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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无论是将信将疑的还是坚信不疑的帝国农民，一致兴奋地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全都对生活绝望了，而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有了一个可以尽情发泄不满的进攻目标。
  他们高唱道：“义和团，为了王，今年的棒子长得强！”
  干柴烈火，风起云涌。大批绝望的河北农民加入了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产生出逃离现实苦难的强烈愿望。
  1900年，帝国北方的农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义和团团员们成群结伙地挨家挨户“征米面”，没有一户人家敢于拒绝。有了粮食，搭起炉灶，支起大锅，所有的人一块吃，食物翻煮的香气飘散得很远很远，于是更远的饥民也跑来了。登上个名字，再叩个头，就算“在了拳，吃上了饭”。
  有外国传教士问那些表示愿意入教的帝国农民“为什么要信奉天主”，农民们的回答是：“给钱给粮咱就信教，不给钱我还饿着就闹教！”
  帝国农民的骚乱引起了外国人的警惕。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把帝国土地上出现的一个叫做“义和团”的农民组织的反洋倾向，向英国的外交大臣做了书面汇报。他在汇报中特别谈到中华帝国的气候问题：“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预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讲不啻天赐良机。当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时，贫瘠的北方农民做出如此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但是，此时的窦纳乐依旧很乐观：“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5月第一版。）在窦纳乐信的后面，附有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贴：“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过不了多久，包括窦纳乐在内的所有洋人的乐观的情绪就会被突然降临的灾难一扫而光。
  帝国的农民带着饥饿、悲伤、愤怒和离开土地的绝望，他们操起刀枪、铁铲、镐头、粪叉，甚至只在木棍上绑上一把女人用的剪刀，转瞬间就变成了不论什么名义的造反者了。
  4、洋人不是人
  义和团的农民们认为，洋人的眼睛之所以是蓝色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伦理道德的结果。因而，洋人不是人。
  中国人对洋人的鄙视，显然最初来自于对西方人相貌的不解。在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洋人之前，中国人曾经强烈地认为，除了中华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类似人的动物，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蛮夷”地处文明边缘的、愚昧野蛮的“人”。这些“类似人”的人要不就是大脑袋，小身子，三个耳朵，一只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没有五官，脸部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但是不会说“人话”，只会牛一样地吼或鸟一样地鸣。后来，西方的洋人们真的来了，虽然他们组成“人”的各种器官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条腿和一个鼻子，但这些看上去像“人”的家伙们实在是丑陋不堪：苍白和带有红斑的皮肤，红色或者黄色甚至是白色的头发，蓝色、褐色或者杂色的眼球，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窝，高高耸立的如同某种鼠类尖吻的鼻子。洋人们的所有特征无不证实着中国人的猜想：洋人和野兽很接近。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始见大批真正的洋人。有一位叫做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见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　182页。）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人倒下的多，洋人倒下的少，但是作为帝国的高级官员，两江总督裕谦对英国人不能弯曲双腿的事情还是给予了证实，他在给帝国政府的奏折中说：“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
  189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由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撰写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　s》一书（日本人译为《支那人气质》，中文译为《中华民族特征》），记述了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体会：许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到周围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一种他人低贱、我自尊大的气氛中。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种尊重，即使中国人不轻视我们，也要处处表现出他们的屈尊，如在恩赐我们，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0～71页。）史密斯，美国传教士，生于1845年，死于1932年，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年代里，他在中国生活了50年之久，和其他洋人一样，他在中国饱受了中国人的轻视。
  中国人对洋人的服饰十分看不惯，认为他们的服装紧紧地包裹在身上，显然是没有更多的布的缘故，于是永远是一副寒酸的样子。他们西服的巨大的领口露出内衣，而燕尾服在屁股后面开一个大缝，还钉着根本没有用处的两颗扣子，简直不成体统，莫名其妙！至于洋女人穿的那些有伤风化的衣服，就更别提了。
  洋人居然听不懂中国话！任何一个洋人，如果听不懂中国话，连中国的苦力都会看不起他。洋人们常常看见中国女佣人在吃吃地窃笑，原因是：瞧，他根本听不懂！洋人听不懂中国话，即是听不懂“人”话，显然是智力低下的原因。
