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端郡王拿到了帝国总理衙门的诏书，帝国的宣战诏书已经起草完毕，载澜等王府之家已经有义和团的农民们“跳神”的身影，外国军队已经进入帝国都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被帝国通缉的革命分子正企图“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他就是孙中山。看到帝国政治陷入混乱的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有两个计划：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同时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争劝两广独立”。孙中山通过关系向李鸿章表达了意图，但是，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含颌”而已。当孙中山从日本横滨乘船向帝国的南海岸进发时，李鸿章接到了英国人赫德的电报。电报是广东海关司庆丕转来的，这封电报几乎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对李鸿章这个后来左右了中华帝国命运的人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请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一分册下，第258页。）李鸿章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
  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告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孙中山不了解帝国的官员，至少不了解李鸿章。这个城府极深的帝国大员，即使有巨大的政治野心，也不会与革命党人合作。他不对革命党人采取抓捕是他的油滑所致。
  几天之后，帝国的局势急转直下，已经到达南中国海岸的孙中山不敢贸然上岸，他的革命行动又一次搁浅了。
  1900年6月10日，这是一个头绪繁多混乱不堪的日子。
  这天，当载有颠覆帝国政权企图的革命者孙中山的轮船向中国海岸方向行驶的时候，在各国驻京公使的强烈请求下，由各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增援部队也从天津出发了，目的地是帝国的都城北京。
  10、呐喊冲出青纱帐
  就在慈禧太后被“迎神”的百姓吵醒而大发脾气的时候，在遥远的另一个大洋的岸边，英国海军部的值班军官也被人叫醒了，他看见了一份英国驻华舰队海军中将西摩尔发自中国天津大沽口的电报，内容是：我率领全部可以使用的士兵立即登陆，并已要求各国军队合作。
  6月10日凌晨，各国联军开始的在中国海岸登陆的行动是以英国人为首领的。
  英国，最早入侵中华帝国的国家，19世纪以来一直以列强之首自居。尽管他们知道这个地位正在受到各国的严峻挑战，但是，在地球的东方的这一危机时刻，英国人还是找到了“统帅”的感觉。
  昨天晚上，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得到了一份“可靠的情报”。情报表明，中华帝国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所有的外国人发难，并且开始了把京城内的外国人驱除出去的行动，这个行动的证据是：甘军董福祥的军队已经奉命做好了进攻使馆的军事准备。
  半个小时之后，窦纳乐给西摩尔发出电报：北京局势正在每时每刻地变得更加严重，必须派部队登陆，并且为立即进军北京做出一切安排。（（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深夜，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召开紧急会议，共同讨论增援北京的问题。会议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一次勾心斗角的争吵。英、日、意、奥、美五国同意立即派遣军队增援北京，俄国和法国反对。俄国人反对的原因很简单：俄国军队正在从旅顺口向大沽口调动的途中，如果立即增援北京，俄国从兵力上讲，成不了联军的主力。
