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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血沸腾的康有为还是涉及了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帝国体制的变革。“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建议，也是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政治动作的核心。仅仅在《上清帝第二书》里，康有为关于变革的设想和建议就几乎囊括了支撑帝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富国、养民、教民和革新。“富国”包括了对下列行业的整顿：货币、银行、铁路、工业制造、矿业开发和邮政。“养民”包括优先发展农业、鼓励科技发明、加强贸易流通和开拓民政事业。“教民”包括加强中国教育中自然科学的含量，内容例如天文、地矿、图绘、医律、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当然，在普及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能忘了中国的文明传统。具体建议是：把全国乱七八糟的“乡落淫祠”全部取缔，改成孔子庙，令全国一律“独祀孔子”，以“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严肃的建议到这里还是发生了荒谬的拐弯——康有为们所说的“乡落淫祠”指的是什么？也许是指民间那些“不正规的信仰”吧。让四万万人的思想“独祀”一个孔子，这恐怕是只有帝国文人才会想到且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理想境界。帝国文人的矛盾在于，他们是最反对给思维“划定范围”的人群，而为了让皇上高兴，他们又是用文字围剿“不规范思维”的最积极者。这样的矛盾延续千年，史不绝书。
  可能是受洋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启发和刺激，康有为还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诞有趣的建议：派中国人到外国去“传教”！康有为派出去的中国人不是和尚、道士和尼姑，而是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是帝国的知识分子。帝国的知识分子到外国去传什么教？当然是中国的姓孔名丘的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就可用中国的“圣教”去改造和教育那些野蛮的洋人。康有为还进而想像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去“传教”可以一举多得，“可觇夷情，可扬国声”——扬国声是宣扬国家精神，而“觇夷情”却多少有点诡秘了——“觇”这个只有中国文人们才会使用的孤僻汉字的含义十分单一明确，就是“侦察”和“刺探”的意思。（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5页。）但是，即使是这样千奇百怪的“书”，在那个年代里也绝对是“一声惊雷”了，在帝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敢这样议论国事。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虽然皇帝没看到，但是在京城却被广泛传抄，到了“索稿传天下人人墨争磨”的地步——康有为出名了。
  而且，中了进士的康有为眼看就要当官了。
  要想得到理想的官职，还要经过更高层的殿试和朝考。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名为“时务策”，考察的是对国家政策的见解。殿试之后便可取得“出身”，而且殿试的一甲三名立即会被授予官职，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和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除了殿试的前三名外，其余的考生还要进行朝考，考题两道，皇帝特派大臣阅卷，朝考的成绩结合殿试名次，再由皇帝分别授予官职，其中优秀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中书和知县等官职——中国的读书人只有进了皇家最高人才库翰林院才算是真正地要飞黄腾达了——帝国的大员们几乎都来自于翰林院。
  康有为的殿试和朝考都考砸了。
  其实，康有为能以37岁的年龄中进士也纯属侥幸，侥幸于另外一个考生的考卷写得太好了——那个考生就是他的门生梁启超。
  梁启超，和康有为同为广东人，比康有为小16岁，他的家庭世代充满了“力求功名，热心世事”的寒士家风。祖父虽然“饱学多智”，但是在考场上奔波一生，只考得秀才，最后花钱捐了一个“县教谕”的小官。父亲的运气更糟，“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混上，一辈子仅仅是个教书先生。这个对功名追求得几乎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希望全部集中在梁启超这个长子身上了，因为他“天资聪慧”，六岁时已能对仗合体用典自然，九岁时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八股文章”，十岁时得到了一本曾经考取过殿试“探花”的著名洋务派人物张之洞的著作《■轩语》，“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考中秀才之后，梁启超16岁参加举人考试，做的八股文的题目有：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的题目更是充满南国风味：《荔实周天两岁星》。梁启超诗文写得美妙如同浮云悬月，于是考取第八名举人。更让他和他的家庭意外欣喜的是，在主考官、副考官、学政等官员们和新科举人一同“欢宴”的时候，主考官李瑞一眼便看上了这个年轻举人，竟然当场决定把自己的堂妹嫁给梁启超，这真的证实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这一年，帝国全国范围内的举人考试，有一个人和梁启超一起参加了，这就是32岁的康有为。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不在一个考场，梁启超在广州，康有为参加的是顺天府考场的考试，地点在北京。当梁启超春风得意的时候，康有为正心情沉痛：他没有考中举人的原因很复杂，除了才力运气之外，还因为他复杂的思想——这时的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华帝国的“变革”问题了。考试期间，他每晚在昏暗的油灯下并不是在研读典籍，而是在给帝国朝廷的名人写信：皇帝信任的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大学士徐桐等等，信中大谈国家急需变法变革，因为日本已占领了琉球，法国并吞了安南，英国夺取了缅甸，中国的整个边疆几乎被帝国主义包围，下一步就该是全面围剿帝国了，而整个帝国从上到下还在沉睡不醒。康有为夜夜急书，天一亮就上街满城乱转，想办法把这些信件送出去。结果可想而知，据说大学士徐桐看过信后极其愤怒，骂道：这个狂生！由于信件的内容太“反动”，徐桐把康有为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也许就是康有为希望得到的效果，他希望他的名字能够在帝国的政治上层挂上号，但是他没想到由此带来的另外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他渴望中国进行“变革”，但他同样渴望考上举人，考上进士，当上高官，而批阅他的考卷的考官只能是骂他“狂生”的那些人物——他怎么会不考砸呢？
