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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为戊戌变法中的“无耻叛徒”，说是由于他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这是中国人对遥远的历史戏剧化的解释。袁世凯并没有告密。当慈禧回到紫禁城并且控制了光绪以后，袁世凯还在北京接受了光绪的召见。召见完毕后，中午他动身回天津，当晚见到荣禄。在这个时候，他对是否该把秘密告诉荣禄依旧犹豫不决，而刚好有人来拜访荣禄，袁世凯就告辞了。直到第二天，也就是21日，袁世凯才将杀荣禄和围颐和园的事情告诉荣禄，荣禄听了之后“大惊”，但他并没有如后人所说的那样“立即化装进京告密”，而是与袁世凯两个人躲在屋子里商量怎么办。中午的时候，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和袁世凯出示“训政之电”，荣禄和袁世凯这才知道慈禧已经动手了。
  22日，御史杨崇伊把袁世凯和盘托出的文人们企图“围颐和园”和“捕杀慈禧”的计划带回北京。23日，“太后已接到北洋袁世凯出首密告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慈禧没有用棍子把光绪打死，只是把他从此囚禁起来，囚禁在那个叫做瀛台的地方。慈禧立即下达的手谕是：步军统领全力捉拿所有的变革党，包括那个罪该千刀万剐的康有为。
  步军立即把南海会馆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没有找到康有为。康有为在20日就秘密出京了——他派谭嗣同去找袁世凯商量暗杀行动的时候，自己已把行李收拾妥当。当会馆里他的“同志”们打盹之时，他带着仆人李唐趁着天没大亮，溜出北京的城门，走了。
  帝国缉捕令：“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兵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洋人在中国历史上公然庇护中国政府通缉的政治要犯的“习惯”自1898年9月康有为的逃亡开始。
  9月20日一个白天，康有为从登上火车到火车行驶至天津，居然没有人前来查问过。黄昏，康有为抵达塘沽。他原准备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南下，但是到了塘沽才知道，那艘轮船21日下午4时才起航，他不敢等这么久。熬过一个恐惧万分的不眠之夜后，21日上午他上了英国公司的一艘客轮“重庆”号，无论从购票到上船，同样没有受到任何盘查。康有为安全地离开了天津。
  当“重庆”号一声长鸣起锚离开塘沽港的时候，北京城正被满街乱闯的步军们闹得天翻地覆。所有的城门关闭了，京津铁路停运了。但是，300名包围南海会馆的步军仅仅捉拿到了没有来得及跑的康广仁。康广仁直到被捉住的时候，也没闹清楚一直形影相随的哥哥是什么时候无影无踪了的。
  没有捉住康有为，慈禧暴跳如雷，朝廷给烟台、上海发出了紧急懿旨：“康有为企图进毒丸谋害皇帝，事败南逃，务必捉拿康有为，就地正法。”
  此时在天津的荣禄也开始了严密搜查。在把天津同样闹了个天翻地覆以后，荣禄才知道康有为上了英国轮船“重庆”号，于是立即派“飞鹰”号快艇出海去追——康有为如果不搭“重庆”号而等招商局的定期航班的话，他必死无疑。快艇追到中途，负责指挥快艇追击的管带刘冠雄称“燃料不足”，带着快艇回来了——历史终不得知这个帝国军官是真的由于出海匆忙没来得及加足燃料还是他原本就是一个“康党”。
  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抵达烟台港时，慈禧的懿旨已经到达烟台。但是，电报十万火急地送达帝国政府在烟台的衙门时，这里的最高官员登莱道李希杰因事外出没在，而译电的密码本带在他的身上，结果烟台的官员们只知道是朝廷发来的特急件，但就是不知道电报上说的是什么。而康有为利用轮船在港口停留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烟台的大街上闲逛了一番——“游览了近处的风光，购得几篓烟台苹果供沿途品尝。”
  “重庆”号继续向上海方向航行。海风吹拂，秋高气爽，康有为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
  上海不是烟台，早已接到慈禧的懿旨的上海道蔡钧已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康有为的照片被大量地分发给了大街小巷中的所有缉捕人员。消息传来说，康有为很可能乘坐的是一艘英国船，因此，蔡钧特地照会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要求他准许搜查从天津开来的所有英轮。
  白利南，1898年至1901年间英国驻中国上海总领事。这个英国人具有典型的帝国主义们的思维模式。尽管他在拒绝蔡钧的要求时，答应由英国派巡捕完成搜查任务，并且对蔡钧许诺的“事成之后送两千元为酬谢”表示了感谢，但是，私下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场就决定营救康有为。原因很简单：不管帝国政府捉拿的这个人是李有为还是王有为，反正是中国的“政治犯”。况且，他的朋友李提摩太的电报随后也到了，请求他保护康有为的安全。白利南对自己的决定解释得措辞生涩含义暧昧：“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为倘若在英国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的困难问题。”——帝国政府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或领海上捉拿一个中国人，如何让英国人感到是一个“困难问题”？洋人对中国的政治犯天生有一种保护的欲望，这与其说是在保护一个“不同政见者”，不如说是在通过有意的对抗来提醒中国政府：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我的特权是铁一般存在的。
  24日，当“重庆”号行驶到吴淞口外的时候，白利南派出了一个精通中国话的英国人濮兰德乘驳船前去截“重庆”号。濮兰德手上有上海道蔡钧发给他的“钦犯”康有为的照片，因此他很快就在船上找到了康有为。以下是他见到康有为时两个人的对话：濮兰德：君为康有为乎？
  康有为：是。
  濮兰德拿出照片：此君之相乎？
  康有为：然。
  濮兰德：君在北京曾杀人否？
  康有为：吾安得为杀人事，何问之奇也？
  濮兰德立即出示他在上海道蔡均那里抄来的懿旨电报，电报上写着：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
  濮兰德：君有进红丸弑上事否？
  康有为：我乃一忠臣也！
  为了表明自己不可能杀皇帝，康有为把皇上赐密诏一事说了。
  濮兰德：我领事固知君事忠臣，必无此事，且向知汝之联英恶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随我下轮，事不可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
