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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敦上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遗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
  ——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掉（partitionof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波兰分灭记》若论内容，这、》《法国革命记、等等。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主局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欣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论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没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入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共所具有的“三宝”（理论、武力和统战），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红卫兵了。红卫兵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困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的突出了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裕陌丁⑼位实墼卮镜奶玫堋⒋记淄蹀茸X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国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绪帝十七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瑾妃十五岁、珍妃十三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喇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果，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欣，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意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和，乃至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在蒋毛二公时代叫做“通天”）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辞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