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会规定的最后期限一到，26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会议明确了各国出兵干涉中国义和团事件的决定，并且派了两名代表为此直接和帝国政府交涉。
  28日，消息传来，洋人们更加不安了：义和团不但烧毁了丰台车站，津京铁路也被破坏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距离帝国都城路程最近的天津港，一直被帝国主义们视为得意时“进入”和危机时撤离的最重要的地点，京津铁路一旦中断就意味着各国驻京使馆的“后路”已经断绝——外国公使们已经被仇恨他们的帝国农民包围了。
  这一天，帝国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后，再次起草了严厉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公告》的草稿被交到了外国公使们面前。负责接待帝国官员的法国公使毕盛把这份草稿扔在一边看也不看。当天晚上，帝国政府又收到了一份照会——其实这是一份“命令”，内容是：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大清朝廷提供运输便利。
  中华帝国政府立即表示，不同意各国向北京派遣军队。
  无论帝国政府怎样声明、警告、恳求，各国公使们一概不予理睬了。
  30日，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洋人的12艘军舰冒着滚滚浓烟势不可挡地开始向天津港开进。它们是：日本军舰“爱宕”号，英国军舰“阿尔及灵”号、“奥兰度”号，俄国军舰“朝鲜人”号、“德米特里·顿斯柯依”号、“大西索”号、“纳瓦林”号、鱼雷艇两艘，美国军舰“纽瓦克”号，法国军舰“笛卡儿”号，意大利军舰“爱巴尔”号。
  外国军舰没有受到帝国方面的任何抵抗，帝国甚至连抵抗的姿态都没有，尽管中国的海岸布满了坚固的炮台、从外国进口的质量优良的大炮、充足的弹药和大量的守军。
  当晚，各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在天津登上了中华帝国的国土。
  外国军队已经在天津登陆，各国公使才向帝国政府宣布：无论帝国政府准许不准许，各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并且要进入北京的现实已经不可更改。帝国政府如能“善意地答应”，那么，外军只驻留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而如果帝国政府反对，后果就“很难预料”了。最后，各国公使勒令帝国政府：必须当晚把外国军队将要进入北京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外国军队有选择前进方式的权利，向直隶总督通报是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因为洋人们已经知道，虽然直隶总督裕禄没有给他的官兵下达阻击外国军队的命令，但是这个负责都城地区安全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下达了一个类似小孩子玩游戏般的、颇有些幽默感的命令：禁止外国军队乘坐火车。
  第二天，5月31日，一个初夏以来十分闷热的早晨，帝国的总理衙门答复各国公使：把原来反对外国派遣军队进入北京的决定改为“同意”。但是，各国来京保护使馆的兵力每个国家不得超过30名。
  同一天，直隶总督裕禄接到帝国总理衙门的指令：允许外国军队乘坐火车。把阻止外国军队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和同情义和团的帝国正规军从铁路线两侧调离，“以防冲突”。
  然而，即便是帝国政府如此艰难屈辱的答复也已经形同一张废纸。外国公使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限额”：每个国家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兵力以75人为限。
  5月31日下午19时，夕阳已坠，天色未暗，漫天残霞。外国的军队自天津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这个世界上，自从各国互相派驻使馆之日起，就有一条各国都要遵循的严格规定：使馆的保卫由所驻国负责，进驻国不得以确保使馆安全的名义或者其他任何借口，向所驻国派遣一兵一卒。向一个国家派遣武装力量——除非受到邀请，任何这样的举动，哪怕是一个暗示，都是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挑衅和侵略。这是涉及主权尊严和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国际关系中常识性的国际法准则。
  堂而皇之的国际法，在中华帝国的国土上却成了例外，仿佛中华帝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谁都可以来“维持秩序”的公共场所。
  悠久的文明，厚重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偌大的国土，然而中华帝国既没有尊严可言，更谈不上国家安全。
  更奇特的是，帝国政府对此不但没有拒绝和抵抗的权利，而且还要在“运输上和安全上给予充分的保障”。
  各国公使开给帝国政府的联军人员名单和武器清单是：英国军官3名，士兵72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各国官兵携带常规武器和弹药。另：英军携带“努登费尔”机枪一挺，美军携带“柯尔特”机枪一挺，意大利军携带一磅炮一门。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中国人牢牢记住的人——一座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大汉白玉牌坊至今立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个公园里——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距离自己的死期不足一个月了。在得知各国军队已经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克林德显得格外兴奋。他说：“先生们，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9、混乱的局势
  6月1日清晨，各国军队到达北京。
  这支军装样式和颜色各不相同的花里胡哨的外国联军以及他们携带的洋式武器一进北京，立即引起帝国臣民的围观和议论。这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各种传闻像帝国北方的晨雾一样四处飘散。京城无论是城郊还是城内，已经出现一些混乱的征兆。围观的中国人惊奇、冷漠、惊慌、茫然，各种表情在一片灰黄色的脸上变换不定。人群中平地里突然响起一声呼哨、一声吆喝，如同那些义和团们的一种信号，中国的平民和外国官兵一起不安起来。
  各国官兵到达了使馆区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公使、公使夫人、孩子和所有的外国工作人员都欢呼起来。然而，洋人们没能欢呼多久，新的恐惧又来到了——如果他们要想活下去的话，这些军队根本不够，因为，这时的北京城四周，已经是“山河一片红”了。
