗中面对死亡和伤残的恐惧的时候，惟一能够安慰和鼓舞他们烦躁惶恐的心灵的，就是对“富庶的东方天堂”大肆抢劫的不可遏制的贪欲。
  一个名叫萨维奇·兰德尔的英国人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中国与联军》的书，其中对联军对天津城的抢劫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无疑抢掠是应当受到谴责、惩办的严重罪行，但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既无民族尊严，又不尊重任何政府和法令，也不尊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似乎除了掏他们的口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反抗，甚至可以打死他们，如果他们不说出他们的财物放在什么地方，则以枪支威胁他或污辱他的妻女。”（（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抢劫的首先是紧张激烈的竞争：“一群欧洲人、印度人、美国人与中国人疯狂地跑进跑出。那些拼命挤进去的家伙手中什么还没有，可是那些被人们从后面推出来的，却连站稳都不容易。在他们的头顶上、伸长的手臂上，有好几个装得满极了的箱子，里面是货物、成把的珠宝，还有皮子。人挤极了，挤得透不过气来，几乎要窒息死了。从大门挤进去时——那是最窄的地方，而人人都想马上进去——人们感到肋骨在承受前后左右的压力，可是一挤进去，是一个又大又黑的大厅。人们从这间房屋跑出来，又跑到另一间房屋里去。金属丢在石板上的响声，抢掠者粗暴的喊声，混杂在一起。”（（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许逸凡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那些原来就居住在天津、对天津十分熟悉的各色洋人，熟悉地形、街道和目标，他们因在抢劫中比联军士兵的动作更快更有效而受到联军士兵的憎恨和妒忌，萨维奇·兰德尔说，联军的士兵们认为这“很不公平”：“城门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不是开着的，就马上一脚踢开。天津的外侨对城里很熟悉，这真是不公平，他们比英军士兵和美军士兵方便多了。英军、美军的士兵们只到处瞎碰，而他们由于没有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就不失时机地跑到造币尝盐道衙门、总督衙门，或者是最近的丝绸、珠宝店里。他们知道那里堆着好多值钱的东西。到了那儿，他们喜欢什么，就可以随便拿走什么，而他们愿意拿的却是纹银、元宝和金条。”
  萨维奇·兰德尔接着按照各国士兵的国籍不同，描绘了各国士兵的“抢劫风格”——英国士兵首先想到的是吃：他们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开始在小胡同里、在人家的后院里狂追鸡鸭。驯服的家禽往往是不会剩下的。同时，英国兵还喜欢精致的东西，因为据说他们在这时候想到了自己的情人：哎呀，我的情人看见这些东西不知怎样高兴呢，她完全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于是，英国兵的口袋里装满了镀银的梳子、小雕花发卡、精致的首饰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银制品。一个英国水兵把足够一班人穿的丝绸衣衫堆在一块布上，他想拿这块布把衣衫包裹起来，但是怎么也包不好。他挠挠头，决心要把最漂亮的一件绣花绸衣送给他的情人，而较差一点的送给他的老母亲，因为她已经年老，老眼昏花，看不出差别来。把另外一件皮里子的送给她兄弟约翰的老婆，再把另一件金色的花缎送给曾经借给过他五先令的史密斯先生。（（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0日本兵是“表现出自然而完全地欣赏艺术及艺术式事物”，“他们的抢掠的方式是沉默而安静”的：一只古茶杯、一只碗、一卷年久色黄的画轴、一幅毛笔画都比一捆值钱的丝绸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最想拿的是象牙玉器。每一个士兵细长的手上都有一只花瓶或者一只碟子，他们翻过来倒过去地审视，非常仔细地研究上面的图案。这些家伙们找寻外国造的钟表，银制的刻时、刻分的弹簧表使许多日军士兵高兴。除此之外，没有比乐器和八音盒更为他们所喜爱的了。尤其是当一件小巧精致的物品被日本人优雅而艺术家式地轻轻一触拿到手时，如果跟美军、俄军、法军或着英军的笨重得像香肠那样的手相比较，人们不免惊异了。看见日本人以那种优雅的姿势拿起或放下最孝最精密的物品时，实在是一种享受。（同上）“美国士兵的情况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因为事后美国报纸说，美国士兵是“在中国惟一绝对没有进行抢掠的士兵”。“美国士兵绝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坏一些，但也决然不比他们好一些”。美国士兵身上没有“艺术气质”，更多的是“相当的商业才能”：美国士兵来到中国人住宅内的结果就像一场厉害的地震发生了一样。他们是卤莽的，举止和语言不符合欧洲人的教养标准。他们既不喜欢艺术的刺绣，也不喜欢稀有的铜器和瓷器。他们拣起高级官员家中一只保存了好几个世纪的值钱的花瓶，扔在地板上。摔碎陶瓷器皿的噪音，倒使他们不懂音乐的耳朵听起来欢喜若狂。他们是真正的军人，通常使我感到他们是对生活失意的人，经常在找寻财富。他们在有钱的中国人的房子中寻找的全是金条、银锭，最为他们喜欢的是4。