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家的公共人行道，有一块被大树根顶得高低不平，在差的地区，可能没人在意，
  在这里却见屋主小心地用水泥补在不平的地方。怕孩子和老人摔倒，也方便推娃娃车的人，
  免得有颠动的情况！”
  “你看！家家的草都长得不好，也没勤加修剪，表示地区差！因为剪草是有感染性的，
  人人都剪，你就不好意思不剪！只有恶化到某一天，大家都马虎，也没人站出来纠正时，才
  会造成这个现象。别小看这一点，它除了显示人们的公德不佳，更可能因为屋主连假日都忙
  得没空整理庭院，又舍不得花钱找园丁。这种家长常无法教出好孩子，孩子一坏，地区就
  坏！搬进去，你和你的孩子，也都倒楣！”
  还有一个可以由外面看出地区的好方法，是看四邻房屋的保养。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
  你在旁边看见一栋完全拆除新建的房子，又不是为图利而由一家庭改成两家庭或三家庭，八
  成显示那个地区是不错的。因为没有人肯在已经走下坡的地区，斥巨资重建。
  谈到建筑本身，学问就太大了！除了请工程师代为检查，会看房子的人，往往进屋之
  后，先注意天花板和地面，这两者能“平”是基本条件。有些人甚至会拿个弹珠，放在地板
  上滚滚看，以检查水平。
  进一步是看墙面，譬如有大的裂缝，既在楼上见到，又见延伸到楼下，极可能是地层有
  了下陷或移动，这是因为老美盖房子，多半不打很深的地基，又总是在建筑前不久才整地、
  推上，造成地层容易松软。
  至于地下室，“看墙脚”就尤其重要了，如果墙脚有水痕、霉斑，都表示下大雨或溶雪
  的时候，有淹水的可能。还有接触地面的柱脚，一定要敲一敲，如果空心，表示有生白蚁的
  顾虑，许多人以为白蚁会飞到屋梁上，把房子蛀垮，实际白蚁冬天都要退回地下，它们多半
  是春天由接触地面的木柱，逐步向上侵入，才至到屋梁的。所以靠地的柱子没有白蚁，梁上
  就不应该会有。
  开关一下窗门，也是检查房子的好方法，因为太老的屋子、倾斜的屋子和懒惰的屋主，
  都可能制造不能开启的门户。或许有人要问懒惰的屋主有什么关系？我的答案是：
  关系大了！因为屋子就像是人的身体，只知道生了大病开刀的人，绝不如平日勤加保养
  的人健康。所以会挑房子的人，常爱看地下室男主人的工具房，如果发现各式工具完备，挂
  得又整齐，八成那房子连小毛病都没有。因为有一点小裂、小缝、小漏，主人立刻就会把它
  修好，而“自己”做的精工，往往能比外面工人做的结实几倍。当你住进去，只觉得每个橱
  柜、门窗，甚至水管、天沟，都特别讲究，不知省了多少麻烦，这时真得感谢前任屋主“修
  得善果”！
  相反地，那离婚夫妻的房子，不必问，常能看得出来。譬如门上有洞、锁被撞损，杂乱
  的橱柜、积垢三分的浴室磁砖，不是显示有个全武行的丈夫，就可能见出一个沮丧的妻子。
  当然，有地产掮客说“这种房子正该买，因为离异夫妻，急着分产，甚至已经各自买了
  房子，正急着要钱，所以还价的空间特大！”
  但他们很少会对中国的买主说。因为：风水症候！离婚的房子，中国人八成不要。最起
  码，太太会拒绝！
  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
  歌……。
  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灯，围着，仿佛进入梦境。
  回首灯火明灭处
  ——记十九年前“红鼻子”首演
  六月初，在纽约接到姚一苇教授，由台北辗转寄来的信，告以“红鼻子”将再度搬上国
  内舞台的好消息，一时真是百感交集。既感于睽违十几年的姚教授能不忘旧人，嘱我写一篇
  回忆当年演出的文字；更兴奋于红鼻子这句难演的大戏，能在国家剧院的支持下，再呈现于
  国内观众的面前。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可以见到戏剧界、舞蹈界、音乐界，乃至艺术界
  的人士，能经由这个融合了歌、舞、剧与特技杂耍的“红鼻于”，再度结合，而产生新的火
  花——如同十九年前首次演出时一样。
  民国五十九年，当国内舞台剧大部分还受艺工队的领导，并维持着“音容劫”形态的时
  候，红鼻子的推出，确实是一剂清流，我们甚至可以用这部戏，做为国内舞台剧发展的一个
  里程牌，因为它是文艺界人士追求突破的大结合。
  记得那次的演出，是由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教育部文化局和救国团联合主办。编
  剧姚一苇教授已是知名的剧作家，导演赵琦彬、音乐作曲许常惠、舞蹈设计刘凤学、舞台设
  计聂光炎。、乐设计夏祖辉、也都是学有专精，而且观念较新的名家。至于演员，则由国内
  各大专院校推荐的学生中选拔。
  我当时代表师范大学前往，负责口试的除了姚一苇教授、赵琦彬导演，并有对推动国内
  舞台剧极具贡献的李曼瑰女士和刘硕夫先生。
  每个人被要求演出剧中的几段，并唱一首歌，起初我不太了解既是演话剧，为什么还要
