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恰和”这个行号，本是鸦片战前，广州十三行某商中，最雄厚的浩官伍崇曜的行名，声闻中外，信誉卓著。不幸战后五口通商，贸易中心北移，伍家衰落破产，这一响当当的招牌乃被英国渣甸家族所袭用，至今盛势不衰。
  至于经常的进出口贸易，英商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包括鸦片贸易）；航运量更逾百分之九十。因此这时的英租界之内也真如当年广州一样，金钱堆满十三行，熙熙攘攘，一片兴隆气象，不像那些眼大于腹的法国人，仍然只靠天主教会和上海徐家汇，中国原有的耶稣会士，来撑持门面。美国则自始至终，还没个租界，它“依亲为生”，寄居于英租界内，受尽英人鸟气——美国领事馆最初在英租界赁屋开张时，英国人竟不许它“升旗”，把老美气得胡子乱飘！可是，英国领事馆这时在上海，却有大衙门一座，气势显赫。其中办公人数可能不在当时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之下。
  ——读者们千万别为今日老美的气势所慑，以为它当年也是如此煊赫。那时美国还是个小国。远东对他们来说，还是“远”在天边呢！
  英国人在上海既有如此群众、如此衙门，因此上述那支“上海义勇队”（后改称“上海万国商团”），基本上是一支由英国海军陆战队支援，由英国领事领导的英国武装。他们既一战赶走了清军；小刀会又望洋却步，这个真空状态下的“租界”，就被他们鹊巢鸠占了。这支乌合的“义勇队”自觉管理城市经验不足，身兼香港总督的文翰乃从香港调来一批印度警察，维持治安。这便是后来我们所亲眼看到的“红头阿三”的一世祖了。上海租界既然被这支英国武装实际的占领了，它总得还有个文官衙门，来负起政务管理的责任。为此，他们又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executivemittee）。这个委员会逐渐扩大和改组，就变成后来上海的“工部局”（MunicipalCouncil）了。如此这般的文武双管齐下，很快的，上海的英法“租借地”就变成国中之国的英法殖民地了。
  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它没个法律基础。其唯一的借口只可说是小刀会作乱，租界成了无政府状态，洋人“替天行道”，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已组织个临时组织来应急。但是一旦紧急状态不复存在，这个“临时组织”也就应该适时结束。这样则刘丽川大元帅暂时的存在，也就有其法理性的必要了。相反的，等到一切临时设施，都变成既成事实，中国当局无法改变时，刘大元帅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刘丽川已不复存在，这项应付紧急状态的临时措施，其后却一共存在了八十八年之久；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后才正式结束。
  英入代管中国海关的奥秘
  至于英国人如何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其发展就更为巧妙了。
  根据上引《上海史》，编者所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的第二天（一八五三年九月八日），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起义群众捣毁。租界当局马上派兵占领海关。……
  （九月九日英美领事乃协议搞出个“领事代征制”，由英美领事替中国政府代征关税。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吏》页一七二。）
  我的宗家唐主编写了这段故事，就上了英国人瞒天过海的大当了。他的史料是根据英国官书（英国外交档）和英商《北华捷报》的报导，以及后来英美史家摩尔斯（HoseaBallouMorse）和费正清（JohnK。Fairbank）师徒的说法。其后的中国官书和中国史家，文献不足，只好根据英国史料，亦作如是说，真令人浩叹。
  其实当时租界内，根本没有什么“起义群众”——根据，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刘丽川在起义当天，就对英美领事作了保证，哪还有“第二天”的“群众捣毁”呢？