  朝廷为“以防冲突”把铁路线两侧的官军调离的上谕一下，好像是一个号召令发出了一样，各种类似义和团的“团教”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所有激动的青壮年农民，全都称自己是“无敌神拳”，全都称自己要“扶清灭洋”。当官军遵照上谕从铁路边调离时，一些行动慢了一点的官兵，立刻成为农民们打击的目标——实在闹不清楚帝国的农民们到底是“反对洋人”还是“反对政府”，而这个界限从来就没有清晰过——官军的官兵们对义和团的农民们有一种无法解释清楚的反感和对抗情绪，无论朝廷的上谕是什么意思，帝国正规军的官兵与义和团农民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从史料记载上看，义和团的农民们所进行的真正的“战斗”，其敌人十有八九不是洋人的军队而是帝国政府的军队。
  5月24日，帝国武卫中军的一个分统（相当于旅长）连同自己的士兵遭到义和团的袭击，士兵们漫山遍野地逃亡，而那个分统被农民们用乱枪捅死。
  紧接着，义和团“拳民万余”进入北京的南大门保定。这回，保定洋人们的灭顶之灾来临了。保定的洋人大多数不是传教士，而是工程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正在修建“卢汉铁路”——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是今天的京广铁路的北段。保定附近的农民，那些兴高采烈的青年，听说要杀洋人，群起而响应。而那些因为洋人修建铁路而失去车船店脚生意的行业人，更是“蜂起应之，约四万人众。”帝国政府只有派官军护送这些洋专家和他们的家属突围。但是，当地衙门里的官员对护送行动不给予积极配合，更严重的是，被派来护送洋人的官军中，突然有一部分人宣布倒戈，就地参加了义和团。绝望的洋人们顿时哭成一片，扶老携幼四散奔逃。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这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家属共41人，最后逃回天津租界的只有9人，散落在各处活下来的有23人，就是以上这些人也全部严重受伤，奄奄一息。另外的9人始终没有查出下落，肯定是死在帝国农民的乱刀之下了。
  5月27日，聚集在涞水陈家庄和石亭镇的义和团经过“亮队操演”之后，向涿州进发。帝国农民们的理由是：“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
  涿州，被当年的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州”的古老小城，距离北京城仅仅数十里之遥，向来被兵家看做是“与北京共存亡”的京畿要塞。因为涿州城谈不上有什么城防，所以数万义和团片刻即蜂拥城内。义和团的农民们冲进了他们从前看见那个大门口就浑身发抖的知府衙门，发现大堂上端坐着个官服整齐顶戴花翎的官员，这个官员声明自己正在用“绝食”的方式“殉职”，他就是涿州知府龚荫培。这是一个倒霉的官员。义和团攻城，他守不是，弃不是，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原因很简单：朝廷的“剿抚”态度不明。于是，守，就意味着与义和团作对；弃，就意味着自己失职。在中国，地方官员最大的罪行就是“失节弃土”，这是肯定要砍头的。走投无路的龚大人最后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招：绝食殉职——没有态度，只是自己自愿不吃饭，朝廷和义和团两面都不好定罪，弄好了最后不至于真的饿死。
  在龚荫培绝食的时候，无论是饿得两眼昏花的他还是全国的官民，当然还有洋人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一个人的表态：对义和团，到底是支持还是镇压？帝国对这个问题的决策已经到了一刻都不能延误的时候了。
  这个一言定乾坤的人就是那个住在颐和园里的女人慈禧。
  根据“升平署”档案记载，即使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女人依旧保持着她的爱好：观赏戏剧。照例是《跳灵官》、《连升三级》、《白门楼》、《蝴蝶梦》、《万寿无疆》。戏刚演到一半，她的心里就舒坦了。下旨：赏。太监们把散碎银扔到戏台上去，演员们磕头谢恩。
  此时的涿州知府并不知道，慈禧派出考察的大员的轿子已经距涿州不远了。
  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在顺天府尹（北京市长）何乃莹的陪同下，奉慈禧的旨意，向义和团闹得最热闹的涿州出发。他们的公开使命是“宣抚拳勇”。而真正的使命只有他们清楚，那就是根据老佛爷的亲自交代，考察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是不是真的。
  这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使命在当时却是极其严肃的。在关于“神灵”的问题上，慈禧也是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她目前的想法和一般的官员没什么两样：如果义和团的农民们真的有他们自称的神奇“法术”，那么，洋人们的洋枪洋炮就没必要惧怕了，就让义和团的农民们把总是和帝国政府作对的洋人们杀光算了。当然，如果义和团的农民们没有这个本领，就镇压或者解散他们，再和洋人们坐下来慢慢谈。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思维基础，那就是：慈禧至少对农民们的“法术”存在相当的幻想，寄托着极大的希望。
  6月7日，赵舒翘到达混乱的涿州。这个帝国的高级幕僚看见的是这样一座城池：四座城门上大旗招展，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的大字。城墙上站满了头裹黄色和红色头巾、手持长矛和刀枪的青年农民。义和团团员们已经不是杂乱的农民打扮了，而是有了统一的“制服”——因为大多是红色，于是涿州全城上下红彤彤。义和团的成员，也已经不是清一色的农民了，小贩、车夫、衙役、脚夫、理发匠和泥瓦匠，当然还有逃犯、乞丐和所有的流浪者，仿佛帝国北方下层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这个造反的行列。全城的义和团和平民混杂地住在一起，并且实行了“抽丁守城”的政策——家家户户都要出人站岗。城门把守极其严密，出入城的人都要被搜查。义和团接管了原来帝国的官员们管理的一切军政事务，官员们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剩下一个饿得半死的龚知府。
  赵舒翘，同治年进士，供职于刑部。戊戌年间已官至刑部尚书。慈禧曾就“康党”的审问和量刑问题询问过他，他的回答是：无须审问，立即正法。可以说，对谭嗣同等“六君子”死刑的执行以及对康有为、梁启超的严厉追捕，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对于这样一个官员，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对他多有赞扬之辞。赞扬集中于他对法律的精通，说他是个清廉的官员，“潜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诵，凡遇大小案，无不迎刃而解。”也许是由于戊戌年间的表现，赵舒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