25磅重的元宝。如果他们找不到金条银锭，他们宁愿什么也不要。当他们一找到手，为了立即换取现钱，他们总是很愿意把每个4。25磅重的元宝（按重量价值70元）卖掉，换取5元、10元、15元或20元的本地通行货币。（（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法国人是一群务实的家伙。他们〃似乎不愿意拿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他们挑选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大量需要的是〃中国的棉布睡衣〃，以为〃改变他们的服式〃。他们还需要各种食物和烟草：面对一堆银子，他们却把我引到有火腿的地方去。在一条胡同里，我遇到另一群法国人，他们对发现的东西欢喜若狂。当一只又一只火腿从店铺中传出来，堆放在路中央时，赞美之声从四面八方像暴雨似的倾泻出来。两三个法国青年出神地注视着逐渐增高的腊肉堆，当外面的腊肉已堆积成庞然大山时，店铺里又传来消息说，一间新发现的房间里还有许多火腿，这时，他们欣喜得简直要发疯了。（同上）俄国人“除了金条、银块和毛皮之外，什么也不看重”，表现出“从西伯利亚来的野蛮”：他们可能是联军中最乱的人了，一切对他们无用的东西他们都是乱扔一通。他们特别喜欢珠宝，而且把戒指与手镯当做个人身上的装饰品。他们似乎对钟表里面的机械有很大的反感，除非他们听到里面的发条折断掉下来，否则，他们绝不会满足。一个哥萨克在一个中国官员家中找到一个奇异的艺术品，这是一只不比香烟盒子大的象牙盒子，一碰到弹簧，盒盖就打开，一只夜莺——体态匀称美丽而只有苍蝇那么的大——跳出来，栖息在盒子边上，在那儿像一只真夜莺一样地叫着，声音极为动听，在它歌唱的时候，喙一张一合地，尾巴摇摆着，两翼扑动着，甚至于颈部与腿部也能合拍转动。这个小鸟是瑞士造的，在盒子的题词上说，这个盒子曾经在几个著名的欧洲收藏家的手中待过，中国官员一定为它付出了一大笔钱。（（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联军士兵在天津城内普遍的、大规模的抢劫，是得到了联军指挥部的允许的——“要阻止抢掠是不可能的，当权者们于是采取了明智的方针，让士兵们为所欲为地抢一天。”
  的确是“为所欲为”，但不只是“一天”。联军士兵对中华帝国平民财物的抢掠持续了两年之久，直到他们从这片国土上撤出去为止。
  受到抢掠的还有帝国政府的财产。除了长芦盐道的数百万两白银被日本和美国士兵抢走之外，俄军洗劫了帝国政府的造币厂，将几吨白银全部运走。同时，天津道署、府署和县署的银库以及所有的工厂企业，全部被抢掠一空。联军还抢掠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掠获了三百多门火炮、大批弹药和各种“相当值钱的财物”。
  搬运不走、装不进口袋的惟有土地和人民。
  于是，列强们烧杀抢劫之后开始了占领和统治。
  俄军认为自己参战的官兵数量最多，伤亡最重，因此功劳最大，最有资格首先行使占领者的权力。联军占领天津的第二天，即7月15日，俄国远东司令阿克谢列耶夫召集八国联军首脑开会，经过数天的磋商，于30日达成共识：由俄、日、英三国出面，各派出一名委员组成一个军事殖民机构，并把这个殖民机构定名为“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殖民机构成立之后，很快就颁布了同样是俄国人起草的《都统衙门章程》，宣布除了洋人的租界之外，联军有权管理所有的事务，并且殖民机构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这是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
  “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低不点低。”这是在任何时候都逗乐的天津人当时编的顺口溜。殖民统治的最大特点是把占领区的原居民不当做人看待。这一点从洋人政府的“司法解释”上就可以看出来：“只要中国人和洋人之间发生冲突，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律向中国人开枪或开炮轰击。”但是，中国的百姓不是财物，不会顺从地任由洋人肆意逮捕、处决和抢掠，表面上谦恭温顺甚至连走路都举着外国国旗的中国人，不久就被洋人们发现，他们“一个个不动声色，不可捉摸。”俄国记者写道：“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一队的士兵到中国住宅区或邻村去弄饲料，但却一去不复返了。他们闯进某个偏僻的胡同，碰上武装的中国人，于是便被人从拐角后面打死了。”（（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转引自《京津蒙难记》，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为此，洋记者对“到底是谁野蛮”的问题发了一通感慨：我不敢断言，究竟谁与野蛮人这样的称号更为合适，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人，为数达50万以上（指当时天津城内人口），没有任何权利，基于溶于血液中的悠久的民族纪律，在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指天津原来的人口），这个他们全力保卫的城市里，从未破坏过秩序，从未发生过骚乱，而是那些文明的外国人，他们砸坏银行、商店和衙门的门窗，抢劫银子，冲进住家，把财物洗劫一空，糟蹋妇女。一旦遇到中国人反抗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