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尚的衣服。我们穿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为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有失尊严的事情……为防止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黄开甲给巴特拉夫人信：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于中国上海》，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2页。）这些学生们被关在一所废弃已久的潮湿破败的书院中达四天之久。在他们中间有个名叫詹天佑的人，数年之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至今，在中国首都北郊的苍翠山岭中旅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乘坐火车时依旧要行进在他设计建造的铁路之上。
  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出过国门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阅读有限的报纸和书籍，甚至是在茶馆酒楼里道听途说的。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报纸上突然掀起连续刊登洋人们又发现了什么或又发明了什么的报道热潮，而洋人们每发明一样新奇的东西都会成为刺激中国人议论不休的话题。这种现象成为一个巨大的预兆，因为至少在封闭的中国这很容易促成一种激进的狂热，如同流感大面积地传染大家一起感冒发烧一样，对于体质已极端虚弱的中华帝国来讲，此时此刻，即使是感冒发烧也能引发一场关乎生死的大病痛的到来。在中国能够阅读报纸，甚至是外文报纸的基本上是三种人：正在苦读以追求功名的知识分子、已经取得功名身为各级官员的知识分子、读书取仕失败了的落魄知识分子——这一点就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帝国的巨大痛苦中承担主要角色的，必定是中华帝国的知识阶层。
  报纸上刊登的一浪又一浪的报道热潮令一向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帝国文人们心慌意乱，坐卧不宁：电气机车——1897年春《新知报》第11期报道：在美国华盛顿，一位叫布朗多的美国人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火车头。它的形状是椭圆的，靠电力运行，车速每小时120英里。
  地铁——1897年秋《利济学堂报》第16期报道：美国纽约现在正开凿地下铁路，总长度42英里，总投资5000万美元。火车通行的地下隧道，宽26英尺，高20英尺。机车往返采用双轨制，每分钟可运载乘客340人。
  破冰船——1897年《利济学堂报》第13期报道：俄国最近向其邻国丹麦订造了一艘破冰轮船，造成后由丹麦直接驶往珲春。此船马力4000匹，破冰之法是凭借巨大的马力和重量将坚冰破碎，为商轮、客轮开航道。
  电热毯——1898年《湘报》第66期报道：铁丝在通过电流时，因电阻甚大，会产生巨大热量。外国人发明电炉用以烹饪，近有美国人某君别出心裁，将此法用之暖被，通上电流，欲温欲热，任所欲为。
  外星人——1898年4月1日《格致新报》报道：除地球外，宇宙中的星球何止亿兆，若说其中没有一颗上有人未免武断。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即使某一星上有人，他们的体格和性质，必定与地球人不同……惟有火星，其表面有某种迹象，表明人类可能在上面生存。前不久，法国某贵妇人捐款十万法郎，交巴黎科学界，称如果有人能发现外星有人，即以此款作为奖金。但是，火星上大气极为干燥，即便有人，当与我不是同类。——外星人的问题已经超出自然科学的范畴，开始动摇所有古老哲学的基础了。
  科学和哲学，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当帝国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惊讶于一架显微镜“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之后，他得出的是关于世间任何生命一律平等的政治性体会：“而悟大小齐同之理。”
  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约而同地回忆道：他们政治信仰的启蒙教材是一本名叫《瀛寰志略》的地理书。
  《瀛寰志略》，道光六年进士、福建巡抚徐继畲著，10卷，20万字，图文并茂。据说是受中华帝国“面对来犯者而束手无策”的现实的刺激，潜心收集世界各国的地理史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势形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徐继畲：《瀛寰志略·自序》。）一个帝国的高级文人和官吏，不以饱儒夸世，不谙官场经营，竟然对世界地理有这样的耐心和兴致，实属罕见。
  康有为说，阅读了这本书之后，他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2页。）而梁启超是在考中了举人并且得到一个新娘的时候看见这本书的：“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无论在康有为还是梁启超的眼里，这本书与其说是科普著作，不如说是政治教科书。因为除了世界地理知识以外，它最终提供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是一个由许多互相竞争的国家所构成的多元世界：在中华帝国的文明之外，同时存在和发展着印度文明、穆斯林文明和欧美文明等多种文明方式。徐继畲毫不掩饰地推崇着美国的文明：“美利坚合众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其总统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耳”，而只要有“德”，美国的任何一个平民也可能被推选为国家的“皇帝”。中国世代“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徐继畲由自然而社会分析得十分奇特，他认为美国国家政治的民主共和制可以和中国“三代”政治中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相比，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涵“符合孔子的遗意”。——即便是拉上了中国道德的祖宗孔子，徐继畲传播的“地理知识”也是一种大逆不道——更为重要的是，徐继畲，这位大清帝国道光年间的普通官吏，在他对地理知识的讲述中竟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资本主义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大趋势。
