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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力逐渐庞大起来的教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和不信教的村民分割玉皇庙的公产：土地。教民也要有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教民和村民经过协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不信教的村民分得庙产38亩，教民分得3亩。这个协议由梨园屯乡绅主持签署。但是，当教民们开始盖教堂的时候，矛盾发生了：教民们有破坏或者拆除玉皇庙，扩大盖教堂土地的企图；同时，不信教的农民们普遍地认为，那些教民们私分了洋人们给的银子，个个因此发了财，于是，他们坚决反对盖教堂。他们的公开口号是：以汉教战胜洋教。
  什么是“汉教”？农民们说不清楚…农民们也没有愿望把属于自己的“教”弄明白，他们原本也不是因为“教”的不同而愤恨的——由最细微最实际的利益矛盾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的争斗，最后形成最激烈最血腥的政治冲突，这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农民骚动千年不变的轨迹。
  帝国农民的精神首领从来不曾是“教”而一直是“人”，是那些在乡村里被称之为“首领”、“村首”或者“士绅”的人。这些人是农民，但绝不是“佃农”。他们往往占据着最好的良田并且出租土地；或者他们就是乡村里的“知识阶层”，有能力包揽乡村中的道德评判和是非定性；还或者他们既不认识汉字也没有土地，但他们强壮而蛮横，是村庄里正常生活秩序的认定者和执行人。以上这些人，是帝国农民中日常活动最活跃、思想和行为最危险的一个小小的阶层。
  如果没有洋教的入侵，帝国农民中村首们的日子是美妙的。清末，内外交困的帝国政府让庞大国土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偏僻的村野出现了政权的空白。县乡里甲等权力机构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管理复杂危险的村野事务，于是把维护地方秩序、处理乡民纠纷甚至催纳钱粮租税的权力“下放”给了乡村里的士绅村首们。这些掌握着农民命运的乡村士绅们与官府衙门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没有文字契约的默契。帝国政府从不鼓励官吏下乡，认为县衙门的官吏往往会激化矛盾而容易产生民变。县令三年才会到他的那些村庄巡视一回，而每回也就是在村庄的会所里抽上一袋旱烟。帝国农村里的士绅村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被帝国农民们称为“二衙门”。
  洋教士和入教的中国农民们首先触及的正是这些士绅村首们的利益，因为已经拥有一些“权力”的教会在乡村里的某些利益的分配上和士绅村首们的利益相重叠了——因为洋教会已经侵入了士绅村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
  冲突因此不可避免。
  这个时候，帝国北方乡村戏文中唱的那个主角出场了。阎书芹，一个严格地说是个半农民的人物，因为他并没有始终以土地为生。他曾贩运过私盐，生意被官府切断后，结交了一群最贫苦的青年农民，开始热衷于习练一种强身的“武功”，号称“红拳”。
  在中国帝制的历史上，历朝统治者绝对禁止民间结社，朝廷对民间的习武组织更是严加禁止，违反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对其首领的刑法是“凌迟”，即用利刀把一个人活生生地割碎。乾垄嘉庆年间，类似“追索红拳和金钟罩术士”的案件史书中连年有载。但是，太平天国农民军势力的迅速蔓延，使大清朝廷对民间结社的法度突然放宽了，朝廷的目的是想组织和利用地方民团来抵抗太平天国农民军的起义，因为帝国的正规军已经被事实证明不足以平定天下了。后来成为帝国陆军骨干的“湘军”、“淮军”等都是由此时的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阎书芹带领一批贫困户，组成了一个“护庙”团体，叫做“十八魁”。这绝对是一群真正一无所有的农民，其中的阎书芹因自己的不幸而对生活充满怨恨，阎兆风是一个在庙里煮完狗肉再把吃剩的狗头放在神像头上的人，阎兆华更是又穷又横，大户们之所以不时地给他一点儿粮食，是怕他在他们的屋后放火，他还是一个贼，但他标榜自己偷远不偷近偷富不偷穷，且偷东西的目的是供养他的老娘，于是乡里人都把他称为有孝心的“侠偷”。如此一个“十八魁”，成了保护不信教的农民利益的“准军事组织”。