  正在争吵，英国公使窦纳乐的电报又到了：情况万分紧急，若再不准备火速进发北京，一切就会太迟了。（同上）这封电报的到来终于使各国的争吵安静了下来，洋人决定立即登陆。
  两个小时之后，天津大沽口外各国的军舰升火起锚。
  6月10日凌晨4时，联军在塘沽登陆。
  从上午9时30分起，每隔两个小时，便有一列运载着联军官兵的火车开出天津站驶往帝国的都城北京。
  增援北京的各国联军共有官兵2053名，他们是：英军915名，德军450名，俄军313名，法军158名，美军100名，日军52名，意军40名，奥军25名。
  英军是主力，因此，这支联军的统帅当然是英国皇家海军西摩尔中将。
  英国人的目的暂时得到了满足。
  俄国人心里仍不舒服。他们认为，各国军队除了共同的目的之外，“都有个小算盘”。俄军上校沃佳克对记者说：“英国人大概想搞什么名堂。昨天英国领事答应我说，英国派去北京的军队，人数将与其他各国的军队相等。可是你看，这些英国人的帽子多得数不清。他们说他们派出的军队人数不会多于300人，而他们却悄悄爬上900多人。我必须向俄国的军舰上再要这么多人。”
  至少是在6月10日这一天，向北京增援的联军没有受到任何阻击。运载联军官兵的火车看上去竟像是一列列观光火车。每列火车由八节客车、三节敞篷车和一节装有铁轨和枕木的货车组成。最前面的一节敞篷车上架着大炮和机枪。车上的各国官兵分开乘坐，各式各样颜色不一的军装令火车看上去像游行狂欢的彩车。从军帽上看区别最明显：英国和法国官兵戴的是白色软木遮阳帽。日本人的帽子几乎没有帽檐，小小地箍在头上，东方式黄色的脸令人看上去总是有一种猥琐的表情。德国人的帽子是褐色的，有一部分官兵戴的是钢盔，德式钢盔最明显的标志是钢盔顶部那明晃晃的一根尖刺。意大利官兵的帽子上装饰着羽毛，随风飘荡。美国人的军帽戴得随便，歪着，遮着一只耳朵，给人一种嘻嘻哈哈的感觉。
  这是一支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的联合部队。每个士兵仅仅携带200发子弹。各国军官没有就一旦投入战斗该怎样配合以及后勤如何保障等问题协商过。联军官兵们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他们不相信义和团的农民们敢于和联军打仗。而根据情报，中华帝国的正规军队已经接到命令，“避免与联军发生冲突。”
  下午2时，天津与北京之间的电报联系被义和团的农民们切断。这意味着，联军司令西摩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做出处置了。
  晚上，火车到达杨村车站。果然，守卫在这里的由聂士成率领的帝国的正规军对联军的到达“表示了欢迎”。聂士成的部队正和破坏铁路的义和团农民们打仗。联军官兵看到帝国军队的士兵抬着一只大筐，筐里面装的全是人头。无法解释帝国军队对外国联军的“欢迎”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目的。联军的随军记者甚至和帝国军队的士兵“友善地聊了一会儿”。谈话中联军官兵得知，这些帝国军队是奉命来“驱除义和团”的。但是，帝国的士兵埋怨说，中国的皇太后“不允许他们打义和团”。6月10日黄昏，在中国杨村车站发生的这一幕实在令人费解，无论是情景还是逻辑，都混乱不堪。
  联军的火车经过一个晚上的开进，6月11日早上到达落垡车站。这是一个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几乎是中间位置的小车站。联军已经顺利地走了一半的路程，事实似乎基本上证实了联军预先的猜测：他们将是顺利的，可以很快实现到那个“美丽壮观的古老城市北京去看看”的愿望。
  联军在落垡车站留下了30名英国官兵，建立了一个目的在于保护铁路的据点。英国人在车站上挂出了一个招牌：美少年炮台。
  第二天，铁路开始有被破坏的迹象，但是不怎么严重，充其量是抽走了几根枕木或是移动了一小节铁轨。联军边修边前进，傍晚到达廊坊——这里已经很接近帝国的都城北京了。
  令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官兵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已经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终点。