  至于“租界当局”派兵占领海关一事，那就更为荒唐了。“租界当局”原是中国道台吴健彰。吴氏在城区被小刀会所俘之后，“租界当局”便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临时组成的“上海义勇队”。
  这儿问题来了：
  第一，刘丽川分明保证了租界的安全。中国海关设在租界之内，何处忽然冒出了“起义群众”到租界之内来“捣毁海关”呢？
  第二，租界当局事后派兵（义勇队）去“占领海关”，为何不事前“派兵保卫”呢？
  余早年读书至此，不疑处大疑。知英国官书不可信，英商报纸更不可信，力倡“帝国主义下存在论”的费正清学派尤不可信。根据他们众口一辞所说，而写出的中国官私著作，被英国人蒙蔽而有疑处不疑，也就不可相信了。
  笔者后来细翻美文件，发现其中记载极为明确，而美国外交档，则是“摩费学派”的盲点所在。不禁掩卷长叹：原来如此！
  美国公使的见证
  原来就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城这一天（九月七日），美国公使马歇尔也在上海。马氏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曾参加过美墨战争，胆子很大。这天小刀会突然暴动，马氏不顾危险，却偏要出街去巡行，一探究竟。当他便道踏入外滩江边“中国海关大厦”时，眼见一个英国商人正率领一批搬运工人，冲入大厦，强行搬走室内寄存的商品。接着另批英人也进入抢劫，借口说是海关欠其船租未付，特来搬运存货，以为抵押。直至中国海关被这批“英国绅士”（Englishgentlemen）洗劫一空之后，海关公署四门大开，街头中外游民才潜入行窃。
  此一英人洗劫过程，行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关员伫立在一边，无力遏阻；四邻华洋商人均所目睹。最可笑的是这位美国公使，竟然也是目击者之一。
  马君在一旁看得气愤不过，乃向华府上司据实报告之。马歇尔说：
  我曾向您报告过，第一次向租界之内的中国海关施暴，其非法行为而导致街头人民入内（行窃）者，并非始自中国之叛逆也。
  （末句特别加重。见马歇尔致美国务卿麦塞报告书第三十六号。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自澳门。笔者曾另有较详尽分析。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吏》页一三八。）
  读者或许感觉奇怪，中国海关为何变成货栈，存有大批商品呢？原来是由于太平军进入长江之后，内陆洋货滞销，进口商因货无买主，不愿纳进口税，乃将百货寄存海关栈房，待有买主，再行报关纳税。此次趁小刀会之乱，兼海关监督的吴道台被俘，他们就乘机一哄而入，把存货搬走，就变成免税入口了。
  摩尔斯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巨著，对这些英商把货物存栈，待有买主时再行报关的措施，记载未缺；但是英商窃货毁关这一段，他就支吾其辞了。——这可能因为摩尔斯也不知事实真相；但是更可能的则是这些英商都是当时沪港伦敦商政两界的头面人物，与摩氏直接及间接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摩氏在其划时代的巨著中，为亲者讳可能也就势所难免了。
  【附注】康尔斯之书原名叫TheInternationalRelationoftheChineseEmpire，应译为《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但是这时的“中华帝国”实为大清帝国。译为《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反而更为明暸。
  朋友，写书的人往往也各为其主嘛！我们中文著作中把帝国主义骂得血口淋淋的动机还不是一样的？只是许多中英文外交史的作者们，没有摩氏的功力和技巧罢了。费正清先生当年评拙著，曾说我把个莫名其妙的马歇尔也要辩护一通，但他并没有指出我所辩证的哪一点是错的。那时我想反驳费公，我有这个地盘吗？费公仙逝，笔者至感悼念。因为打麻将要有好搭子；下棋要有好棋友。自郐以下，不足论也。
  上海变成自由港
