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任何形式的“敬神”都必有所求。因为整日为生存苦斗的帝国农民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太多了，往往陷于无助状态的他们希望能有一种力量帮助他们摆脱生存的困境。他们无论供奉什么“神”，都是为自己的行为壮胆子。
  在义和团团员们所供奉的所有“神”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帝。
  在帝国经历最混乱最悲伤的那段历史时期中，无论哪一个义和团的团体，无论这伙帝国的农民来自什么省份，无论他们老幼、贫富的差距有多么大，无论他们正在懵懵懂懂或者兴高采烈地“举事”，还是面色惶惶或者大义凛然被屠杀，在他们的衣襟里，贴着温热的胸膛，毫无例外地都珍藏着一个关帝神符。
  这是一个洋人们无论如何也看不明白的、写着奇怪的汉字和画着奇怪的图案的布条。
  无法解释中国人对一个文学人物竟然如此崇拜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个东方帝国经过了多少国家政体的剧烈变化和时代潮流的剧烈冲击，无论是在充满盲目迷信和科学荒漠的百年之前，还是在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今天，无论中国人百年之间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态度有了多么惊人的变化，一些国人对关帝的固执崇拜和忠贞不渝的程度至今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关帝”，中国三国时代蜀汉将军关羽。陈寿《三国志·关羽传》曰：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众徒，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
  这位将军的功过仅仅只有这样百字而已。他被曹操俘获过，曾经为曹军立过战功，比如杀了袁绍最得力的干将颜良。归刘备之后，连续打过不少胜仗，最后因为刚愎自用，在一个叫做麦城的地方中了对手的埋伏身亡，被蜀后主谥为“壮缪侯”。
  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有如此经历的将军比比皆是，但是，从“侯”而“王”，从“王”而“帝”，从“帝”而“神”，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仅有关羽一人。
  明代以后，中国各地武圣关帝庙的香火甚至比文圣孔庙里的香火还要旺盛。有关帝庙联云：“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后文宣而盛，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孔子山东人氏，关羽山西人氏。
  关羽被神化的过程，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有议论：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堙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当阳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武安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道元之请，晋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桓，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何有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5“关壮缪”条。）赵翼对关羽的发迹感慨万千：宋徽宗以前，关羽是个无名将军，可是突然，历代皇帝开始“重用”这个死了多年的关羽了，不但给他加官晋爵，连他的夫人、儿子和随从都有了封号。帝国政权的上层如此，百姓更是慑服于他的“威灵”。关羽大有“与大地同不朽”之势了。赵翼不禁茫然地问：都说人的盛衰是不可把握的命运所致，难道鬼神的盛衰也是如此？
  不可理解的不只赵翼一个人。刘继庄《广阳杂记》：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其故甚隐而难见，未可与不解者道也。（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6卷第45期之“清帝之优崇关羽”条。）其实，即使在《三国志》里关羽也并不是一个“完人”。但是，中国农民不读“史”，他们只看戏听书。
  唐代以前，中国诗歌涉及三国人物时，常见的是刘备和诸葛，关羽很少被提及。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命令把关羽从历代名将的名单中剔除出去。关羽的发迹在北宋末年，因为那时关于三国故事的通俗小说初步形成。《三国志评话》以及民间的戏曲已经把历史上的关羽变成了文学上的关羽，对其的颂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张耒《明道杂志》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开封城里的一群市井无赖们想要白吃白喝，办法是怂恿一个“大款”花钱：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而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张耒：《明道杂志》。转引自《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字231期，中华书局，第43页。）故事有趣——一个有钱的公子喜欢看皮影戏，每看到关羽被杀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为之泣下”。于是无赖们想出一个主意，怂恿这个公子每看关羽被杀的时候，摆上酒食祭祀。无赖们的理由是：关羽是个武艺高强的猛将，即使变成鬼，这个鬼说不定也有某种神奇的法术，不可不祭。其实，无赖们就是想趁机吃一顿而已，吃完了居然还把公子拿来祭祀的银器给分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公子对关羽的感情，这至少证明在北宋时期，关羽已经被“神”化了。宣和五年，即1123年，关羽被封为“义勇武安王”，这时的关羽不是“侯”而成为“王”了。
