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在东方一个庞大的帝国里，洋人不是人。
  5、飘浮的神灵
  洋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帝国的农民如此仇恨他们，并且在战斗的时候面对枪弹能够如此不顾生死地前赴后继，如果没有被一种“非自然”的力量所控制，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因此，洋人们一直想弄明白，帝国的农民所信奉的“神”到底是何许人也？此“神”有什么样的来历？有什么曲折动人的历程？属于何种宗教体系？
  洋人们的思索所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帝国的农民并没有共同承认的“神”，但中国到处都有农民信奉的“神”。
  义和团的前身是“神拳”，义和团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农民心中的“神”。中国农民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神”。
  如果开列出中国人所信奉的“神”谱，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成员包罗万象，五花八门，庞杂而臃肿：有在中国历史中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帝王将相、公主贤臣、江湖异人、绿林好汉；有长久地生活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神功武士、佛道大师、侠客强盗、贞女烈妇；有中国文学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天地诸神、才子佳人、妖魔鬼怪、阴魂精灵；有自然界中的生物或与自然界生物相似的东西——植物动物、天上星斗、地面顽石、大河小溪。
  在流传至今的义和团的史料中，出现最多的“神”大约有四类：一、佛道教及其民间教门崇拜的佛祖神仙，如释迦、弥勒、菩萨、观音、济公、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张天师、元始天尊、金刀圣母等；二、唱本戏剧中的英雄豪杰，如刘金定、樊梨花、鲁智深、武松、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等；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姜子牙、孔子、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岳飞等；四、自然神和自创神，如天地日月、雨雪星辰等。
  以上诸神几乎包括了中国农民所信奉的“神”的各种类型，天上地下、各朝各代、鬼魂幽灵、神话传说，甚至当代人物，都集合在义和团的旗帜下，成为帝国农民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泉。而令人惊诧的是，这些帝国农民自己指定的“诸神”居然能够融洽和睦地并存在于一个集体之中。
  《凌霄一士随笔》言：“义和团诸坛所供之神，又有供纪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纪小唐，小说《升仙传》中的主要人物，为“济小唐”，而《儿女英雄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为“纪献唐”，学界和民间都认为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当时的帝国官员年羹尧。帝国的农民们把两部小说中的人物给弄混淆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跪拜。尤为离奇的是，在义和团所供奉的“神”中，竟然还有帝国的官吏——“祁相国”。“祁相国”，指山西人祁文瑞。祁文瑞，清代道光年间的军机大臣。鸦片战争中国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时候，他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者。被义和团同时供奉为“神”的还有帝国军队的军官李秉衡，此人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和毓贤一样，也是一个坚定的“反洋派”，杀起洋人来气贯长虹。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一律有激烈的“平倭之举”，这是帝国的农民们把他们统统列入“神”谱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历史中，除了特殊时期内的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例外，中国人信奉的“神”基本上都不是当代活着的人。即使是对自称为“神”的当朝皇帝，帝国的农民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过“神”，他们甚至一生都不可能见到他。帝国农民对当朝皇帝的心理仅仅是惧怕，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冷漠态度。从没有哪一个中国农民在家中供奉正在掌权的皇帝。义和团们把活着的人尊为“神”，定是受了当时帝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帝国的农民在指定自己的“神”的时候有多么随意。
