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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立刻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样的话。为此，他以后顺理成章地被卷入了帝国知识分子变革旋涡中。
  袁世凯受到召见的时候，那个名叫毕永年的刺客正和他的好友谭嗣同聊天。谭嗣同说：我以为围颐和园之事不能做，但是康先生执意要做，而且给皇上写了奏折，我也没办法，只有拼一死了。有你在我身边太好了，但不知道康先生怎么使用你？
  到了晚上，当康有为得知皇上任命了袁世凯为二品候补侍郎时，他正和梁启超一起吃晚饭。康有为站起来拍案叫绝：“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也！”
  康有为回去就对毕永年说：我想让你到袁世凯那里当个参谋，监督袁世凯的行动。毕永年认为他一个人监督不了袁世凯。康有为说：要不，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你率领百人，奉诏把慈禧太后杀了。
  袁世凯官升二品，按规矩必须到慈禧处谢恩。袁世凯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在慈禧面前浑身发抖。慈禧这样对他说：“好好练兵是对的。皇上最近做的事，好像太急了点，我觉得有别的意思。下去吧，以后皇上再召见你，你到我这里知会一声。”
  紧接着，袁世凯到皇帝处谢恩。光绪皇帝的话令连升两级“惭愧万分”的他头皮一炸。皇帝说：“你练兵、办学堂都甚好。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各的事。”
  袁世凯有点慌了，他现在才觉得自己的处境似乎很危险。他想把皇帝的任命辞了，但是又不敢。想了很久，他给远在南方的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意思是，他要向皇上保举张之洞，让张之洞来北京“主持新政”。袁世凯本是想通过这封电报试探一下老练的张之洞的反应，同时，如果张之洞真的来京，一旦有什么变故，也可有一个依靠。谁知道，张之洞的回电立刻到了，而且就短短几行字：“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张之洞的回电清楚地表明袁世凯已经掉进一个万分危险的政治陷阱里了。
  1898年9月18日，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18日上午，光绪皇帝接到候选郎中陈时政的奏折，建议皇帝接见伊藤博文：“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陈时政：《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立即批复同意召见，时间定在20日。
  当天，军机处就把光绪的批复连同陈时政的原奏折一齐递给了慈禧。
  与此同时，庆亲王奕劻、端亲王载漪也到达了颐和园。他们告诉慈禧，现在时局千钧一发，如果等到皇上召见了这个日本人，“中国的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
  这一天傍晚的时候，光绪任命的四个年轻宰相中的杨锐和林旭两人找到了康有为，出示了光绪皇帝托他们分别带出的“密诏”。杨锐手中的密诏是皇上赐给四位宰相的：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企望之至。（《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2页。）而林旭带出的密诏则是光绪皇帝特别赐给康有为的：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7页。）光绪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曾令康有为到上海去督办《时务报》，康有为没有去。现在，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读到密诏，跪在地上“痛哭不成声”。
  哭完了，谭嗣同受命出发去法华寺，找袁世凯，准备实施围颐和园刺杀慈禧和荣禄的计划。
  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是一个令袁世凯魂飞魄散的夜晚。满脸肃杀的湖南人谭嗣同万分紧急地闯进了他的住所，关上门，开始了谈话。梁启超撰写的《谭嗣同传》中对谈话的记载译成白话如下：谭嗣同：“你对皇上如何评价？”
  袁世凯：“旷代之圣主也。”
  谭嗣同：“太后要废黜皇上，你知道吗？”
  袁世凯：“听到一些传闻。”
  谭嗣同：“今日可以救我圣主的人，只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来救；如果不想救，请现在就把我绑到颐和园去杀了，那样你可以获得荣华富贵。”
  袁世凯：“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我们都是共同为皇帝效劳的人，我和你一样，都受到皇帝特殊的宠爱，救护皇帝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你说怎么办吧？”
  谭嗣同：“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杀害皇帝，你如果能够一军顶二军，保护皇帝，恢复皇帝的皇权，清除皇帝身边居心叵测的大臣，肃清宫廷里的反对势力，你就完成了一件惊世之举！”
  袁世凯：“如果在阅兵的时候有人胆敢谋害皇帝，我一定命令我的官兵杀奸贼，我也会拼一死营救皇帝。”
  谭嗣同：“那个荣禄平时待你不错，你把他怎么处置？”
  袁世凯：“如果他敢谋害皇帝，我杀他如同杀一条狗！”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对此事也记载详细。根据袁世凯的记述，当时谭嗣同向他出示了一个“武装暴动计划”的草稿，那是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的内容是：荣禄密谋杀害皇帝，大逆不道，如果不除掉这个人，皇帝的皇位不能保，性命也不能保。袁世凯20日面见皇帝的时候，请皇帝下一道手谕，命令袁世凯带兵去天津，见到荣禄，将皇帝的手谕宣读，然后把荣禄就地正法。袁世凯代替荣禄为直隶总督，再以总督的名义把荣禄的罪行公布于众。接着，查封邮电局和铁路局，迅速带兵进入北京，以一半兵力围颐和园，另一半兵力守卫皇宫，这样大事就算成功了。
  袁世凯问谭嗣同：“围颐和园干什么？”
  谭嗣同回答：“不除那个老朽，国家不能保！这件事我来负责，你就只管把颐和园围住就行，其他的不必问了。”
  袁世凯后来回忆道，他当时的感觉是“魂飞天外”。
  袁世凯想拖延时间，让脑子冷静下来，然后决定自己把赌注到底押在哪一边。他说：“我的军队的枪弹火药，全部由荣禄掌握，而各营的官兵也多属荣禄的人，等我回天津后选一些可靠的将官，再准备点弹药。”