  梨园屯的教民与村民关于玉皇庙产的官司，从县、府一直打到山东巡抚衙门。官司由村里的六位乡绅出面，三位进省闯衙门，三位留村想主意，全村不信洋教的农民纷纷捐款——“敛钱打官司”。很久之后，老人们还能够绘声绘色地向子孙们讲述当年的悲壮：梨园屯距离县城180里，官府审理官司的时候，村里有个“飞脚罗三”负责来回传信儿。罗三跑起来如腾云驾雾，一个来回“两头见太阳”。但是，无论“飞脚罗三”的腿脚多么飞快，官司却一直以村民的败诉告终。这就是史料上所称的梨园屯“六大冤”。
  “十八魁”的护庙行动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官府不支持他们。冠县的县令名叫何士箴，农民们叫他“何糊涂”，因为他企图在帝国的农民和洋人的势力之间两面讨好。在处理“十八魁”护庙事件时，这位县令为了调解矛盾，平息事态，把附近村庄和邻县的头面人物都请到了梨园屯，这些人物包括曲周和威县的几个文武举人、冠县小王曲村的一位教书先生、陈固村的一位乡村医生。帝国乡村的这些村首们怎么能够与洋人和洋人支持的教会抗争？帝国的政府和军队不是都在与洋人的抗争中败下阵来了么？何况，“十八魁”是些什么人物？朝廷对洋人说了，他们都是暴民。对于朝廷来说，帝国臣民中有顺民，有暴民，没有公民。
  官司越败，人气越愤。土地官司逐渐演变成了反对洋教的农民和信奉洋教的农民之间的直接冲突。1887年，梨园屯六位乡绅中的左建勋和刘长安带领几百名村民把洋教士带领教民运来准备建教堂的建筑材料搬运一空。这件事居然惊动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因为法国使馆为此向帝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五年后，这里的官司依旧在打，但是冲突已经升级，反对洋教的农民们请来了一个道士住在玉皇庙里做主持，为了防止信教的农民闯入，他们把乡练的枪械布置在庙里——这种武装的介入标志着更大冲突的爆发为期不远了。
  官司又一次失败后，阎书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散漫的“红拳”看来不管用，应该投靠更有力量的“拳”。
  “拳”，这个字几乎就是接下来帝国混乱时光的代名词。
  当夜，阎书芹带领他的“拳”兄们走了，去寻找他们早就听说的另一个“拳”：梅拳。
  梅拳这时几乎可以称做一个“教门”了，从明末算起它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有严格的师承传统和谱系师承，分为武场和文场，广泛分布于河北的冀州、河间、顺德、广平、大名各府和山东的临清、冠县、邱县一带。他们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官府取缔，是因为他们的“拳”规极其严厉，其中包括不准江湖卖艺、不准接触女人、不准和其他教派发生联系等等。美国学者周锡瑞在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对“梅拳”的见解为：此“拳”是一个“纯粹的武术团体”。其实，在帝国的那个年代里，“纯粹的武术团体”根本不存在。被绝望的生活处境和不公平的现实逼迫得无路可走的农民们聚集在一起练习武术，绝不是为了弘扬什么“国粹”、“传统”、“文化”。一旦社会条件成熟，这类的民间组织往往是武装暴动的重要力量——帝国历史上数次农民起义无一例外。
  威县梅拳第十四辈文场师傅赵三多是梅拳目前的当家人。他的身份是公开的，不少徒弟在衙门里当捕快。凭借着声望，他成为威县调解民间纠纷的首领。他是非暴力者，不赞成“十八魁”们的武装行为。他知道教民冲突已经在山东、河北交界的“飞地”地区公开化了，而他自己也是憎恨洋教的，因为洋教和梅拳的教义是冲突的。
