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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光绪皇帝不但宣布自己有病而且表明病得离死亡不远了，他为此要隐退，要立一个替代他的“新皇帝”，要为此“感谢圣母之恩”——中国高墙之内的深宫政治故事真是可以不加修饰地变成久演不衰的唱本。
  1900年西历新年到中国农历新年的一个月期间，是洋人们紧张而慌乱的日子。各国公使们连续磋商着，然后频繁约见庆亲王和李鸿章，要求中国方面“澄清某些传闻”，并且再三表示其“不承认除光绪皇帝之外的任何皇帝”的坚定立常庆亲王唯唯诺诺，敷衍着洋人们。而李鸿章因嗅到严重的政治危机的味道，为避免自己被卷进去，宁可在官职前途上受损失，也要躲避开，于是他主动提出自己到南方去任职。不久，慈禧的懿旨下来了：李鸿章任两广总督。理由是要他前去监视和控制“南方的乱党”。
  这一年的冬天对于光绪来讲寒冷而漫长。
  紫禁城内有三海，南海、北海和中南海。皇帝被囚禁在南海中的瀛台，“四面皆环以水”，只有一座小桥通岸。光绪的日子苦不堪言，至于苦到什么地步，野史纷纷纭纭：皇帝不能自由行动，牙齿被打掉了，因得不到医治而疼得叫唤。皇帝吃不饱饭，然而有一天，慈禧突然“恩赐”大量的食物逼迫他吃，结果皇帝“胀饱不堪”。帝国皇帝的狼狈和痛苦通常成为慈禧身边那些显赫的太监们的取笑资料。
  野史虽不尽可信，但曾任监察御史的高树在《金銮琐记》一书中云：民间言光绪皇帝坐水牢，余甚疑之。近年往湖边瞻仰，湖边老屋数间，破槛当潮，虚窗待月，封骚骚而树急，波淼淼而云愁。行人指桥中有机关转捩，朝罢归来，突然桥断，诚与水牢无异云。（高树：《金銮琐记》。）皇帝终日沉闷不已，便让一个小太监给自己拿个弹弓来玩，慈禧知道后，问谁敢把弹弓给皇上，这岂不是引导皇上淫乐？小太监当天就跳中南海自杀了。
  皇帝从此狂热地迷恋于修理钟表。钟表都是洋人们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把玩日久，有的钟表坏了，皇帝居然能够把它修好。皇帝对时间的迷恋也许基于这样的心理：慈禧比他年龄大得多，他希望能够在时间上熬过慈禧。每当修理好了一座洋钟表，中国皇帝便把耳朵贴在钟盘上，“欣喜地听着时间前进的声音”。
  突然，有消息传出：皇帝企图逃跑。
  《金銮琐记》记载了光绪的一次“逃跑”，是监察御史高树亲眼所见：闻有一日皇上逃出西苑门，太监多人扭御发辫拉入。山人入乾清门缴还朱批，遇皇上便衣步行墀下。山人避入南书房窥觇，见皇上仰首向天而望，又行至乾清门，太监十余人拦阻去路。皇上由桥洞穿出，升东阶，坐轿入东巷，左右前后围随有百人，不能逃也。
  民间关于皇帝逃跑的传闻更是热闹，在传闻的鼓舞下，无论是在帝国的城镇乡村还是荒郊野店，中国百姓们对来往行人都多了个心眼儿，因为有人说谁能在路上“迎立”皇上，一定会得到无法想像的巨大赏赐。《张文襄奏稿》收集的是两湖总督张之洞呈给帝国政府的大部份奏折，其中的一折记述奇特，说的是湖北官方抓到一伙嫖娼的人，其中有个人一会儿称是康有为的弟弟，一会儿又称是逃跑出来的“皇上”，一时间“民吏大骇”。当然，没做什么调查，张之洞就立即把这个“皇上”的头砍下来了。
  中国的春节很快就要到了。按照慈禧的安排，年初一是新皇帝登基的日子。
  端郡王府一派喜庆。端郡王载漪14岁的儿子就要当帝国的皇帝了。
  中华帝国的官员是这个世界上生活最不稳定的一群人。在帝国专制制度下，官员们的命运起伏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心情和情绪的波动。于是，这些官员有着性格上相当矛盾的两面：在百姓面前的极端傲慢和在上司面前的极端谦卑。他们是一群最害怕皇帝也最依附皇帝的社会阶层，如同寄生在皇帝身体上的虱子，不要说皇帝的更迭，就是皇帝的一声咳嗽，就可能带来他们人生福祸的瞬间剧变。这一点，这位有皇家血统的王爷载漪体会最深。
  载漪，满族，帝国宣宗道光大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之次子，于慈禧为侄，与光绪皇帝是嫡堂兄弟关系。咸丰二十年被封为端郡王。在1898年之前帝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个亲王几乎没有任何踪影，而今一瞬间便到达的权力的顶峰。至于为什么突然间立他的叫做溥儁的儿子继承帝位，使他突然间有可能成为这个帝国的太上皇，这一切都如同一部戏剧的场次间缺少必要的情节过渡一样至今令世人困惑不解。这位终日沉湎于声色犬马的亲王只是有一个是慈禧侄女的妻子，而他自己无论从哪个方面上讲只能称得上是个奢侈放荡的王府贵族子弟。
