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能够用优雅的乡俚小调吟唱太阳、月亮，吟唱巍峨的群山和河边的柳絮——中国农民在这个时刻所爆发出来的凶悍和无畏，足以使所有鄙视这个民族的人心慌意乱，使所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些自命不凡的侃侃而谈黯然失色。中国农民对异族侵入他们的土地的行径充满了本能的、刻骨的、不可遏止的仇恨，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充满着纯洁的、激动的、忘我的热情。作为这个民族的农夫子民，他们在面对国家的敌人的那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悲壮的艺术化的行为，会使他们所有的子孙心绪不宁。
  一百年前初夏的帝国北方，在那片青纱帐被呐喊声冲开一角的瞬间，历史的幕帐被撕开了一道缝隙，从这道狭窄的缝隙里挣脱出来的是这个民族内心深处难得一见的真实，这种被生命的鲜血浸透了的真实，足以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种欲哭无泪欲助无能的万分痛苦的境地。同时，这种生命的真实还是这个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迁移和分化过的东方民族几千年来厮守在一块土地上成功地繁衍和发展的最明确有力的证据。
  义和团的进攻，是以各村的“坛口”为战斗单位的，每个“坛口”都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大师兄。在杀声、枪炮声和集体高声念诵着神灵赋予他们的“咒语”的前进声中，他们没有死亡的概念。按照义和团特有的观念，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刀枪不入”的，他们由于得到了某个神灵的庇护，于是被笼罩在一种超自然的状态之中。一个人的倒下，被他们称之为“睡了”，这个美丽的想像令他们几乎是微笑着面对生命的终结。一个义和团团员之所以“睡了”，或者是因为“功夫”不到而暂时处于“沉思”、“反时的状态，或者就是因为累了，决定稍微地歇息一刻。义和团们认为，“睡了”的人片刻就会苏醒，即使是“新手”，“顶多三天”便能“还阳”。
  虔诚地幻想肉体的不死，是一个民族精神得以不死的最原始的根源。
  义和团对外国联军的攻击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帝国农民的尸体堆积成山，鲜血流淌成河。
  西摩尔率领的外国联军在帝国农民用年轻的生命和原始的器械的阻击下，没有再向帝国的都城前进半步。
  就在帝国的农民们拼死战斗的时候，慈禧，这个被冠以神灵之名——“老佛爷”——的女人，似乎依旧在“拿不定主意”的状态中心烦意乱。她一天之内先后派出许景澄等四位大臣到使馆区去交涉，试图阻止联军向北京增援，但是遭到了各国公使的严词拒绝。13日，慈禧终于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令：动用帝国的正规军队阻击西摩尔的联军：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实力禁阻……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76页。）但是，帝国的正规军接到“阻击外国联军”的命令的时候，同时也接到了“剿捕”正在与外国联军殊死战斗的义和团的命令。自西摩尔从天津出发以来的两天之内，老佛爷连续发出了八道谕旨，最后，把对义和团的称呼从“拳民”重新改称为“拳匪”，严厉命令对义和团“严行查拿”，“依法惩治”。
  位于前线的帝国正规军聂士成、罗荣光部，接到对外国联军“实力禁阻”和对义和团“实力剿捕”的两份圣旨，立即陷入了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对外国联军进行阻击，势必要与义和团并肩作战；如果要对义和团进行杀戮，势必要与外国联军并肩作战。而与任何一方“并肩作战”都是抗旨，于是，他们“踌躇至再，不敢贸然行事。”
  此时的中华帝国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不可理喻的政府。偌大一个帝国的生死权力竟然掌握在这样的政府手中，真是千古奇闻。
  但是，刚刚连续发出“严厉剿捕”义和团上谕的慈禧，就在13日这一天，突然间又改变了态度——没有人能够弄明白慈禧太后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个变化最直接明了的后果：北京城的所有城门骤然打开，准备“迎接义和团入城”。
  1900年6月13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政治局势极其微妙的一天。
  当西摩尔的联军在廊坊车站受到义和团的阻击而不能前进时，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的人不难看清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如果义和团被打败，外国联军将长驱直入北京城；如果联军被打败，后续的外国军队一定会等待大规模的增援。这也就是说，无论廊坊战斗的结局是什么，局势只能更加严重。而且，在慈禧看来，后者的结局可能更加不堪设想。那么，惟一的一线希望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先阻挡一下再说。阻挡外国联军的行动，不能不解决给义和团在政治上“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了。
  根据多种史料的记载，早就聚集在北京城城外的义和团，是由刚毅带领来的。慈禧在原来的上谕中态度是严格的：不准义和团到北京城里来“捣乱”。她十分明白乡下的农民们如果大规模进城，帝国的都城将会是什么样子。义和团的农民们是要杀洋人的，北京城里的洋人几乎都是外交人员，如果真的动了手，势必造成国际关系的大混乱。
  义和团们刚一到达北京各个城门外，九门提督就立即命令关上城门。北京城里一时人人心慌意乱，城门上的士兵严阵以待，而城外的农民把城门砸得震天响。
  突然，有个差官急马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九门提督“立即开门”。
  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
  守城官兵不敢违抗。
  帝国沉重的都城城门吱呀呀地打开了。
  “拳众乃一拥而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306页。）从此，义和团农民们的队伍“日夜不绝”地拥入帝国的都城。“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同上0从来没有真正起到抵御敌人作用的帝国的城门，自然没有理由阻挡本族人的进入。这些大门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象征，如同中国百姓在大门上贴上一幅驱鬼的木版画一样。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城里城外，可以说都是农民，城里的城门从来没有阻挡和割断过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人，也始终保持着与乡村家乡的密切来往，直到乡村家族被战争、灾荒和其他不测事件所灭绝为止。关于城市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差别。西方的城市是军事意义上的堡垒；而在中国，所谓的城市仅仅是无数个农民后裔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生活村落而已。