  赵三多的手下有一个名叫姚洛奇的拳手，在梅拳系谱中比赵三多长一辈，是个烧窑人，他成功地劝说了赵三多“举事”。当时，帝国北方大面积的旱灾令农民陷入生存绝境，而德国军队对胶州湾的占领更令国人愤懑已极。这时，阎书芹这个另外拳派的人登门行“弟子礼”了。他们诉说了在梨园屯庙产官司中的不满。于是，姚洛奇对赵三多说，无论是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还是出于乡土道义的需要，都必须站出来反对洋教了。
  为了不连累传承了几十辈的梅拳，赵三多决定脱离祖谱，表示与梅拳完全脱钩，而将愿意和自己一起“举事”的拳手重新组织起来，并为这个新组织重新起了一个拳名：义和拳。“顺清灭洋”，这是义和拳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
  义和拳，后来的义和团，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1898年的事，此时，正是京城的“康党”们逃亡和被杀的时候。
  帝国政府无暇关注到在帝国的山东与河北交界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知道了，也只会认为过是几个农民在和洋教士闹别扭。帝国政府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点点火星，很快就要演变为铺天盖地的熊熊烈火，一直燃烧到帝国的都城北京，继而又燃遍了帝国的整个北方。
  一年以后，另一个“拳”以更大的规模蜂拥而起。这个“拳”叫做“神拳”。
  神拳没有红拳和梅拳那样悠久的历史和严密的组织，实际上它是黄河决口的黄水冲出来的一个临时组织。1898年，黄河在东阿县决口，淹没了东阿、荏平、高唐、聊城等州县，“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水灾中流离失所的农民们饥饿难耐地聚集在一起，如果再不信点什么，他们就活不下去了，于是神拳出现了。神拳信奉经过简单的仪式之后，神的力量就会依附在练拳者的身上，并且发生许多预想不到的奇迹。
  “神拳”的首领是个叫做小朱子的青年农民。
  小朱子，山东长清县人，出身贫苦，没有正式的名字。自幼随改嫁的娘四处漂泊，最后以“带犊子”的身份落籍在泗水县宋家河村。为生活所迫，30岁的时候又回到长清大李庄的舅舅家。他白天干活，晚上和青年农民一起练习神拳。随着加入的农民增多和影响的扩大，他开始在临近各县发展“神场子”，进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拳首。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大名，叫做朱红灯。这个名字显然是“拳”众们对他的尊称。他的名声巩固于一次与教民的对抗行动：为了惩罚教民，他令教民出钱请来戏班子“贺神拳”，这个让教会很丢面子的事情使他威望大震。而令他地位陡升的是一次与官府真刀真枪的厮杀，史称“前杠子李庄之役”。
  “前杠子李庄之役”起因于平原县已经激化起来的民教矛盾。随着德国军队在山东半岛的登陆和占领，洋教士们跟在军队的后面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天主教各方济会和基督教美国公理会都在平原县建立了堂口和布道站，在穷困的农村吸收信教的农民并修建教堂。洋教士仿照中国农民的传统办法，在信教的人中选择有势力的人物充当教民的教首，这些教首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不可避免地会和当地掌握权力的乡绅们在利益分配上发生纠纷。面对强大的洋势力，乡村的士绅们只好纷纷求助于民间神拳，甚至亲自加入神拳以寻求支持力量。终于有一天，民教双方火并起来，起因是教民控告不信教的农民抢了他们的财物，于是惊动了平原县令蒋楷。蒋楷虽然也是个憎恨洋教的人，但是，根据朝廷“就教屈民”的指令，他不得不亲自率领官兵前去逮捕拳民。1899年10月11日，平原县百名步骑勇役到达前杠子李庄，刚进村就见二三百拳民在朱红灯的指挥下正列队击鼓，随之即向他和他的官兵主动发起了进攻。官兵和县令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进攻方式：拳民“四个人成一个圈，一圈跟一圈地滚动前进”。这是什么战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与神拳的神灵之术有关。当拳民们“滚”到跟前时，一下子砍倒了官府的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