  端郡王府邸在度过了暂短的慌乱之后，立即成为帝国政治旋涡的中心。
  按照皇家的规则，端郡王载漪把王府的里外装扮了起来，设置了接受祝贺的华丽的大堂，准备好了可以连续数天接待各方来客的豪华家庭宴会。他不吝惜银子，因为他知道目前的花销仅仅是对未来取之不尽的皇权的小小预支。从这个早上开始，已经有官员来了：先是朝廷中权柄很重的那些人物，然后是各色京官。王府门前的亲兵大声地呵斥着看热闹的百姓并把他们赶走，以便为川流不息的轿子和马匹让路。接受的礼品数量仅仅在一个时辰里就是惊人的，从古玩玉器到成封的银子都有，就连王府里的见多识广的仆人们都看得目瞪口呆。
  太阳渐渐地升高，这位亲王的心情却逐渐焦虑了起来，一种不祥的感觉开始袭扰他这些天一直飘然若仙的美妙心情——整整一个早上，居然没有一位外国公使前来祝贺。尽管这位郡王以智商低下而闻名，但是这些天来关于洋人们对他的儿子要当皇帝的种种刁难和冷淡，还是让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惊慌和愤怒。“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几于不共戴天之势。”——这个早上，端郡王载漪心中堆积起来的惊慌和愤怒，最终影响到了整个帝国的政治命运。
  还是这一天，傍晚时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光绪皇帝知道几乎整个西方都在支持他，包括在海外的“康党们”也正在声援他，因为这位皇帝正处在被囚禁的状态中，于是历史连这位帝国的皇帝在这个傍晚是否能够吃到数量足够的晚饭也无法知晓。但帝国的档案中却记载了这个傍晚皇太后的活动：慈禧在享受了一百多道满汉结合的精美菜肴和饭后游牧民族的风味甜点后，观看了御用戏曲班子唱的几出京剧，其中一出名叫《长阪坡》的剧目描述了一千多年前中国一位英俊勇敢的年轻将军于危急中营救皇族的故事。戏台上锣鼓铿锵，服饰华丽，唱念俱佳，赏心悦目。慈禧下令赏赐白银百两，然后她回到了她的寝宫。
  中华帝国曾是世界上最轻视女人的国家，其轻视到了令人发指的侮辱和残害女性的程度。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就要结束的那段时光里，正是一个女人在彻底地支配着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的资源财富和政治命运。
  慈禧所居住的那间宫殿下面是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内昼夜不熄地燃烧着一种为这个她特别制作的不产生烟雾和异味的白色木炭，木炭的燃烧令整个宫殿都笼罩在温暖之中。
  此刻，徘徊在巨大炭火上的皇太后心中燃起仇恨的火焰。
  先是那个金发碧眼的法国医生多德福对光绪皇帝病情的诊断传入宫中，说是中国的皇帝没有病，而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脖了。没过多一会儿，总理衙门又呈来一份各国公使的联名照会——这是正式的外交文件而不是市井传闻。照会中有这样的措辞：假如光绪皇帝在这种身体状况下不幸死去，将在西方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
  这真是一个凶多吉少的夜晚，因为更令慈禧心情恶劣的消息是：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庇护下已经安全逃到英国本土。7月里，她曾派出了一名叫做刘学询的杀手到日本追杀康有为——中国历代政府使用政治刺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历来也只是在本国的领土之内杀来杀去，向海外派出执行暗杀任务的“恐怖分子”，刘学询恐怕是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首个——可是，那个“万恶”的康有为不但没有在地球上消失，而且此时还向全世界发出了急电，号召世界各地的华侨起来反对慈禧：“皇上圣明，国民共戴”，“无罪见废，大众公愤”，“如若不听，起兵勤王”；并且威胁说，如果慈禧不把政权归还给皇帝，中国全国就要发生民变。
