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争权而粗通外情的满族元老）。
  启秀（见军机处表，六月十曰随端王入总署）。
  溥兴（满族宗室，随端王来总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诸部侍郎，随端王入总署，满族，下通外情）。
  桂春（三品乐堂总署行走，满族）。
  裕庚（原太仆寺少卿，满族）。
  崇礼（官协办大学士，满族）。
  廖寿恒（原礼部侍郎，军机处行走，汉族备位大臣）。
  赵舒翘（见上节军机处表）。
  吴廷芬（官户部右侍郎，汉族）。
  联元（内阁学士，满族，奏保皇帝，被杀）。
  袁昶（光禄寺卿，汉族，反宣战，主剿义和团，被杀）。
  徐用仪（兵部尚书，汉族，反战，主剿，被杀）。
  许景澄（原驻俄德等国公使，反战，主剿，被杀）。
  ※　参阅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附表，《清史》诸臣本传。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抚将军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满族，亲贵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观望承旨，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兵败自杀）。
  山西巡抚鲈贤（旗藉，抚团，灭洋，仇教，不通外情，兵败伏诛）　陕西巡抚端方（满族，西狩期间，护驾有功）。
  黑龙江将军寿山（满族，抗俄兵败自戮）。
  盛京将军增祺一（满族，驻奉天，即今沈阳，曾招安张作霖）。
  山东巡抚袁世凯（汉族，力则义和团，驱拳民自鲁入直）。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汉族，驻南京，力主剃灭义和团，反宣战，与列强签约，东南互保）。
  湖广总督张之洞（汉族，驻武昌，剿团，反战，东南互保）。
  两广总督李鸿章（汉族，驻广州，力主先安内，后议和）。
  闽浙总督许应骙（汉族，驻福州，主东南互保）。
  安徽巡抚王之春（汉族，驻安庆，主东南互保）。
  浙江巡抚余联一沉（署理，汉族，驻杭州，主东南互保）。
  江苏巡抚松寿（满族，驻苏州，随刘坤一主东南互保）。
  ※　参阅《清史·疆臣表》及《列传》。
  志在夺权的四人帮，另有暗盘的老太后
  读者如稍一浏览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间清朝政治的特点所在：
  第一便是那时中央地方、保守开明，北满南汉，分治而不对立的政治形势。中央最高的决策与否决大权独操于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杀之权，远超过后来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但是当时在她手掌中的光绪皇帝，其命运虽不如张少帅，但是他这个政治幽灵却为在康梁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和辇毂之下各国驻华公使同情甚或崇拜的对象。所以戊戌以后的光绪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她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绪）要谋害我”这句话，在戊戌之后简直变成她的口头禅，而这个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执狂”（　paranoia）。所以她那时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务便是“废立问题”。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听政”，而太皇太后则无此特权。所以她第一个废立的对象原是以庆亲王十四岁的长子载振来代替三十岁的光绪皇帝载湉。此一试探消息一出，不但刘坤一等汉族督抚反对，满族军机大臣荣禄亦表示异议（庆王是荣的政敌），连庆王父子本人也不愿伺候，而最重要的则是英国公使也公开表示不支持，终使此阴谋泡汤。
  再经过一年的准备，西后退而求其次，就不搞废立了。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册封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继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显然还是要把光绪废掉的。这一次她果然获得满族亲贵《包括荣禄》的一致支持，汉族之中除上海少数绅商（如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则是如此“册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国驻华公使却拒不入贺。西太后此时最怕的不是康梁领导的海外华侨或汉族督抚，当然更不是革命党领袖孙文。她所最怕的却是列强的驻华公使。她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有此力量来强迫她“归政”，强迫她“退休”；乃至搞阴谋诡计，暗助光绪搞“苦挞打”　（像谭嗣同所策画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头。
  在这一“偏执”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便是如何解除这项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强驻华公使），对她所构成的威胁。同样的心理状态，也促使她的行为走向另一极端（恕我试以行为科学来解释历史）——　她开始相信只有与她有血缘近亲关系的小圈圈，对她最为忠诚。只有生活在这一小圈圈之内，她才有安全感：她每晚才能睡得着觉，不致发生梦魇。
  朋友，你说叶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了吗？非也。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状态！下信，你去分析一下蒋中正、毛泽东、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辉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paranoia，她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小亲贵组织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下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谪入京城，来和戴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以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
  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所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王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一万二干名枪兵。（见该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专栏。）
  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在毛泽东时代那就是“《三四一”部队了。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牵往菜市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和“白莲教”（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的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荣禄致四川总督奎俊书），《要录》有节录，页一三。）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曰《上谕），载《史料续编》上，页五九六。）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后为首的一小摄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义和团”与“红卫兵”后映前辉
  大体说来西太后之扶植“义和团”与六十年后毛主席之玩弄“红卫兵”，筒直是后映前辉，一模一样的。他二人自以为掌握了兵权政权，对一个民间的群众运动就可发可收，终于亲贵骄纵、大权旁落、一发难收，最后闹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的结果也没有两样！
  慈禧太后是统治大清帝国至四十八年之久的女王。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汉的武帝之外，也没个男主比她统治得更长。所以她深通统治的艺术。她在中央政府里所表现的那一套纵横捭阖的本领，可能还在后来的蒋、毛二公之上，她统治大陆的时间，也是蒋、毛二公的总和。但是她有个缺点也和蒋、毛二公一样—
  —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街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欣；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欣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欣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干不该万下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街的行为也两模一样。——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
  要悬赏杀尽中困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
  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现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帮如何乱政；她的红卫兵是怎样蔓延的。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　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虚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对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肋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五六。）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教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证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下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