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间是阳间社会的翻版。灵魂在阴间所遭遇的将与阳间千差万别。
  中国的历史和人口都为世界第一。埋葬在这块土地上的故去者的数量同样也为世界第一。如果自古以来所有的故去者都以三个灵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块土地上到底会有多少灵魂在游荡？
  活着的中国人淹没在祖先熙熙攘攘的“魂海”之中。
  中国人祖先的身影到处可见。
  一个中国人，可以不信仰宗教，甚至可以不信神灵，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无可指责。但是，如果某个中国人宣称自己不崇拜自己的祖先，这个人肯定会受到全社会的唾弃。世界上从不曾有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一年中叫做“清明节”的那一天全民都去惦记或探望阴间的祖先。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充满现实生活活力的家里给祖先腾出依然存在于“我们之中”的醒目位置。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动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把祖先的坟墓修建得豪华舒适——且不说中国历代帝王们那些至今让全世界游人瞠目的陵寝。
  祖先的坟墓是现实生活中最神圣、最庄严的地方。中国大地上那些风景秀丽的向阳的山坡，长满青草树木和开放着各色花朵的半山腰以及平原上被小溪环绕着的草木葱茏的地方，都是祖先们安静地休息的地方。春天来临了，中国人会倾家出动，扶老携幼，带着最丰盛的食品和印制精美的纸钱，来和他们的祖先会面。因为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的孩子们异常兴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平时根本看不到的食品过不了多一会就会成为他们享用的东西。孩子们对春天和煦的风以及温暖的太阳的深刻体会将是永生不忘的记忆。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对这样的情景显然既迷惑又陶醉，因为他觉得这是中国人温存本性的一种绝妙的体现：清明时节，山上风景如画，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山上突兀出的一座造型奇异的悬崖在这张炫目的画布上留下了它们的影子。白云在天空中飘过，将一层淡淡的阴影投在了阳光照耀下的山冈上，使其显得更加美丽迷人。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枯黄的草地，在春雨的滋润下重新变绿，远处的青山在强烈的阳光的笼罩下隐约地呈现出暗暗的红色……这如画的风景赋予了散布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墓地以生气和活力。在烈日笼罩下，穿着深蓝色布衫的男男女女略显黯淡，而穿着饰有粉红或紫色暗花白布裙的小女孩儿则成为连接混杂在阳光中所有阴影的一根银丝。这幅由阳光、浮云和山坡上交织的光与影构成的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它使人们从这片本是静寂的毫无生气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93页。）但是，洋人们，包括那些与帝国的农民接触最多的传教士们很快就知道了，当帝国的农民们发现自己的这片风景被打扰了的时候，他们面对洋人所显露出表情一点也不“罗曼蒂克”。
  义和团农民们的集体行为之一，就是大规模地破坏铁路、矿山和电线杆，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些洋玩意儿随随便便地闯入自己的家园里来，是这片土地上灾荒、饥饿和一切不幸事件之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这是义和团发布的重要战斗口号。“火轮船”上有洋兵们护卫，毁坏起来不那么容易，弄不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铁路和电线杆洋人就看不住了，这些东西几乎就在农民们的地头上。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往往穿过了农民们心中不可侵犯的地方——祖先的坟墓。在中国农民的眼里，这是洋人有意对他们祖先的亵渎。修建这些洋玩意儿的外国工程师在设计图纸时把地理的、地质的、气候的所有原因都考虑周全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在中华帝国有一个与工程设计几乎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文问题严重地存在着——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任何在中国人祖先坟墓上动土的举动，依旧会被视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依旧会比设计任何复杂的工程更让设计者焦头烂额。在中国，不要说是修建铁路，哪怕是随便在哪块地里挖一个小土坑，都有可能打扰了某个人的某位祖先的沉睡。
  铁路是什么东西？它和帝国农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它凭什么如此横行霸道要穿过村庄的中央？张三和李四怎么可能让它压过自己家的地？谁给的洋人轰隆隆地挖我们祖坟的权利？祖先的尸骨被抛在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不带来灾祸？保不住祖坟的不肖子孙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帝国的农民们群情激愤，年轻的义和团团员们高举着铁锹铁镐，缠着红巾红腰带，唱着他们的歌谣咒语，奋不顾身地向他们的敌人蜂拥而去——他们的敌人是铺展在帝国田野上的两根钢铁的轨道。他们把铁轨的下方挖空，把枕木点燃，然后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帝国都城北京南面的保定路段、东面的天津路段上蔓延百里的火光在夜色里如游动的长龙。朝廷开始不断接到拳众破坏铁路的电报，铁路的管理方是洋人，因此外国使馆打来的电报更是如同雪片。帝国官军带兵前去镇压，但是到了现场才知道，他们的举动等于拎着一桶水企图扑灭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帝国的马队很快就在青年农民们的嘲笑声中畏惧不前了。突然，朝廷的电报中断了——通往京城上百里路上的电线杆子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而同时，京郊和津郊的农民们家家都在放鞭炮，庆祝房梁上架，他们的房梁上清楚地标有白色油漆写的电线杆编号。帝国政府立刻增加打击兵力，但是，大平原上的茫茫夜色掩盖了农民们的踪迹。同时，同是中国人的朝廷官兵仿佛看见了被激怒的祖先们的灵魂在夜色中时隐时现，他们相信祖先一旦愤怒起来，绝对是大祸临头的预兆，于是纷纷下马磕头，请求游荡的灵魂们原谅自己的莽撞。消息传回朝廷，连慈禧太后都有点心慌。她在深宫的私人小庙里燃起香火，倾听祖先的灵魂有什么委屈要诉说。