  唱，接过剧本之后，才知道“红鼻子”居然不仅有歌唱、舞蹈，甚至还有杂耍。至于剧中
  人，表面看是写实，却又带有象征的意味，既见一般对话，又有诗的语言。尤其是主角，那
  个终日戴着面具小丑，则是个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谜样人物。
  所以从一起初，我就觉得红鼻子是难演的，他没有多少过去的生活背景可以让饰演的人
  去追朔、揣摩，在又唱、又跳、又演独角戏的过程中，演出的人，既需要移情以演活这样一
  个抛弃妻子、事业，而甘愿做个卖艺小丑的红鼻子，又得时时疏离出来，以反省这个角色。
  在文学写作上，有所谓“热笔”与“冷笔”，演红鼻子正兼此二者。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选拔的，只晓得最后由姚一苇先生点头，获得主演红鼻子的机
  会，其间曾有人对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见，怀疑适不适合表现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
  或许小丑应该有着略带沙哑，甚或滑稽的调子，但是都被姚一苇教授否定了，因为红鼻子不
  是一个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不告而别地离家之后，教过书，也当过记者，
  所以红鼻子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有比别人更清明的头脑，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别人看他
  戴着面具逗笑时，他何尝不是从那面具的后面，冷眼看人生？
  排演在罗斯福路的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中进行，由于每天下午要排戏，使我不得不常溜
  课，而且总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导演的严格要求下排练，没轮到的躺在旁边椅子上
  打盹，晚饭则常挤在附近的“寿尔康”小吃店辣豆瓣鲤鱼，并且在寂静的深夜散去，那种剧
  中的肆情与剧外的无羁，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尤其是当戏中整个杂耍班子表演时，舞娘穿
  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竟觉得像是
  看到童年的走马幻，转着、转着，仿佛进入梦境。
  红鼻子这幕戏，实际就像一场梦，它透过一群因风雨阻于旅店的人，包括音乐家、生意
  人，带着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和杂耍班子，以合于西洋戏剧“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几个小时
  之内，表现了人类的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与犹疑。它四幕的主题，分别是降祸、
  消灾、谢神与献祭。降祸的一幕中，先有台风的大灾，再有飞机失事，商场失利和孩子生病
  的祸；在消灾一幕中，红鼻子补妙地为众人解决了问题；第三幕由杂耍班演出“谢神”；第
  四幕则是红鼻子救人牺牲的“献祭”。所以表面是写实剧，内里却有着象征的意义。
  除了对红鼻子的角色的诠释有许多困难之外，歌舞杂耍的表演也是一项对演员的考验。
  记得那时演员常到邓昌国先生在仁受路的家里，听许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并在一位何小
  姐的钢琴伴奏下练唱。我虽擅唱，但读谱的能力不足，只好用录音机将整个伴奏录下，再回
  家练习。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须戴着红鼻子的面具跳现代舞，那个面具盖住了脸的上半部，平
  时从“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没有问题，跳起舞来由于面具抖动，加上看不清脚下，舞台又有
  好几层，可就随时有失足之虑。所幸刘凤学女士的精心调教，将步子算得非常准确，七天的
  演出，才能安然度过。
  至于杂耍和群舞部分，师大的麦秀英本来就有舞蹈的专长；政大的郭冠英擅长弹吉他；
  中兴大学的修建华由于个头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筋斗的“小猴儿”，在大学生里找不
  到，只好去大鹏剧校物色。加上饰演杂耍团老板的工专侯树基，一付沙瓤大嗓门，表演起来
  倒还真是热闹！
  那次演出，是配合庆祝五十九年青年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大专社团服务中心礼堂，
