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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敦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一一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着。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然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　了。——　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敌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日”一下，就知道了。
  原文如下：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义、俄、日为师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o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傈”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
  ——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
  ——用这套后文革名词，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入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思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　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要做伪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　low　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　洪（宏）扬宪法也。
  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
  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　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他也不是要党员“按指模”，“盲从”党魁。国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做了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实说，中山先生是有主义、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势比人强。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所谓“时势”），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于时势，蒋、毛又何独不然？蒋、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蒋、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辙，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social　ethics）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　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　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　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　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读者如有兴趣，笔者如有时间，当续论之。
  今值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正在“打拚”时间，我们第一任大总统的故事，对现任的政策与行为，有无直接意义呢？
  曰：其契机仍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之间也。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　“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
  “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
  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前车可鉴！为国为民；为历史，为真理：为爱护历史人物；为两千一百万台胞的福祉，吾深愿当届大总统（不是最后一任大总统），尽量做伪君子。千万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三期　　　　　　　　　第二章　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第二章　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岁。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利用以翦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一九零零）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　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澧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五十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固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颛顶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　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
  ——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