  中国人虽然供奉“神”，但他们的供奉却并不郑重——中国人的潇洒幽默、胆大包天在这里显得淋漓尽致。玉皇大帝是一个温和的君主，是中国“神”中的“诸神之最”。但是，在中国人的心中，玉皇大帝长得很胖，虽然是个男性但女性的特征十分明显。他永远坐着，没有人见过他走动，遇到危机的时候只能戏子般地细声细气地叹一口气，把眉头微微地皱起来。他常常受到小妖魔们的嘲弄，一只来自人间的猴子就把他的家给砸了，他居然一点办法也没有。中国人对叫做狐狸的动物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这种动物是不能得罪的，因为所有的狐狸都是精灵，而且“法力”高强。中国百姓供奉狐狸的牌位叫做“敬狐仙”。所有的“狐仙”都是女性，而且是性情放荡姿色诱人的美女。中国人一向对这个美女怀有复杂矛盾的心情：希望自己遇到并且和她温存一番，但是又怕被她纠缠不休甚至被她“吸干了阳气”变成悲惨的流浪鬼魂。龙在中国人心里应该是最神圣的东西了，中国人自称是龙的后代，而且龙还管理着气候，无论闹水灾的时候还是求雨的时候，龙王都是最受尊重的“神”。但是，几乎所有的龙——无论在中国百姓的民间传说中还是在中国文人的文学故事中——其品质都有一点问题，不是说话不算话就是无缘无故地发怒。龙王衰老、暴躁而愚蠢，龙子龙孙们个个都是花花公子。龙虽然可以翻江倒海，但最后还是常被一个来自人间的普通农民子弟打败，这个英雄抡着有着奇怪名称的中国民间兵器剥下几片龙鳞，于是龙就一瘸一拐地逃跑了。中国的每条河都有一个“河神”，“河神庙”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小庙之一。小庙里往往供奉着一尊泥像——一个戴着官帽子的绿色脸庞的中年男人，他就是河神，名叫“河伯”。中国人认为这个“神”很好色，每年要求人间供奉给他女孩子，具体地说，就是祭祀的时候，把一个女孩子扔到河里去，不然河水就会泛滥。河伯的这个要求最后弄得中国人忍无可忍，因为每一户人家都可能有一个女孩子，于是，中国人派了一个水性好武艺高的人去把河神打败了。在中国的南方，农民们索性给河神配了一个夫人，叫做河奶奶，小庙里河奶奶的塑像看上去有点凶恶，至少从形象上看，是个醋意很大的老女人。
  洋人们最不理解的中国“神”是孙悟空，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少真实与虚构的明显界限”的最极端的例子。“原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一只猴子，后来慢慢变化成人，有些地方的中国人把这只猴子当做保护神来看待。用一只本不存在的猴子来祈祷平安，中国人心里的因果概念是怎样的，无从知晓。”（《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222页。）义和团们对这只猴子格外感兴趣，它是他们最愿意供奉的“神”。其实，孙悟空的性格，正是帝国农民性格的一面镜子：不安分，极具叛逆心理，调皮、油滑、勇敢、仗义，宁愿被威力无边的玉皇大帝绑在柱子上刀砍火烧也绝不屈服，却心甘情愿地忠实于一个软弱无比的主人。
  在义和团的诸“神”中，道教的教主老子也是被隆重供奉的“神”。老子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哲学家和作家，他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带有深奥的辨证思维，他的著作被中国看做是指导道德问题的经典。当这个哲学家成为中国农民的“神”之后，他原来的身份就完全消失了，他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哲学解释，都被农民们当成了对一切不可抗拒势力的制约力量，于是，他的学术和名字也就被蒙上了一层诡秘的法术色彩，被赋予了巨大的魔怪般的力量。而且，和这样的一个“神”齐名的另一位哲学家庄子，却成了所有中国人熟知的一出喜剧的主角，这出喜剧的名字在各地不尽相同，一般叫做《大劈棺》——把躺着死人并且已经钉好的棺材重新劈开的意思。没事闲逛的庄子看见路边有个用扇子扇坟头的漂亮女子并与之交谈，得知坟墓中的死者生前和他的妻子即这个拿扇子的女子有个约定：他死了之后，要等他坟头上的土完全干燥了之后，他的妻子才能另嫁，而现在这个女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只好日日拿着扇子来扇坟土。