  就在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围迫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在他的房间里一夜忐忑不安。凌晨，内城城门一开，康有为就赶快进城探听虚实，他听到的是“袁不能举兵”的消息。
  康有为看见在内城街道上行进的部队官兵的装束很特别，头缠着白布或者头戴白帽——应荣禄的命令，董福祥部的甘军昼夜兼程现在已经到达北京。
  绝望的康有为知道现在惟一能够挽救时局的就剩洋人了。他立即去找那个英国人李提摩太。当李提摩太陪他到达英国公使馆的时候，才知道英国公使窦纳乐到北戴河避暑去了。他又去找美国公使，而美国公使正在西山休养。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早晨，满脸恐惧的康有为找到的洋人只有伊藤博文。他请求伊藤博文向慈禧太后说情，希望太后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伊藤博文告诉他希望渺茫。
  几近绝望的康有为回到住所，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来了，告诉康有为一个消息：英国军舰正在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游弋。英国军舰开到天津海面的理由是“保护中国”——谁都知道，英国人从来没有“保护”过中国，他们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在华利益。
  已经神智混乱的康有为立即向皇帝递上一个奏折，内容是“联络与国，实行合邦”。这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也是最荒唐的一个建议：“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宋伯鲁：《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这真是穷极无路的文人才能幻想出来的“政策”。帝国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先于国人了解了一些外部世界，但也仅仅是刚刚接触而已，他们在封闭的国度里对整个世界秩序是无知的。于是，康有为并不担心日本、英国和美国愿不愿意与中国“合邦”，他担心的是自己的皇上嫌“合邦”的名义不好听，会以为或许有点“卖国”的意思，为此他规劝道：“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联合英美日”其实是洋人出的主意。英国人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了一张地图，上面画着西方各国瓜分中国的形势，其中在中国的北方，一只黑熊占据了地图的绝大一片。李提摩太建议中国必须和日、美、英三国实行“联合”，抵抗住俄国人才能使中国不致亡国。这个英国人的建议与康有为给中国皇帝的奏折的区别在于：康有为没有把英国人的心思看明白。按照李提摩太自己的说法，他的真实意图是：争取在一年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构、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要加开几个新口岸，对英通商。”
  “合邦”奏折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哀的历史幽默。
  洋人们给康有为的最后一个建议倒是实实在在的：赶快逃亡。
  15、思想随着人头落地
  翰林院恽毓鼎撰《崇陵传信录》：“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嗫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慈禧）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四日酉刻进城，诸务仓卒未备。”
  以上两则所记载的慈禧回宫时间有异，前者是黎明，后者是晚上。据光绪二十四年的“起居注”记载，慈禧回宫的时间是“初四日申刻”，既下午3时至5时。
  无论是那一种记载准确，总之，9月19日，在谭嗣同和袁世凯商量围迫颐和园的第二天，慈禧突然回到了紫禁城。
  慈禧回到紫禁城后的动作是：直接到光绪的殿内，将皇帝的印章和文件全部拿走，然后说皇帝忘恩负义，企图要谋害于她。最后决定她上台掌权，理由是“皇帝病了”。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政变”。
  第二天，9月20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光绪还有一项“外事活动”，那就是慈禧十分惧怕的皇帝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会见。为了不引起洋人们的抵触情绪，慈禧恩准这个接见照常进行。但是，伊藤博文在见到中国皇帝的时候绝不会想到，皇帝背后一间挂着珠帘的房间里，慈禧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
  日本《梅尔报》刊登了中国皇帝接见伊藤博文时的情景：当伊藤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且对光绪表示钦佩的时候，光绪皇帝转移了话题，问起伊藤博文在中国的起居饮食。伊藤博文随后表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光绪皇帝的回答是，可以把意见和建议通过总署上报到他这里。
  接见完伊藤博文，光绪召见了袁世凯。被皇帝直接提拔的高级官员在离开京城前都要“进宫请训”。这次召见连对慈禧回宫并不知情的袁世凯都感到了气氛不对：光绪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袁世凯见此情景小心地劝皇帝变法不能“操之过急”，还说张之洞这样的老臣可以重用，而那些“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缜密”，皇上要多多留心——袁世凯的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慈禧听着十分顺耳。这不知是袁世凯命运里的福气，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经验所决定——试想，如果袁世凯在这个场合哪怕稍微透露一点谭嗣同与他谈话的内容，局面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天皇宫里的召见记录上记道：皇上“无答谕”。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为戊戌变法中的“无耻叛徒”，说是由于他的告密，导致了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