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衡”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第四章　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第四章　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
  戊戌变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乱（一九零零～一九零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零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戊戌变法注定失败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请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　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　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
  “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此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零四零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瑞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下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　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泽东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个“毛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后即将回宫，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　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
  ——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但却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满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红卫兵小将叫做“一身剐”）。——这个大辟之罪呀。在蒋、毛二公时代，都叫做“反革命”。从汪寿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运领袖）、邓演达开始到王实味、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国共两党所杀的“反革命”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
  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颐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颠覆政府罪”，日子还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颠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
  ——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九月十六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会“魂飞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
  袁世凯在突然间的“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的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的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那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扳扳手指。
  ——袁有精兵七千人，驻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西安事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街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减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的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学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这位爱国如救火的谭王丹，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　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去做张学良，哪能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　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实在是三男（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不如一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若论统治的时间之长，版图之广，忧患之多，一女都胜过三男。西后统治中国先后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零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粱海。她所敉平的内忧有长毛、捻军、回乱，和数不尽的地方骚乱。她所抵御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个帝国主义。首都两度陷敌，瓜分迫于眉睫。她所统治的年代也正是东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巅峰。这都是其后三位男独裁者所不可比拟的。
  可是尽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末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蒋、毛二公最擅长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实为国、共二党所未尝有，而治下巨工，不论贤愚和不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四十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比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盖弥彰也。——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