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人的简单幻想去敌一党（中共）两国（美、苏），他怎能不失败呢？他（她）一失败，四万万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怀于一念之间，破坏了连赫鲁晓夫都十分忌炉的“二五计划”，终于饿死农民数千万。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刘少奇于一念之间。他原想搞个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把刘搞下去就结束，谁知又一搞十年，死人亿万。
  ——毛曾一再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谁知纵是毛泽东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时，六个月就变成十年了。同胞们，我们如今也受够了吧！言之可叹。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她千不该、万不该，把李鸿章下放广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派个人去问问赫德，或直接去问问各公使，哪会上“蒋干偷书”这个大当呢？无奈李被排挤而去，剩下了一些无知而好权的土高干，碰到这一情况，就只好“相拥哭成一团”了。他们那时没有“飞弹”。如有飞弹，他们不乱放一通才怪呢！
  ——就这方面来说，那位读破《通鉴》的毛老大，就比叶赫老太婆高明。毛把他的“李鸿章”（周恩来）侮辱得不成个人形，但是就不下放他去广州当代理书记（李鸿章是“署理”）。再委屈，你得待在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你得替我分析情报！周恩来也乖，比李鸿章更乖。李老头还倚老卖老，私下大逆不道，有时还把老太后和小皇帝说成什么“妇人孺子”。这老妇人（武则天！）倒颇有度量。谗言、特务虽然报告了，她也不生气。她的原则是，只要你对老娘忠心耿耿，不搞行动反对我（雷震坐牢就是要搞“行动”的结果），你老混帐，狗嘴不长象牙，讲点脏话，老娘不在乎。
  ——周恩来就不同了。他做了一辈子小媳妇，绝不敢说半句“脏话”。他把个尼克松、季辛吉，玩弄于股掌之上，倒头来还“遵循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笔者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尾随尼大总统之后，回大陆探母，　颇受礼遇。从上海、安徽到北京，真把这十四个字，听了好几百遍。老实说，作为一个倒霉的历史家，听了心头直是嘀咕，还是我们合肥那个倚老卖老的“汉奸李二先生”，比周恩来那个小媳妇更有“宰相之风”！当然毛的器度，也比不上那两个远甚须眉的臭老太婆。——毛好装腔作势，反而不如两位老太太，有“英雄（雌）本色”。
  闲话扯多了，再回头聊聊老太后。当原本电报抵达西安时，据说老太后欣喜不尽，因为洋人这次，一不要她“归政”（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虽不在乎，究竟窝囊）。赔点小钱，在这位一掷百万的老姨太，那才不在乎呢！钱反正不是她的。哪儿筹来，反正是李鸿章的事。在老太后看来，鸿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无双。鸿章之功，保国卫主，也真是遮天盖地。老李虽然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肃毅伯”晋封“肃毅侯”。
  鸿章遗札保荐袁世凯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爱屋及乌二贝世凯便以四十二岁的壮年，继世界驰名的“李鸿章”之后，就做了大清帝国的“宰相”了。
  袁世凯的变法改制
  慈禧老太后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惊险的逃亡，她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唯宰相是赖。她信得过李鸿章，也就信得过李所保荐的接班人袁世凯。
  袁世凯根据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层风云人物，若论将相之“才”来排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周恩来一一人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失之软弱。辅助阿斗，周可为诸葛亮；屈居毛下，有时就助纣为虐了。试看他连个孤雏义女孙维世，被奸被杀，都不敢置一辞，这个宰相也就很难比诸“古大臣”了。暴君之作恶，亦宰相愔弱之过也。李鸿章这个翰林，也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适那样地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
  ——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周二人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
  但是袁某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专。所以他从一九零一年冬，至一九零七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的“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黯了。
  ——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她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先要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过一番布置，便把袁某“踢上层楼”——由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零七）、慈禧与光绪死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阳历九月四日）调升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一调，袁相国在他的“二五计画”（且借用一个五十年后的名词）中的许多项目，也都适可而止，甚或干脆泡汤了。
  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纪录吧！
  第一是军事。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六千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三十六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附注】抗战前夕，国府军委会曾着手编练三十六个“整编师”。数目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为张本的。
  三十六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其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　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市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
  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虽然他也做了些整补的工作。
  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科举从汉朝的公交车举士开始及隋唐改为考试以还，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一制度，第一是牵涉到全国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兴敦育以各级考试督导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为政府官员遴选候补人、接班人的培训机构。舍此则政府官制将陷于混乱（例如后来国、共二党所搞的有欠公平的“入党做官”的办法，则比老科举制度不逮远矣）。科举是个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牵涉深远，实验可行的“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现代政治科学家也公认“民主”是个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这一制度陈腐了、过时了、不适用了，要加以废除。但它的作用牵涉太广，不可说废就废。要废，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作其釜底抽薪之谋，才不会出纰漏。
  ——袁就掌握了此项原则，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果然在全国安堵，四境匕鬯不惊中，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一九零六）悄悄地滑入历史了。
  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王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用句五十年后蒋经国的名词，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磺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根据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借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舆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有此人才（老实说，纵是今日的人民共和国也人才不多啊）。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叙其详情，四百页大书也。读者如欲稍稍深入，则参阅上引吾友陈志让教授著《紫袍加身》（页八六～九零），当可略知其详。
  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亦多有创建与改革。笔者手头史料盈筐，抄录不尽也。前引侯宜杰敦授大着中，亦颇有征引（见该书页一一一～一一五）。侯君一反袁作家也。然对袁氏之建设，亦多有肯定之辞。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它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个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资本家，与国民党时代之孔、宋，共产党今日之陈希同、王宝森……，以及无数高干子弟（包括周北方），　甚至邓朴方、质方兄弟一样。
  ——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
  读者贤达，您批览拙著至此，千万别大惊小怪！说句意蒂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以前的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日本亦如此，今日大陆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盖地，他少爷早年的参议院，　还不是叫做“百万富翁俱乐部”？
  ——有权不用，过时不候！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
  ……
  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这样，大家吃大锅饭；干不干，八分半，哪还有啥经济奇迹呢？——赚饱了以后大家再到“俱乐部”去肢体抗争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访台的大陆敦授们讪笑台湾的立法院“动不动就打架”！我这个在电视中观战吶喊助阵的“归国华侨”，倒要为气呼呼的立法诸公辩护，而告诉我的北京朋友们说：“等到你们的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