  康有为跟在濮兰德身后下了“重庆”号。濮兰德的驳船将康有为转移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另一艘英国轮船“皮瑞里”号上去了。至此，康有为基本上安全了。
  一个千载难逢的升官机会就这样从上海道蔡钧的手掌上飞走了，不但如此，他将面临的是慈禧暴跳如雷的处罚。
  而康有为开始痛哭了，濮兰德劝了半天才止祝他哭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为自己的身败名裂而哭；同时他从慈禧的电报上推测，皇上肯定被慈禧杀了。
  “皮瑞里”号在吴淞口外停泊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康有为不停地写信。给朋友写，请求他们救自己的家人；给家人和学生们写，让他们赶快避难。他想跳海自杀，和皇上一块死，因此留下一封遗书。他想到了地狱、天堂和佛家：吾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子弟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岁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康南海先生墨迹》，《戊戌变法》（一），第409页。）在准备跳海自杀的时候，他还作了首诗：忽洒龙■翳太阴，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62～16　3页。）康有为没有跳海。他没有死。
  9月29日，英轮“皮瑞里”号到达香港，康有为彻底脱险了。
  康有为最积极和忠实的追随者梁启超也在洋人的掩护下脱险了。掩护梁启超的是日本人。
  21日，在京城一片步军搜查的马蹄声中，梁启超和谭嗣同商量着怎样救康有为。谭嗣同建议去求日本公使，让日本公使给驻上海的日本领事发电报，设法掩护康有为。梁启超赶到日本使馆求见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时，脸上“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他请求日本人救中国的皇帝。说完了，到街上去观察动静。步军此时已断绝交通，盘查所有行人，满街杀气腾腾。他终于只有又跑回日本使馆。当夜，他在日本使馆留宿。
  第二天，谭嗣同来日本使馆看他，劝他逃亡日本。而说到自己时，谭嗣同表示“自己决心一死”。他把自己诗文辞稿数册以及家书交给了梁启超之后，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军们已经注意到日本使馆里的不正常。于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梁启超化装出城。至于他们到底化成了什么样，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想像化的绝对不是一般的装，因为他们竟然瞒过了布满城门的步军官兵们的眼睛。
  梁启超在天津径直上了日本人的军舰。军舰直接开往了日本横滨。
  梁启超在《去国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时的心境，行文仍有骚体美文之风：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10月24日，康有为从香港到达日本。帝国的知识分子中的“造反派”云集日本，使日本成为颠覆大清帝国政权的大本营。
  此时，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党孙中山也正在日本招兵卖马。
  早在1895年，孙中山和康有为就联络过。那时孙中山正在准备广州起义，他派陈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为。陈少白正好和康有为住在了一个客栈，仅仅一房之隔，于是孙中山的特使和康有为有过一次“颇欢”的谈话，谈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国政府之事。但是，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他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而眼看着就要受到皇帝重用的康有为立即和革命党疏远起来，因为他害怕“革命党株连，有碍仕途”。至于现在孙中山有意与康有为合成一股力量时，康有为的回答让孙中山吃惊不小：“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48～49页。）康有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忠实的“保皇派”的原因十分简单：他是在那个风云莫测的年代里惟一见到了皇上且得到了皇上赏识的文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康有为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乱党”，他在关于“戊戌变法”的最系统的回忆录《戊戌奏稿》中，有意删除了有关“谋杀”和“刺杀”的一切过程，不但篡改了他给皇帝写的那些奏折的内容，连皇帝赐给他的那份密诏的内容都篡改了——“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变成了“汝可迅速外出求救，不可延迟。”
  为了饱受“禁锢之厄”的皇上，康有为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甚至招募了人数不少的“保皇军”。他在英国、美国到处游说集资，设立“保皇会”的分部。他甚至还请一个名叫荷马李的美国人来训练“保皇军”，且“代表中国皇帝”封荷马李为“大将军”，发给他一套大清帝国的“将军服”。康有为的相片和那个穿着帝国军服的美国人荷马李的相片并排挂在了“保皇会”的办公室里。但是，没过多久，荷马李突然投靠孙中山，成为了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背叛”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个美国人立志要推翻大清帝国的现政权。
  光绪皇帝在孤岛一样的瀛台度过他30岁生日的那一天，康有为在美国组织了大型的“华侨行礼”活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乡人无工商贵贱老幼，长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汉宫威仪。”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皇权被彻底推翻的第二年，康有为回国，因为对他的通缉令在革命中消失了。
  以后，他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康有为一生的政治活动令他拥有了大量的金钱，过着和他一直要“救”的“民众”们截然不同的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