  史书记载道：那拉后每得一电辄变色，深恐民心之变也。
  她毕竟是刚刚做了一件对于整个帝国、甚至对于整个帝制都是伤筋动骨的事。心虚使精明的慈禧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海外的康有为们只能是虚张声势，几个书生哪里能够拥有可以“打回本土”的武装力量？但是，慈禧梳理了一遍近些天来她的政治生涯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于是，只是在这么一想之间，掌握着庞大帝国最高权力的女人就对洋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仇恨。
  这个女人的这种仇恨从这个冬天的夜晚开始，一直蔓延在世纪交替的这段难熬的时光里，最终导致了整个帝国的一场巨大的灾难。
  令皇太后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持不同政见的帝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打回本土”，倒是帝国本土上的另一群人突然蜂拥而起了。这群人装束奇特、口号奇特、行为更加奇特，在翻云覆雨地变换他们的行动目标之后，最终他们确定他们应该标榜“杀尽天下洋鬼子”，以“捍卫”皇太后的天下。
  中国历史上几乎导致帝国彻底颠覆的悲剧由此开幕了。
  这群令心怀仇恨的慈禧没有想到的人，是来自帝国北方的一群饥饿的农民。
  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
  1、打谷场上的角色
  100年前，在中华帝国北方萧瑟的荒野之中，一个小戏班子开始走乡串户地演唱。他们每到一处，衣衫褴褛的农民就会簇拥而来。妇女们远远地聚集着，她们没有资格看戏，但是，她们可以听见那吱呀呀的歌唱之声。而那些距离很近看着表演的青壮年农民们的眼睛发出异常兴奋的光芒。
  冬日昏昏没有暖意，寒鸦在枯黄的树枝上嘶哑地叫，艺人弦子颤抖的声音传出很远。戏唱完了，天黑下来，青年农民们和艺人们一起围着猛烈的篝火吃着由村社提供的翻滚的热粥，呼噜呼噜喝粥的声音在帝国北方的夜空下显得格外奇特。片刻，呼噜声停了，弦子声接着响起来，第二出戏又开始了。
  戏班子唱的两出戏的戏名是：《鞭花记》和《柳条记》。戏文唱的不是皇帝、大臣或一个忠诚的武将，也不是员外、书生或一个富家的小姐。戏文里所唱的主角是一个名叫阎书芹的农民，跟随在这个农民身边的角色依旧是一群农民。帝国北方的农民都认识阎书芹，跟随在阎书芹身后的那些人他们也都熟悉，甚至戏文里面还有他们自己。农民们第一次在戏文中看见自己的形象，这使他们本来就不断膨胀的自我感觉在这一刻更加明确清晰起来。
  戏剧里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前些日子：一群青年农民在首领的率领下奋不顾身地进攻——参加进攻的人草帽下插着一根柳条，他们听从首领甩响的鞭花控制攻击的节奏。农民们攻击的目标是教堂。
  19世纪末，在帝国北方最荒僻的乡村里，在低矮的茅草泥屋之间，常常可以看见两样显著的建筑物：玉皇庙和教堂。玉皇庙往往摇摇欲坠破旧不堪，因为它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站立了几千年。而教堂毫无例外是簇新坚固的，因为它在这片土地上刚刚盖起来。
  帝国的山东和河北两省沿黄河两岸相交错。山东冠县北十八村和河北威县的沙柳寨之间的毗邻地带是一块“飞地”——由于处在省县交界处，远离政府衙门的管辖，农民们称这样的地方为“插花地”。在这块土壤沙化严重和生活极端贫困的土地上，不止一处的“飞地”有一个统一的大名称：十八村。山东邱县十八村、临清十八村，河北南宫十八村、曲周十八村。
  冠县北十八村实际上包括了24座村庄，其中有一座村庄叫做梨园屯。屯里的农民为了一块属于村庄公产的土地官司已经打了三十多年。
  根据官方史料记载，这起土地官司首先发生于1869年，即同治八年。那时，爆发于帝国南方的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刚刚平息，太平天国的首领们为帝国农民们创造的“皇上帝”以及太平盛世的理想依旧幽灵一样游荡着。而在帝国的北方，农民们却和另外一个“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