  洋人们没有礼貌。他们不会作揖，不会磕头，不会像“文明人”一样走路不紧不慢地踱四方步，他们永远匆匆忙忙的像没头的苍蝇。一个据说有很高地位的洋人要会见中国的官员，中国人跑出来想看看这位洋人的豪华仪仗，结果中国人只看见了两辆马车和一个仆人，据说那个仆人还兼做厨师。中国人在极其失望之后就有了极度的轻视。
  洋人不懂得生活的规矩：兔子一样吃生冷的蔬菜，狼一样吃生冷的肉。洋人的身体看上去苍白得令人害怕，他们无论年龄大小都拄着拐棍，青天白日还打着雨桑洋人们卷曲的头发永远别想编成一条像样的辫子。洋人不会吆喝牲口。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由于不会用中国人的“吁”、“驾”等吆喝牲口的话，结果弄得给他们驮炮的中国骡马满街乱跑，引得中国人在一旁看着，直觉着洋人怎么这么笨。
  洋人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他们经常男女搂抱在一起扭来扭去。他们在公开场合放肆地亲他们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的脸蛋。
  洋人们没有孝敬父母的观念，这也许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的来历不明确，因此他们眼睛的颜色很不正经。
  洋人们带来的一些机巧的东西也着实让中国人不知说什么好。马蹄表、火柴、玻璃、洋布——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的实用性，而在于这些东西都传达出一种说不出来的稀奇古怪的氛围。中国人至今对这样的洋玩意儿依然备感新奇，但往往又用斜着的眼神将其视之为：洋里洋气。
  保龄球和桌球——1882年3月《申报》有《观打弹记》一文，写道：“打弹之戏向惟西人为之，华人有窥之者辄遭斥焉。今则华人亦皆能为之。”（《申报》1882年3月3日。）保龄球为“大弹”：“大弹则心力俱准，一举而击倒十椿。”桌球为“小弹”：“小弹则曲折如意，一手而连数十　。”（《申报》1886年4月6日《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6月6日《论华人习西法之弊》。）但是，不管“大弹”、“小弹”，到了中国人手里，立即成了赌博的玩意儿。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更加认定了这样一条信念：洋人的玩意儿定会伤风败俗。
  电灯——中国人最初看见电灯的反应是充满恐惧：“创议之初，华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徐珂《清稗类钞》第12册《电话器电灯》，第6038页。）但是，没过多久中国人又喜欢上了电灯。洋人在街上竖起了几盏灯，中国人上街欣赏。1882年11月7日《申报》载《论电气灯之用》一文这样报道：“每夕士女如云，恍游月明中，无秉烛之劳，游观灯之乐。行者，止者，坐于榻，倚于栏者，目笑而耳语者，口讲而指画者，洵可谓举国若狂矣。”（《申报》1882年11月7日《论电气灯之用》。）眼镜——在中国人眼里，眼镜第一位的功能不是纠正视力，而是一种新奇的时髦装饰。《清稗类钞》记载：“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第6219～6220页。）让中国人惊讶的还有西洋的照相术。1885年王韬日记记述：“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一影，眉目毕肖。”（《王韬日记》1858年10月25日，第23页。）1883年《申报》刊登《论引见验看代以照相说》一文，主张把目前政府选拔官吏时被选拔者必须亲自到京接受“验明正身”的制度，改为政府查看被选拔者的照片即可，说这样可以杜绝官场上的行贿受贿现象。结果，一个参加选拔的候补官员认为既然让交照片，交上一张就是了，于是在街上买了一张洋人印刷的美女照片送了上去，奇怪的是，他被帝国政府选中了。（《汪穰卿笔记》曰：“某部试录事，试日，印结之外需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检之，乃有一女照片，大惊，然其人已取矣。复试日，俟其人至诘之，直认为彼所交者，且曰：吾平生未照相，而此间乃须此，期又迫，姑购诸肆，乌知其为男欤女欤！”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39～40页。）洋车的输入，令中国人的情绪更加复杂。1874年中国报纸就有广告：“有外国小车出赁”，“格外奇巧，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雇用”。所谓“外国小车”，就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人力车，中国人俗称“洋车”。此车胶皮两轮，需人拉，车夫快跑如飞，风雨无误，百年之内一直是中国城市里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来到中国的洋人无不坐此洋车。中国从此多了一个平民行业，此行业百年来养活了不少中国贫民，还养活了不少靠卖文度日的中国文人——那些乘坐洋车的洋人指路时用文明棍敲中国车夫的毡帽，催促车速时则用脚踹中国车夫的后脊梁，此种种帝国主义行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描不完写不尽的伤感素材。
  洋人无论如何是低贱的，他们就是把中国车夫的洋车砸了，中国人在骨子里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中国著名的一部话剧中的著名的一句台词可以为证：以装神弄鬼为业的穷极潦倒者唐铁嘴在向国人演示他是如何把英国人制造的海洛因放在日本人生产的松软的烟卷中时说：“东洋的烟卷，大英国的白面，洋人们一块儿侍候我一个，这不是福气？”——这部著名的话剧就是在中国久演不衰的《茶馆》。
  从帝国的官员到帝国的农民，他们对洋人鄙视的观点惊人的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因此，对于洋人的一切，中国人向来是倾向于剔除的。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可能和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的摔伤“豁然痊愈”。同样不愿意“侍候洋人”的帝国官员是另一个需在总理衙门“上班”的邓承修，他上奏朝廷坚决要求免去自己的职务，说他“宁愿战死疆潮也不愿意和洋人打交道。大学士徐桐——以后帝国悲惨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的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自己府邸的大门用砖头堵上了，并在门上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以鬼为邻。1860年，洋人的军队攻打北京，亲王僧格林沁把联军的代表二十多人骗到他的衙门府里捆了起来，三天不给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