  以后的中国史书中，都把义和团拆毁铁路的举动放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阻止外国联军的进攻”，也就是说，帝国农民们的行为是与侵略者作战时的必要行动。可是，历史的事实是，当义和团的农民们开始大肆拆毁铁路的时候，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外国联军的部队——渤海湾上游弋的外国军舰不少，但是舰上的士兵还没有在中国登陆。除了帝国的军队偶尔骚扰外，帝国的农民们向铁路的进攻基本上与“阻止”、“进攻”、“作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拆毁铁路的目的是：不允许洋人的玩意儿侵占他们的土地。
  在中国人依旧广泛依赖几千年前祖先留下的牛车骡车作为惟一交通工具的时候，西方的铁路已经成为平民出行最普遍使用的经济快捷的交通工具。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种交通工具的范畴而影响着人类生活观念的转变，它是集人类非凡的想像力、伟大的创造力和挑战自然力量的雄心壮志为一体的里程碑。在西方修建铁路的历史上，除了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曾经高举长矛向“钢铁怪物”进攻过之外，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出产”过攻击铁路的故事。速度、利润、方便、快捷，西方人一度把马力最大、造型最优美的火车机车视为宠物，英国人叫它为“红鼻子约翰”，美国人叫它为“风骚女郎”。在已经有了汽车赛时，西方居然也有过火车赛。各国不惜万里重洋，用轮船把自己生产的机车运到美国的大平原上，让各种型号的机车并排奔跑，美国人在那一天如同过节。那时，连美国西部农民都知道，只要把牛羊赶上车厢运到东部，他们就能够换来开发牧场的机械；而最保守的英国农民也明白，只要火车能够通到他的农场，农场里的水果就能卖出惊人的好价钱。
  但是在此时的中华帝国里，从皇帝到农民的观点惊人地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东西。中国的牛车虽然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这是一种悠远的伤感；“青山转，绿水还”，这是一种现实的梦境。坐在牛车上面摇晃着，可唱可吟，可醒可睡，可以从容地计算一笔小交易上银两铜钱的得失，也可以触景生情地在冥想中和古老的祖先交流心曲——对中国人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农夫，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流是片刻不能中断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感受自己存在于现实和忙碌于世间的惟一可靠的证据。
  1863年冬天，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收到上海27家英法美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至苏州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给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得到的回答是：“严加拒绝。”原因不详。
  第一次看见火车的中国人是幸运的北京人。两年以后，即1865年，一个叫做杜兰德的英国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北京城外修了一条仅500米长的窄轨小铁路，并且试行了小火车。谁知汽笛一响，京城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惊诧：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旋经步军统领饬令拆卸，群疑始息。（徐轲：《清稗类钞》13册，第6093页。）关于这条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的记载见于《清稗类钞》，其文珍贵而有趣。“小汽车”其实就是最简陋的一台小型蒸汽机车，其速度绝不会比马车的速度快多少，但是，在善于想像和夸张的中国人眼里，其速度居然如同妖怪急促飞奔一样。这个玩具般的东西惊动了京城的文武百官，直到它被帝国的步军拆毁，中国人这才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
  同年7月6日的《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了广州的洋人准备修建铁路的新闻，说“西人欲在羊城造一火轮车路先通至禅山”，然后继续往湖北的汉口修建。值得注意的是，这张报纸同时刊登一文，向中国人详细地讲解了铁路的好处，从笔调上看，不像是出自洋人手笔，而如果是国人为之，这个国人真是个罕见的有经济头脑并能迅速接受新鲜事物的时髦人物：考火轮车为之有用，快逾奔马，捷胜飞禽，每一点钟可行一百二十里。其务求平稳，不尚疾驰者，亦常行八九十里。若由省抵禅，不过四个番字之久，便可到埠矣。车内上客位，窗明几净，铺设整齐，坐卧行走，皆绰有余地。其由省至禅者，每位约收银七分。次客位宛似火轮船之大舱，亦可坐立，但人数众多，颇形狭隘，其由省至禅者，约收银五分。将来此路告成，不特省垣百货流通，既四乡土产，亦必流畅。盖百物往来，瞬息可至，货脚鲜浩繁之虑，客身无昂贵之虞。且彼埠所无者，即来此埠运去，此埠所缺者，即来彼埠返来，以有易无，交相贸易，日行千里，绝不废时，将见赵壁梁珠，悉罗市肆；南金东箭，尽萃民尘。羊城生意兴隆，可拭目而待矣。（《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年7月6日。）这个连车票的价钱都已公之于众了的修建计划，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了。最大的可能是帝国政府没有批准。
  又过了两年，即1867年，帝国政府终于公开表示：不准洋人修铁路为的是“国防安全”。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如果让洋人在中国修铁路，洋人会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大有利于彼，大有害于我”。洋人们所有关于修建铁路的请求，都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诡计。
  但是，洋人们一定要修，具体地说，是英国人一定要修铁路。英国是最早侵入中华帝国的外国势力，它有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发展”的野心和雄心——帝国常常忽视洋人们到中国来的“贸易目的”，其实这才是洋人们最主要的“心思”。当时除了日本和俄国，英、法、美并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不自量力的野心”，因为他们“科学”地认为世界上谁也不可能占领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中国不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土著人居住的蛮荒小岛。他们要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中国开展他们掠夺性的贸易活动，这是他们向海外发展的最大动力。修建铁路，最直接的目的是铺设更迅捷的贸易通道。
  英国人要在中国干的事，帝国政府已经无法阻止，这就是19世纪末中华帝国的现状。广州铁路修建计划流产不到一年，上海的吴淞铁路通车了。英国人在给帝国政府的报告中只说是“修路”，修的是铁路根本没提。当火车终于轰隆隆地在帝国的土地上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