  康有为回到了广州，开办了由他执教的“学堂”：万木草堂。康有为不是进士，连举人都不是，居然开学堂办教育，于是遭到人们的耻笑和攻击。但是，他终究是一个已经小有名气的上过“书”的“公车”，慕名而来的学生居然不少。严格地说，万木草堂不是一个学堂，而是一个“政治团体”。学堂讲的不是八股文，而是要探讨国家的出路。
  就是在这一年，继续苦读并且梦想考中进士的梁启超在与康有为相遇的瞬间便认定：眼前的这个人是一个能够指导他人生，让他一生都追随的人。
  1894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此结伴北上来到京城，在一起组织了“公车上书”的同时，又一起顽强地向“进士”冲刺——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多，但都表示成败在此一举，如果再考不上，就都不再应试了。
  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记住了康有为名字的那个大学士徐桐！
  徐桐决心绝不录取康有为，并且对此十分留心。他向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几句颇为俏皮的话，把康有为比做已经出嫁的漂亮女子，尽管看上去令人心动，可无论如何“娶”不得了：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溃夥荼晃笕衔强涤形氖跃恚涫稻故橇浩舫摹０凑湛凭俟娑ǎ袷鼻拔迕来翁钚葱彰碧畹降谒拿氖焙颍焱┫蚩脊倜恰翱涫酒弑乜涤形怼保驹谝慌酝骺脊俚奈掏樆规倚Φ溃骸吧杏械谖澹仓匏俊钡谖迕忌拿痔盍顺隼矗谷徽强涤形？
  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梁启超从此再未涉足考常
  康有为在梁启超的牺牲中参加了殿试和朝考，但一一落选，他没能获得接受皇帝亲阅钦定名次的资格。他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一个才大心高的社会精英得到的竟是一个低级京官的职务：主事。具体“单位”是政府各部中的工部。
  对官职极其不满的康有为和考进士失败的梁启超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从此开始一心一意地以变革为职业了。
  11、领土危机
  台湾，中国一个多灾多难的海岛。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当台湾省民众得知帝国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民众鸣锣罢市，宣布一切银两不准外运，制造局不得停工，台湾税收必须留做抗日之用。所以，当日本军队依照《马关条约》上岛去接收土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抵抗。
  这是连日本人都不可理解的战斗：战斗的一方是日本的正规部队，而另一方却是连军队都算不上的一群将辫子缠在额头上的“义军”。战斗从一开始双方就明了结局是什么，因为参战的中国民众一开始就声明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要“以示不甘为敌国之顺民”。他们张贴出一张布告，为自己近乎“自杀”的行为向帝国政府、日本军队和全世界做出解释，措辞之凄凉令人不忍卒读：此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归；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椎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凌霄一士随笔》卷九第二期《台人抗日》。）中国民众的凄凉在于，他们面对的是朝廷的割让。
  《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后仅仅六天，那些帝国主义们就突然一反“中立”的立场而跟“大获全胜”的日本人翻了脸。一份以俄、法、德三国名义发出的“最后通牒”被送达日本政府那里：日本占领中华帝国的辽东半岛，是对“远东和平的障碍”，日本必须放弃这个要求，如不答应，我们“将不惜一战”。
  “各国联合起来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使中华帝国的官员受宠若惊，尽管他们中间有人似乎明白各国此举的意图何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日本本是海洋国家，如果日本占领中国辽东，日、俄两国就等于是有陆地接壤的国家了，俄国人绝不允许日本以“中国的东北为根据地威胁俄国的安全”。沙皇的另一个意思没有明确说出来，那就是中国的大连和旅顺两个不冻港应该是他们的而不能是日本人的。于是，俄国决定要使中国的辽东半岛“保持战前的状况”，为此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炸日本本土的港口。而此时俄、法、德三国的联合舰队已经游弋在日本海海面上了。法国参加俄国人的行动是因为俄国和法国之间有一个《俄法同盟》。至于德国的目的，是他们“很愿意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而缓和俄国人对欧洲的压力”。在中华帝国面前可以称霸的日本，在“帝国主义”们的行列中属于“弱者”，尽管他们极不愿意，反复地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表示“屈服”：“日本政府，本于俄、德、法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但同时日本人提出一个“不能便宜中国”的条件：中国人必须用钱来“赎回辽东半岛”。帝国主义们立即齐声说这样很好，很好，但日本人提出的5000万两银子似乎多了点儿，我们的意见是3000万两，这是一个公平的价钱。
  就这样，连同《马关条约》中规定向日本“赔偿军费”的2亿两白银，年收入不过8890万两的帝国政府一共要向日本人支付2。3亿两白银。中华帝国即使举国不吃不喝也无法凑齐这笔巨款。而《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如果在1898年之前还不清赔款的话，不但每年要负担高达1400万两白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