  因此，义和团农民们进入北京，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来“串门”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当做见面礼物的乡村土产，而是刀枪棍棒。
  得到了帝国政府支持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感觉十分美妙，他们到处张贴“揭帖”，其内容是经过义和团里面的“知识分子”润色过的，丰富、生动而有趣：义和团，神助团，灭绝洋教安中原。
  天主教，妄信天，不信佛神忘祖先。
  无夫妇，忘耻廉，妻女常伴主教眠。
  礼拜日，男女欢，只为一招练一番。
  人乱伦，忘体面，天主堂里乱行奸。
  生子女，育孙男，怀了私孕感谢天。
  如不信，大众观，圣子串种眼珠蓝。
  晴天里，把眼挖，丑事不可见祖先。
  口喊天主挖心肝，问问后辈安不安？
  奉了教，起祸端，为了欺民又压官。
  讲长短，是非颠，良民敢怒不敢言。
  拆庙宇，扒庵观，惹得神仙把脸翻。
  天无雨，地晒干，俱是教堂止住天。
  诵咒语，念真言，中华子弟设教坛。
  焚黄表，敬香烟，恭请神仙到凡间。
  神出洞，仙下山，仗着凡体把道传。
  枪打不晕，刀不沾，大炮不过冒空烟。
  大伙齐心把拳玩，练成铜头铁背坚。
  十八般武艺都学会，要除奸种不费难。
  非学教，不安然，凡体即可练成仙。
  天主教，不必欢，你看神上法无边。
  英吉利，美利坚，法俄德奥俱胆寒。
  手挽手，联中原，神拳传众遍人间。
  扒铁道，劈电杆，然后再烧大轮船。
  鬼子逃，洋奴敛，中华一统好河山。
  五谷丰登太平年。
  （《义和团乩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在北京城高大的城门两侧，悬挂着一副巨型对联，出自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现任皇储的“老师”、80岁的大学士徐桐之手。这副对联是对帝国农民最大的舆论支持，是扑朔迷离的帝国政局中惹人注目的半官方表态。同时，被称做“对联”的这种中国古老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文字游戏，一旦出自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职称的“大学士”之手，必然也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千古绝对”：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横批：朝廷赤子。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参见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北方晴朗而多云的天空下飘福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都城高大而沉重的城墙下游荡。
  洒落下年轻生命鲜血的青纱帐，槐香里升起炊烟的四合院，感受着铁轨震动的大平原，映照着夕阳的紫禁城中金色的琉璃瓦，还有这个拥有几千年生命力的伟大的帝国，在此时此刻，只能祈祷并祈望“神灵”的保佑了。
  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
  1、载家兄弟和石榴裙边
  中华帝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群体之一。不了解这个群体的思维模式，就无法解释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奇闻怪事。不了解这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就不能说了解了中国，了解了这个东方民族。
  中华帝国官僚阶层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最显著的行为特征是：彻底混淆国事与家事的区别。
  关于“国”与“家”的概念，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从这块大陆上有了“国家”的那天起，就似乎没有清晰过。
  中华帝国延续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从根本上讲，是架构在以宗法血统为基础的“家庭式”框架之上的。从秦到清的帝国政治从来没有和家族统治剥离开来。儒家学说从道德伦理上把“国”与“家”描绘成一个整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国家也是家庭的等级和阶级模式。“齐家治国”是中国汉族人的道德宗师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以后的中国人向来认为治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放大的家庭。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历史都是以某姓的一个家族“坐天下”为标志的。一个家族，甚至一个人物的兴衰，便会成为至今沿用的划分中国历史某个阶段的绝对标准。这个特征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在中华帝国的国家政治中，“公”与“私”的区别、“国”与“家”的区别几乎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国仇”。于是，某个人的个人命运就会影响抑或可能导致整个帝国的兴盛或者危机。
  西方人一直认为自己的“个人主义”优于中国的“大家庭主义”，其实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每一个人都笼罩在与生俱来的“个人家庭”和“国家家庭”的双重包围之中，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个人”过。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国家政治中，每个人都将遵守着一份由宗法血统交织而成的契约，这个不会被时光割断的契约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因此，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中国人一向耻与谈及“私有财产”和“个人价值”，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私产”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个国家——至少对帝国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如此。
  于是，中华帝国的官员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某一个家族负责，而对这家族的负责就等同于对整个国家负责。同时，由于官员阶层扯不断的家族血统关系，所以官员们的所有行为也是在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也等同于为国家政权负责——中华帝国历史上官僚们的个人悲喜剧，几乎都是同一样的模式：或者因为得宠于“家长”而飞黄腾达，或者因为冒犯了“家长”而满门抄斩。这样的模式被中国的所有文学艺术当成绝对的骨干情节，弄得一个泱泱帝国的形象永远像夫妻失和婆媳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