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看过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谓“三圣七贤”诸大师，和大师的弟子们，哪一个又不是超回驾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没有这天赐良缘，在金殿挨骂就是了。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下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总统主席们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作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小平语）的时代，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邓小平、陈云也要傻眼。连个“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前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交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第七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第七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冲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下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卫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公交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虚龄六十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三十五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麋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一八九五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十八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联署者多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十八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此一群众集会，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吧。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交车上书”了。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交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席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交车”接送。乘“公交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交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交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交车。
  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案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交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诛心而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下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