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给帝国政府提出了三项变革方案：一、学习西方的长处。包括“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样式，军火兵法”等等；二、整顿财政；三、加强外交。内容包括帝国向世界各国派遣大使，鼓励洋商与华商协办轮车、电机各种事业。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整顿国家混乱的财政不足为奇，新鲜的是鼓励洋商和华商协作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这一点帝国政府闻所未闻。
  赫德向帝国政府呈递的这篇文章的结果是：帝国的总理衙门没有任何回音。
  第二年，英国新任驻华公使阿利克到任，他向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个名为《新议略论》的照会。照会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文件，阿利克的观点因此而显得更为郑重严肃。他首先指出帝国的政治不良是国弱民穷的根本原因，指出中国只有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挽救危机。而中国人虽然信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可中国人的“变”不是创新，却是“变回旧法”。阿利克按照帝国主义们强权策略的逻辑，毫不掩饰地向帝国政府描绘了一幅如不变革便会遭遇被各国瓜分的悲惨下场：各国有各国的在华利益，中国乱了，各国不能不干涉，“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由于措辞尖锐，阿利克的照会引起了帝国官员的警惕，警惕的结果是官员们形成了一个一致的观点：英国人如果不是“别具阴谋”，就是“惟利是图”。
  美国人紧跟在英国人的后面。1879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到日本访问顺便路过中国，李鸿章热情接待，目的是想请他说服日本人在中日琉球争端上做出某些让步。这个美国总统到达日本后是如何“为中国人说话”的没有记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倒是他从日本给李鸿章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对日本惊人的新气象大加渲染，且预言此时中日之差距将使“日本以一万劲旅”“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为此，美国总统力劝帝国总理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
  格兰特函云：中日两国最大，诸事可得自主。两国人民皆灵敏有胆，又能勤苦节俭，倘再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既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尚可徐议更改。各国通商获利之处，中国亦不至落后。盖取用西法，广行通商，则人民生理，国家财源，必臻富庶。不但外国有益，本国利益更多矣……我盼中国亟求自强。（《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第40页。）这封信流露着“帝国主义”们的坦率：中国强盛了，不但洋人不敢再侮辱，连过去签订的那些“吃亏”的条约都可以推翻“更改”。总之，国家强盛，说话办事腰杆硬朗，怎么办都有理。关于通商，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于己于人都有利益，何乐不为？何况获得最大好处的还是中国自己。
  洋人们为什么要鼓吹和支持中国“变革”？
  有个叫做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在给帝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中做出了说明。
  李提摩太，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位洋人。1870年，25岁的他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5年之久。在这45年中，他只回国了四次。他精通中文，熟读中国经典史籍，穿戴中国的长袍马褂，特别喜欢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由于他后来居然能够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用纯正的中国官话来吟诵《论语》和《诗经》，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忽视了他是一个洋人，而把他当做了一个“同仁”看待。当1895年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康有为们聚集在北京酝酿“上书”的时候，这个英国人对在中国实施全面的“变革”鼓起了热切的愿望。他声明是“上帝要求中国进行改革”的。他向帝国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着实是吓了中国人一跳：一、中国授全权与某外国，于一定期限之内，处理外交事件；二、此外国将兴建各种改革之事；三、中国每一部门，如铁路、矿业、工业等，由该外国设一代表管理之；四、中国皇帝照往例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衔；五、期满之后，该外国人将一切权益交回中国。简而言之，中国人就不用操心了，一切交给洋人就可以了。至于是哪一国的洋人，尽管李提摩太克制着没说，但是没人怀疑他指的是英国人，或者干脆就是他自己。
  甲午之后，当日本人逼迫帝国政府接受苛刻的和约条件，帝国政府正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提摩太突然给李鸿章打了个电报，声称他有一个可以让中国摆脱危机的“秘方”，而要想得到他的“秘方”，帝国政府必须付出酬劳，当然如果“秘方”不灵他则分文不泉—如此的口气颇如中国偏僻乡村卖野药的流浪郎中。而奇怪的是，帝国有关部门的官员竟然答应了，条件是先看看“秘方”的内容，再说价钱。结果，这个英国人的“秘方”还是一个“条约”，叫做《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原来，他主张中国和英国先宣布“联盟”，说这样日本人就不敢对中国怎么样了。据说，帝国的官员看到这一“秘方”后“面色极为阴沉”，声明中国无意成为任何国家的“临时保护国”。后来，就连英国驻华公使看到“秘方”也表示冷淡，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战败”了。
  中国人对洋人们如此热心于中国的变革始终不安，认定洋人必是有险恶野心，至少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中国人很难理解洋人们为什么“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
  其实，洋人们鼓吹和支持中国的“变革”并不虚伪，关于这一点，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特马说得明白：中国如果进行全面变革，对洋人有三方面的好处：一、中国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必须要购买洋人的技术成果；二、中国人要发展经济，必须向洋人购买器材；三、中国要进行变革性的建设，就需要借用外资。威特马说的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好处，而洋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上书”的支持还有其更深的目的，那就是从文化上切入这个古老的帝国，以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大部份由文人脱出的帝国官员的对外政策，然后，巩固自己在中国的立脚点——这个立脚点仅仅靠洋枪洋炮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9、外国的月亮