回到家之后，庄子为了考验自己媳妇对他的忠贞程度，于是假装死亡。他刚躺进棺材里，便听见了媳妇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公子哥儿结婚时乐器吹打的热闹之声，又听见新郎可能是因为激动而昏倒在地的声音。有人说，解救新郎的惟一办法是用另一个男人的心脏。于是，沉溺于爱情之中的寡妇立即拿起斧头走向躺着庄子的棺材，噼噼啪啪地砍起来。结果很容易猜到，庄子微笑着从棺材中坐了起来，他说他睡了一觉并且做了一个梦——这是庄子设下的一个小小的、善意的骗局。看戏的中国人大笑，尤其是男人们笑得更厉害些，在议论那个装扮庄子媳妇的演员姿色如何之余，都说这个老头的“点子”真够损的。
  中国人信“神”之幽默的另一个极端例子，是中国人和土地爷的关系。《风俗篇·神鬼》：“凡今社神，俱呼土地。”土地爷是管理人间具体事务的最低级的“官”。帝国的农民们家家供奉他的时候，仅仅摆上一块豆腐就可以了。他还有别的名字，《聊斋》中的土地神名叫“王六郎”，帝国“大学”国子监里的“土地爷”据说叫做“韩愈”，帝国南方的农民认为他姓“苏”，名叫“吉利”，而且他也有个媳妇，名叫“王搏颊”——“土地爷”名字的含义可以理解，但他媳妇的名字就不知是什么意思了。帝国北方农民对土地爷名字的认识比较统一：“灶王爷，本姓张。”俗称也有，叫做“张三”。在中国人心中，这个“神”矮胖短小，老态龙钟，永远拄着拐棍，据说他生活在人间的灶坑里面，常常满脸是烟熏火燎的斑驳颜色。土地爷虽然“神”位卑微，但在中国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春节时分，农民们家家户户都要祭祀他，而因为他居住在每一个家庭之中，平时不免要听见或者看见人的某种不轨言行，于是，中国人祭祀他的时候，为了巴结他，就用彩纸给他做“马”，供他上天时骑，“马”的旁边还不忘放上几根草，那是马在路上吃的饲料。这些东西常常是孩子们的手工游戏之作，粗糙幼稚。同时供奉的还有一种麦芽糖，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供奉这种很黏的糖的用意：让土地爷吃了，“粘住他的嘴”，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张不开嘴说话，或者，吃了糖之后不好意思再说坏话。实际上，糖几乎立即都让孩子们吃了。土地爷上天“汇报工作”的时间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中国人要认真地“送灶”。“土地爷”从天上归来的日期是除夕晚上，这一天中国人还要认真地“接灶”。“送灶”和“接灶”，中国人的这种敬“神”仪式千年没变。
  中国人的“神”没有尊卑之别，高高端坐在云端之上的天国主宰玉皇大帝是“神”，藏匿于坟地某个洞窟里夜出昼伏的黄鼠狼也同样可以是“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人世间权威的大小是不固定的。在帝国乡村的庙宇中或者在农民家里的神龛上，同时排列的可能是孔子、菩萨、铁拐李和一位阴间看守的牌位。中国人的“泛神”来自于恐惧：儒家的道德学说保护不了经常面对天灾人祸的百姓，尤其是只有靠天靠地吃饭的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们是不存在想像和寄托的，他们的精神连同肉体一起只在昏天黑地的现实中生活。于是，即便是供奉着“神”，中国人也说不出哪个“神”更有权威些，更能帮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信奉诸“神”。中国人又不在乎诸“神”。
  节日里的一天，几个乞丐敲门，手里拿着几张印刷粗糙的“喜神”，说是“送喜”来了。明知道这是乞讨的手段，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赶他们走，而是象征性地给乞丐们点食物，双手把那张剪纸画的“喜神”接过来。
  欺骗自己可以解释为“自我安慰”，但是中国人连他们所供奉的“神”都可以欺骗，于是谁也说不准还有什么是不能欺骗的了。
  因此，在中国的乡村，大张旗鼓并且仪式夸张地修了神庙之后，就很少有人再去理会神庙了，这就是洋人在帝国的土地上到处可见破败的神庙的原因。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中国人对“神”的最普遍的态度。表面上的崇拜和内心里的忽视，这种对待人物与事物的态度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帝国农民对“神”的供奉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农民们的任何“信”与“不信”都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不知道所谓的“纯净的情绪”。他们任何形式的“敬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