  康有为对地理知识的认识进而也完全政治化了：“英国之制，……都城由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徐继畲《瀛寰志略》。）“公会所”即指英国的议会，“爵房”是参议院，“乡绅房”是众议院。当《瀛寰志略》受到帝国政府“轻信夷书，动辄辅张扬厉”，“轻重失伦，犹伤国体”的批判时，康有为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在中华帝国建立“公会所”了。
  谁能说《瀛寰志略》仅仅是一本科学著作？
  没有出过国的康有为仅仅去了一趟香港和上海，就认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华帝国的制度优越得多。1879年的时候，康有为来到香港，他即刻感到自己似乎来到了一个梦幻世界。同样是中国的土地，被英国人统治不过仅仅才30年，却“灵岛神皋聚百旗，别峰通电线单微。半空楼阁凌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5页。）而1882年的上海之行，又一次让康有为“仿佛进入梦幻世界”：“番商租地，俗称‘夷朝。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街衢弄巷，纵横交错。”（黄樊材：《沪游胜记》。）“楼阁之巍峨，道路之平坦，旅店俱乐部之伟丽，游览之处，则公园及大桥在焉，交通工具，则汽车电车及公共汽车备焉，洋商林立，电炬烁烂，凡此皆在欧美所习见者。”（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第1页。）仅仅几十年时间，在洋人们的治理下，上海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繁华城市。
  太阳人家的亮，月亮人家的圆——帝国混乱起来的日子还会远么？
  10、为皇帝开出的“药方”
  无论如何，1895年，“公车”们无论是对中华帝国还是对帝国主义们，都同时充满了怨恨。
  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存在的几年间里，其主要行为是给帝国的皇帝“出主意想办法”，方式是不断“上书”。他一共向帝国的皇帝上了长短不一的七封“书”。如果从笼统的“伟大的公车上书”的定义中走出来，认真地看一遍“公车”们上的“书”，就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片天真烂漫。
  中国文人历来以“救世”为己任、为乐事，执意要给当权者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这些“救世郎中”不仅“偏方”奇特，“医嘱”也是妙不可言。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里，为帝国皇帝开出的一剂良药是：“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他首先从台湾不能割让开始，说服帝国的皇帝“吃药”：“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意思很明白：如果放弃台湾，那么百姓就会认为他们拥戴的政府不一定什么时候也会放弃他们，这样的政府拥戴它干什么？何况帝国主义们的贪心是一样的，台湾割让了，以后别的国家要中国的土地给还是不给？不给，他们就必然学习日本人动武——“有一不与，皆日本也。”——而战争一开打，帝国军队还是会战败，战败只好再割地。国土都割让光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皇帝还有什么意义？因此，当务之急是“鼓舞民心”而不是“鼓舞夷心”。康有为药方中的四味药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5页。）康有为建议皇帝立即向全国下三道诏书：一为“罪己诏”。皇帝在诏书中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并且应该说这样的话：“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特下明诏，责躬罪己，深切痛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这个建议的天真程度是惊人的：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皇帝基本上不是人，让“一贯正确”的圣明天子如同课堂上的小学生向老师承认错误一样向国人百姓发表自己的“检讨书”，如果中国真会有这样的皇帝，又何至于拖着辫子去别的国家商量如何让出自己的国土！更妙的是，帝国的“公车”们对皇帝的检讨书一旦发表所产生的景象的描述更加天真烂漫：“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儒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感动得流泪甚至慷慨耸动已经是很可观了，而“忸怩”一词更是来得突然：胆小怯敌的士兵饥寒交迫之中读到皇帝的“检讨书”，竟然出现一种类似害羞的表情，这样的温情的场面不是帝国的文人绝无此奇妙的想像。
  二为“明罚之诏”。康有为建议皇帝“赏罚严明”，对那些耽误国家大事的人要严厉惩处绝不姑息。这个建议本不算新鲜，中国历史上的谏臣常为之，至于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另当别论。问题是，哪些罪行属于严惩之列？康有为列举有：“辅佐不职”、“养成溃痈”、“主和辱国”、“战阵不利”、“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擅许割地”、“辱国通款”、“守御无备”等等。这是一个“罪行大全”，从皇亲贵族、战场官兵、总理衙门一直到政府各部都骂遍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弊病的指责历来有“一勺烩”的通病，于是被骂的用不着同仇敌忾，知识分子们的灭顶之灾就会转瞬降临。何况其中的“主和”一条，谁都知道这是慈禧太后的意志，在帝与后关系紧张微妙的时刻，让皇帝收拾“主和”的罪魁，文人们的意思是不是要求皇帝把中国的老佛爷也顺便严厉惩办了？
  三为“求才之诏”。这也是一条原本不新鲜的建议，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不标榜自己“爱才”的。但是，这话从正在“高考”并且前途渺茫的举人康有为嘴里说出来，便有另外一种味道了。帝国官场上一向依靠“论资排辈”和“裙带关系”两个基本原则运转。为了让皇帝认识到“破格提拔”“有才能的蓝色长袍人”的美好前景，康有为表述道：“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以报皇上”的措辞中似乎有着慷慨赴死的决心——可惜的是，至少康有为们的历史表明，帝国政府从来没有过“破格”的想法，即使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某一位当权者真的“破格”选拔了几个知识分子进入政权中枢，其政治命运也往往是极其被动扭曲的——想来人生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