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
  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
  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
  ——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围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绿，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第十一章　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第十一章　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
  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
  ——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对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hicalDicitionaryofRepublicanChina，EditedbyHowardL。Boorman&RichardC。Howard。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1。Vol。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
  ——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先谈谈“转型”
  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现代化运动”这一名词，毋需解释，也解释不尽。
  ——“转型”则是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万社会文化的特殊“型态”，如西方的基督数国家，中东的回教国家，和南亚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态的。
  可是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只有其“现代化”的程序，而没有“转型”的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现代化运动在西方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naturalcourseofinternaldevelopment），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战和压力（Westernchalengeandpressure）。
  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其范围大小，和时间缓急的问题，而没有社会文化“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
  我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就不然了。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既然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的阶段。“西化”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简称“西式”或“洋式”）——从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学堂”；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等等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转型”了。
  ——须知“土私塾”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们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型”态，一下要“转”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学堂”和“（西式的）自由恋爱”，是十分困难的，和十分痛苦的。
  ——就以婚姻“转型”来说吧！我们“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呢？
  ——这个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
  各行各业，各有启蒙之人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柬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本身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
  ——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
  ——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
  “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下通，在汉以后，就下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
  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舆美国革命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
  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雨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通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老式的”、“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
  ——在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街，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一团漆黑了。这样，那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
  从北京到台北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博。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蛤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
  ——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
  ——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圆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卖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敷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
  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敦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
  现代“图书管理学”（libraryscience）和现代“商业管理学”（businessadministration）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在这一行道里，所谓“服务工业”（serviceindustry），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Age）。吃这行皈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
  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professional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机缘能进入本行最高行政阶层而一展所长的，袁氏之外，实难找第二人了。
  ——在上选诸人中，我特提出蒋复璁先生。余游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时访“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见前贤苦心孤诣之遗规。台湾今日如少此一馆，则今日台湾又成什么个岛呢？
  ——缅怀先贤瑜亮，实有余慨。
  引进“服务观念”和服务科技
  但是话说回头，袁公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管理学，乃至资讯学的具体贡献，又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