  从三月二十八号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绍以中英文印制、赞助单位包括了文复会、中山文化
  基金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省党部、市党部、总政战部、教育司、教育厅及台北市教育
  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场，红鼻子又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国内话剧界少有的事。
  可惜当时颇忌“红”字，所以“红鼻子”的剧名被改为”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当时所吸引的观众，虽然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井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
  的回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打破过去舞台剧的模式，完全由学术艺术界的人士参
  与，表现出他们共同的理想。最起码，由音乐家和舞蹈家专门为一句戏作曲编舞，在当时就
  是创举，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许常惠先生为红鼻子写的“是花儿的归花儿，是鸟儿的归鸟
  儿”等歌曲，据说后来由中广儿童合唱团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刘凤学女士与姚一苇教授合
  作的经验，也极可能是现在担任两厅院主任的刘女士，能提出由国家剧院制作此次演出的原
  因之一。
  红鼻子虽然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但是每想起当时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扮演
  这么一个深入的角色，便有几分汗颜，觉得自己不曾表现红鼻子于万一。而这十九年间的变
  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爱的李曼瑰、刘硕夫老师先后辞世，国内的剧运在上一辈的耕耘与
  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七月归国，姚一苇教授带我参观了国家剧院中的小剧场，道具服装制作和布景工场，更
  欣赏了红鼻子的排演，过去只能梦想的设备，而今都成了真，过去东拼西凑的服装，现在有
  留美归国的靳萍萍小姐专门设计；以前十几公尺的舞台，现在成为二十公尺的宽的国家剧
  场；过去用手一个个开的的灯光，则改为了电脑控制。加上姚一苇教授与在纽约学戏剧的陈
  玲玲小姐联合导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说：虽然中国大陆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剧，但是
  红鼻子的真正精神，将在我们国家剧院这次的公演中表现出来！
  而我最关心的则是，这种由国家支持，让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午后清淡的灵
  思，诉诸实际行动，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机会，是否能经常出现？
  有些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说得露骨些，是避难！
  不识年滋味
  去国愈久，对“年”的感觉愈淡，倒不是忘了怎么过年，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更
  怀疑干嘛要过年。
  小时候过年，心喜又大了一岁，手里拿着红包，说是压岁，却直往墙边站着画线，得意
  地看着今年又高了半个头，所以那心情是“只要我长大”，忙不迭地希望新年送旧年。
  少年时过年，是万般滋味的，既窃喜去年混过了，却也离那初中、高中、大学的各式联
  考，又近了一年。寒假刚过，黑板边上只怕就开始一日缩水一日的阿拉伯数字，为联考做了
  倒数计时。
  只有考取大学的那一年，觉得真是朗朗乾坤，好个新的一年。
  至于中年，则是最没有道理过年的，经济稳定了，明年未必比今年又增减些什么；生活
  富裕了，过不过年，衣服鞋子和餐桌上摆的，也没大的分别，倒是多了小的要红包，长官要
  送礼，这许多麻烦事，就算是走运当上了长官，却还得受那宾客睡门的寒暄之苦。
  所以有人从大除夕就往牌桌上坐，因为过年理当是可以赌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