  所以，“捣毁海关”者，非中国“起义群众”也；大英帝国之“上等侨民”也。在他们捣毁海关之后，翌日再派英国水兵站岗，加以封锁。声称海关为中国暴民捣毁，不能运作。说成外国领事们不得已，只好挺身而出，替中国政府帮忙，“代收关税”。官书如此，报纸报导亦然。事为当时在江西打长毛的卫道大师曾国藩听到了，他不禁叹息说：“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儒道。”（见上引唐编《上海史》，页一七七，引。载《曾文正公文集》，世界书局出版，书牍，页七五）。是亦“君子可欺之以方”也欤？英国这一记做贼喊捉贼的行为，竟然流传一百多年，无人拆穿。连现时的年轻的中国史家如唐振常先生等一伙，都还被他蒙在鼓里。也足见英国人搞外交技巧之高明，和手段之稳健了。
  不特此也。后来吴道台脱险归来，要重开海关办公。但是此时中国海关已为英国人条封。户外有英国水兵站岗，吴氏不得其门而入，乃想在同街另行租屋设关，亦为英人所阻，无法实行。吴不得已乃租得洋商铁皮船二艘，在黄浦江边，海关门前，设关江上，亦为英舰所驱逐。吴又移关至黄浦江口，英人亦借口“违反条约”，不许在内地设关。吴被逼走投无路，终于接受英领阿利国建议，由各国领事代征关税。
  但代收关税时，英商亦在英领特许之下，只打“白条”（Promissorynotes），不付现款。此种“白条”斯时人所共知废纸一张而已。果不其然，未几阿利国便奉到伦敦外交部训令，将“白条”原封退还商人了事；自此，上海便与香港无异，成为事实上免税之自由港矣。
  然此时在一旁明眼观察，深知内情的美使马歇尔，对英国这种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作风，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维持此一“条约体制”（treatysystem），并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乃训令美国副领事克宁汉（EdwardCunningham），凡美商报关纳税，一律需缴现金。
  马歇尔这条军令，不得了立刻引起在华美商及在美商眷亲友的轩然大波。一时抗议函电雪片般飞来。华府纽约各地报刊因而也充满了反马的报导。甚至克宁汉也不直马氏之所为，转而同情美商。那位恨马恨得牙痒痒的，马之秘书兼翻译，拿钱不做事的伯驾（PeterParker）牧师，这时更是小报告横飞。伯驾是位力主美国占领台湾，与英国携手侵华的唯一的美国外交官，他这一记窝里反，就使那不知底蕴的国务卿和总统，认为马歇尔在华失职了。
  在众意难违之下，马歇尔一气，乃又训令克宁汉副领事停收美商关税；在他看来，与其打白条作伪君子，倒不如干脆不报关，作真小人之更为可取也。可是上校有所不知，搞政治要学司马懿，人家贻尔巾帼，也不能动气。他这一气，出尔反尔；上海这个“自由港”之形成，英国绅士虽然早巳把它变成事实，而背此破坏中国主权之黑锅者，翻为美国上校也。公使的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朋友，搞政治要凭手腕。是非从何说起呢？语云弱国无外交，但是纵使是强国的外交，也只是苏秦、张仪的天下啊！言忠信、行笃敬者，是子之迂也。
  “外人帮办税务”
  经过马歇尔公使这一来，秘密的上海自由港就公开化了。从当时清政府内乱方殷，粮饷无着的紧急情况之下着想，年入百万的上海关的关税，对满清政府是太重要了。分明知道大清帝国是饥不择食了；中国关税已由英美领事代征。——领事既已代征白条；将来要催收白条，当更非领事莫办，这样经英领阿利国发起，法美两领事一致同意，阿利国便向吴道台建议了。吴道台如能使海关复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怡良和皇上，也没有不同意之理。因此招请“外人帮办税务”就是顺理成章的后果了。其后他们一连串的中外协商，毋烦多议。一八五四年夏，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便临时受任为上海关监督，携同两位美法助手，代收关税。迨一八五八年夏，中国为英法联军所迫。接连签订（六月二十六日），及（十一月八日签订于上海）时，“外人帮办税务”一条，乃订入善后条约之第十款，而通行于全国。翌年英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乃受清政府委派为第一任“税务司”，从此中国海关，便正式落入英国人掌握中矣。直至民国初年军阀时代，英国税务司就变成中华民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了。
  小刀会在上海一闹，经英人翻云覆雨，几记小手脚，中国便丧失了海关自主权至七十余年之久，能不令人浩叹！
  【附注】英国人担任的中国海关税务司，在民国以后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