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问、有为有守的“古文学”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所办的私立大学。反变成清望所归、全国风从、一枝独秀的学术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们终于垄断了“汉学”的名称。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谓“汉学”、“宋学”者，前项实专指东汉的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为今用也。
  “先师”和“素王”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田，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
  而清初的“朴学家”，干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让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下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六经”（》《书、》《礼》、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易、》《诗、
  《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们安徽”的“干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宋（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纲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干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选将”的缘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近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
  ——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运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亲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卓。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土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最高领导”都是独夫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齑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诏。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