  1896年，上海。帝国的一个湖南籍旅游者在一位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那里，看见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两样东西：一张可以清楚地看见人体骨骼的Ｘ光底片和一个可以代替人脑进行数学计算的大木头箱子。这个帝国的读书人目瞪口呆，万分惊异。这两样撞击了中华帝国几千年思维模式的东西，几乎在瞬间便把他过激的反叛性格无可更改地固定了下来，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宁愿被砍去头颅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幻想权利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叫谭嗣同。
  谭嗣同，一个饱读诗书的帝国省级官员的儿子。1896年他30岁，口袋里有几个闲钱，正在帝国的广袤的土地上乱逛。
  Ｘ光射线，1895年11月8日被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Ｘ光机问世几个月后，中国的《益闻报》向国人报道了这一消息。当时从科学技术上讲几乎如生活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是最有学问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发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谭嗣同看见的仅仅是一张Ｘ光底片，而第一个看见Ｘ光机，第一个接受Ｘ光检查的中国人，应该是李鸿章——因为在这一年，李鸿章访问德国，经旁人的劝告，他接受了刚刚发明的Ｘ光机对他在日本被刺时受伤的头部的照相。这位中华帝国的重臣大员亲眼在一张胶片上看见了那粒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嵌在他左眼下的骨头上。
  和Ｘ光底片一样，那个可以代替人脑进行数学运算的木头箱子是一台刚刚发明的实用自动计算器，虽然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是1946年的事，但是它的前身机械数字计算器早在1642年就被法国人帕斯卡发明出来了，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皇帝正苦恼于如何把一群在“闯”字旗下手舞足蹈的造反农民阻挡在京城之外。
  面对计算器的运算，谭嗣同在给朋友的信中无法遏制自己的惊异：我在傅兰雅处见到了计算器，真是奇异无比。任何人，哪怕是村妇愚氓，即使不会作算术，只要掌握了操作方法，机器一转，片刻之间，答案即出。无论多复杂的计算，都毫无差错。最奇怪的是，运算最终结果，数字不仅会自动显示在机器上，而且只要需要，它还会自动打印在纸上，从机器里送出来。我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谭嗣同致欧阳中鹄。转引自《戊戌风云》，闵杰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06～107页。）中国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走出国门了。按照中国人的几千年的思维习惯，他们对外部世界既陌生又不感兴趣，他们只愿意在自己既定的圈子里生活，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打交道。中国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背井离乡在中国是最悲惨的境遇。外部的世界对中国人不具备任何吸引力，中国人生活的特点就是依据几千年前先哲们的教训，毁灭性地强迫自然资源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标准，他们只愿意“就地繁殖”——包括他们的子孙的延续和文化的继承。
  中国人接受外部世界是被迫的，包括那些先觉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先觉者当属那些最早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们。他们受到帝国政府的官方资助被派往国外学习，其奇特的经历，足令今天争相送子出洋的中国人匪夷所思。
  1872年，迫于洋务派官员的坚决恳请，帝国政府决定向国外派遣官派留学生。这个决定立即在国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政府的决定十分荒唐又极其恐怖，其恐怖程度不亚于政府把他们的孩子抢走卖了；而大多数政府官员也认为此事不可为之，高度文明的中国孩子被送到遥远的“蛮夷”去读书，这简直是一种本末倒置——“中国不尚西学，今此幼童越数万里而往肄业，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第603页。）尽管政府声明为留学生出全资，还是没有人报名，最后只得跑到偏僻的香港才勉强招够人数。报名的基本是社会低层的穷苦孩子，因为只有这些家庭敢冒这个险：与其在家缺衣少食地病死饿死，不如把孩子给了政府，兴许能侥幸活下来。这群梳着辫子，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幼童在8月11日的暑热之中于上海登上了一艘美国轮船，开始了漫长而奇特的异域生活。他们全部被安排在美国的普通家庭中，学习的日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说“学成回国”，而怎样才能称之为“学成”？——这些中国孩子一去竟然达10年之久。
  10年之后，除了这些孩子的父母和定期为他们供应银两的官员外，当其他的中国人把这些孩子已经彻底忘了的时候，1881年，已经长大了且进了大学的中国孩子突然接到了帝国政府的命令：立即中断学业回国。究其原因，是帝国政府突然发现这些中国孩子已经完全西化，而在他们受到的教育里，有很多污蔑中国的内容，以致他们骂起中国来比洋人们骂得更起劲儿。他们穿上了洋人的衣服，把大清国的真辫子剪了，人人弄条假辫子“以在中国官员接见时使用”，真是既无耻又狡猾。他们不好好头悬梁锥刺股地读书，而“专学美国人运动游戏之事”。他们全都说美国话，中国话倒说得不地道了。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倾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拒绝向“中国官员和孔子牌位行叩头之礼”，个个开口闭口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真乃“数典忘祖”，“丧失德行”。——政府花费大笔的银两难道最终要培养出一群帝国的敌人吗？
  帝国管理这些留学生的“总办”吴嘉善托帝国驻美国大使陈兰彬向政府转述了他坚决的意见：“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在阔别祖国和家乡10年之后，留学生们回来了。其中一位叫黄开甲的留学生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记述了他们在登上中国土地之后的遭遇：曾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待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不如平庸中国人的头等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者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