  元代的中华帝国是蒙族统治的，但是关羽依旧被崇拜着，并且被蒙上了可以“镇伏妖魔”的功力，民间祭祀关羽的庙宇因此“遍地开花”。元代的统治者把关羽请上了皇帝做“法事”的仪式中，每年的二月十五日，京城里就会有轿子抬着关羽的神像周游整个皇城。关羽的角色是“监坛者”，除了佛之外，他是皇家“法事”中惟一的一个“人”。
  明代修筑北京城时，城内的九座城门，除了安定门建的是真武庙之外，其余八座城门全部建的是关帝庙。
  清代是崇拜关羽的鼎盛时期。顺治九年，关羽被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于是关羽从“王”而“帝”了。太宗皇太极命令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于是这本小说成为皇亲大臣和八旗官兵们的必读书籍。
  对关羽的神化，是中国人供奉“神”的功利主义的典型体现。
  关羽身上集中了中国帝王最需要的“忠”和“义”，这是历朝统治者巩固政权所必要的道德规范。在统治者眼里，无论封关羽为什么样的“帝”，他都是一个杰出的“人臣”，帝国和帝王需要这样的“人臣”。明代的皇帝朱元璋贬过关羽的封号，即所谓“复侯原封”，原因是刚刚建立政权的朱元璋迫切需要社会的安定而不希望他的臣民再“尚武”。清帝之所以开国就崇尚关羽，除了满人采取了容纳汉文化的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满人入关之前，顺治帝就用“桃园三结义”的办法解决了满族与蒙古族之间的纠纷，仿照刘备，顺治帝自称“刘先生”，称呼蒙古可汗为“二弟”。满人取得政权之后，认为这是受到了关羽的保佑。
  而在中国的民间，尤其是最下层的百姓中，对关羽崇拜的原因与统治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关羽是“游民的帝王”。
  中国是世界上游民阶层最庞大的国家。自然灾害、战争、官吏欺压经常降临在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贫困农民身上，降临在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来的小手工业者身上，背井离乡和到处流浪最终是他们惟一的出路。浪迹江湖和四处谋生的游民阶层是一群畏缩、软弱和极易冲动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果腹，是生命的保护，他们选择了关羽，因为关羽这个人物和他们的经历相仿——“亡命奔涿郡”。同样是农民的关羽杀了当地的官吏而逃亡，这让流浪的农民们感到关羽是“自己人”。“千里走单骑”、“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等等，这些无不迎合着帝国游民们的生活特色和性格特征。关羽最后的人生结局是客死他乡，这又引起了漂泊不定的游民们极大的共鸣，让他们世代难以忘怀。
  神化了的关羽在中国人心中是万能的：祈福消灾，保家护身，求财源，谋生路，拜把子，甚至希望子孙旺盛，都可以求求这位“关老爷”。直到千百年后的今天，这位“神”依旧被中国大小商铺甚至巨型财团供奉着，说他是“招财进宝”的象征。
  关羽，永远是一身戏剧装束：武巾，长髯，红面，立眉，战袍，大刀，站在中国人供奉的香火面前怒目圆睁了至少一千年。
  1900年，在一个巨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刻，整个中华帝国的精神与力量，就这样被一个神鬼化、戏剧化了的刀客支撑着。
  6、面对子弹的戏剧情节
  中国人无论干什么，都喜欢把自己首先置身于一种戏剧状态之中。
  1900年，义和团的农民们都把自己打扮成了戏剧中的人物造型。
  仲芳氏《庚子纪事》：
  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粗红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佚名《天津一月记》：团皆红巾蒙首，余布二尺许，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巾裹腿，手执短刀，招摇过市。（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各团名目服色有别：曰龙团者驻端邸，其衣帕红质黄缘。曰虎团者驻庄邸，其衣帕红质紫缘。曰仙团者驻大公主府，则红质蓝缘。又有兔团者缘以白。龟团者缘以黑。别色分群，以望可辨，时有五色团之称。（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载《义和团》。）造反农民们的衣装五颜六色，而得到官费资助的那支义和团农民的衣装也许是他们世代都不曾穿过的：一律青色黄缘的“号坎”，上有红字，两肩前有“奉旨”二字，前后胸有“团勇”字样，围绕着这两个大字是四个小字：“义和神兵”——官不官，民不民，戏不戏，神不神，帝国农民加入义和团后的装束奇特无比。
  还有“戴武生帽”和扎“武巾”者。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匪若干，似有一匪率之行，此匪则戴戏场中武生帽，玻璃镶嵌，红绒飞舞。以红巾勒额，余布曳于脑后，以红带束腰，前后胸背皆袢成十字，余布由肩下垂，几及踝。又有着渔网高巾者，有着会场马童之扎巾抹额者，数千人中约有百余人似此装束，间杂而行。9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连义和团行军出动的仪式，也是照搬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场面：“大师兄身穿黄靠，头包黄巾，马如飞，黄令旗招展，人皆让路。”（杜某：《庚子日记》，载《义和团史料》。）所谓“靠”，是京剧中武将的服饰，为了加强舞台造型的装饰性，“靠”上还插着花哨的小旗，战斗时随着舞蹈动作的旋转，小旗飞舞，煞是好看。于是，义和团的将领也是这种打扮——“拳众中，有背插四旗如剧中战将者”。而“披发而金箍者”，显然是装扮成了孙悟空。更有甚者，“有团自称猪八戒者，刀剑皆不用，竟以拾粪之耙，旋舞如飞。”至于“涂脂抹粉”并且梳起两个朝天小辫儿的，为京剧中童子的标准扮相，比如《空城计》中陪同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的那两个心里发虚浑身冒冷汗的琴童便是——“每团出队，先以二童子为前导，双丫直裰且有涂脂抹粉者。”（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义和团的队伍中，还有引人注目的女兵，这便是源于天津的著名的“红灯照”。史料称，天津红灯照，“皆十八九岁处女为之”。这个年龄的姑娘正是处在无论穿什么都耐看的好年华，更何况自从加入了义和团，师兄们便把她们认真地打扮起来，以显示“中国女人的风采”：个个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绛色裤褂，大领双脸鞋，头巾上写“协天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