  这一天，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被杀，地点是在北京南城的永定门外。这个日本书记生是奉日本公使的命令，出城来迎接西摩尔率领的联军的。结果，联军没等到，却被董福祥的士兵抓祝甘军根本没搞清楚这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就把他的洋头砍了下来。杀外国使馆人员的是帝国的正规军，这和落垡车站的帝国正规军对待外国军队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而这正是中华帝国在那段混乱的岁月里经常上演的历史事件。日本外交人员的被杀，立即引发了各国公使馆的惊慌。外交抗议、加强防守和催促西摩尔前进的文字日夜不停地一遍遍写着，发出，东交民巷顿时乱了。
  帝国军机首领礼亲王早上上朝，没敢把日本人被杀的事情上奏。但是，内宫传旨，“叫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意思是命荣禄上朝接受询问。荣禄和慈禧单独谈了话，谈了什么不得而知。荣禄下朝后，什么话也没说，径直回家了。传闻是：太后不允许增援的洋兵进入北京，荣禄同意。但是荣禄要求允许北京的外国人全部安全撤离北京，并且说使馆万万不能攻击，原因是“实与公法不容”。
  廊坊车站。西摩尔发现，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很严重，火车根本无法前进，于是命令停车修路。
  谁知，就在这时，铁路两边的青纱帐里突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之声。
  这是一片人海，一片红色的人海。
  成百上千的义和团团员头扎红色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和粪叉，抬着土枪土炮，巨浪般地向洋人和他们的铁路拥了过来。
  来不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联军官兵们立即扔下手里修路的工具，争相逃命。
  这是义和团的农民们第一次与外国正规军队的真正的战斗。时间是1900年6月13日，帝国北方一个晴朗的、弥漫着成熟麦香的初夏早晨。
  正向修路的方向行进的一队美军立即架上火炮，迅速发射。炮弹在义和团的人群中爆炸，帝国农民的残肢在烟雾和火光中飞上阳光刺眼的天空。
  义和团进攻的阵形立即转向这队美军。美军的队伍成了前沿。
  这些外国士兵，异域青年，几乎都是第一次踏上中华帝国的土地。他们对这个东方大国的认识，仅仅来自于老兵们在酒吧里的只言片语和传教士们写在书本上的零碎篇章。这些只言片语和零碎篇章包括了太多的魔幻、传奇和主观色彩：金色的宫殿、高大坚固的城墙、数不清的奇珍异宝、昏昏欲睡的鸦片中毒者、美丽的小脚女人、泥泞的道路、响着铃铛的马帮和骆驼队、阴森的佛龛、柔软的岸柳、图案复杂的面具以及摆放在黑色檀木柜台里闪着神秘光亮的绫罗绸缎。他们的想像仅仅到此为止。因为，眼前的情形令他们目瞪口呆四面八方是旗帜的海洋。这个彩色的海洋随着低沉的怒吼声剧烈地起伏，如同巨大风暴来临时汹涌的海浪。天空刹那间昏暗下来，因为酷热的天空被飞扬起来的尘土所遮盖。在数不清的身穿各色衣服的义和团团员的前面，是身穿白色或者红色衣饰的领头人。这些仿佛是神仙之首的人冲锋时的姿势奇特而令人心惊：他们在枪弹面前没有匍匐，没有规避动作，甚至连腰都没有弯下来。他们高昂着头颅，仿佛他们热切地希望在这个应该躲避子弹的时刻自己身体能够显得更加醒目。在他们的身后，人人都学着他们的样子，甚至更加夸张，所有的人在扭动身体的时候像极了某种部落庆祝丰收的舞蹈。他们的口中发出古怪的声音，这个声音由冲在前面的首领带头发出，时而节奏明显，时而混乱不堪。声音由低沉到高昂，最后是一片尖锐的喊叫。一排人在枪弹的射击中倒下了，尖锐的声音仅仅停顿了一瞬间，更尖锐的声音随即又响起来了，后面的人以更加凶猛的姿态前进。“这不是在战斗！”一个联军军官后来回忆说，“这肯定是某种仪式，是这个民族在某种危机的时刻进行的殉葬般的仪式。”“面对来复枪、机关枪和大炮，这些中国的农民如同落叶一样倒下，但是他们依旧在冲锋，不能想像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加勇敢的人。”
  中华帝国的青年农民们，这些世代在贫瘠的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然后在世界上最低的生存标准中心满意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他们热爱戏剧、渴望富足，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不会书写文字，但是能够用优雅的乡俚小调吟唱太阳、月亮，吟唱巍峨的群山和河边的柳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