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
  ——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
  ——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地打转，盘旋不进。永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这项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做“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可是不论“突破”也好，“转型”也好，二者都有“穷则变”的规律。换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个社会，当其面临崩溃，滑坡至山穷水尽之时，人心思变，它就变。相反的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或一个居高临下、傲视四方、自满自足的文明，它也不会庸人自扰，主动的去求变。把这一历史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说是衰世文化就要变；优势文化则不变。
  变也有“量变”、“质变”之别。量变则是“改良”；质变则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别。文改则为“变法”；武改则为“革命”。革命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有积小革命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论”，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试看今日美国。美国是以都市为灵魂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它今日的灵魂已变成匪窟、毒区、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这个堕胎国家的社会，已被个人主义的滥用而频临崩溃的边缘。它如果不能实行一项彻底的“变法改制”，它这个“瓶颈”便永无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国佬如今忙于捍卫他们的“美国生活方式”（TheAmericanWayofLife）之不暇。他们的嬉皮大总统正为著“中国的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和中东北非等地的“部落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怎会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国生活”也急需搞个“变法改制”呢？我们这些外国来的旁观者清的教授老爷，偶在课室之内讲讲笑话，鼓吹变法改制，说得黑白学生起立鼓掌、欢腾一片，而我们的美国土生上司们，还以为你在危言耸听、鼓动学潮，要加以杯葛呢！本来嘛！一个正处于巅峰状况的优势文明，怎会想到它的灯红酒绿之间也已经暗藏杀机呢？美国今日之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颈，正和我国两千年不变的道理如出一辙。
  “汉族中心主义”与婆媳循环
  两千年来，我们的朝代嬗递、农民暴动，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老百姓惨不忍言呢！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却始终没有丧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崇高地位。
  ——再用一个文化学上的术语来帮肋解释，这就叫做“汉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们这个滚雪球式不断扩大的“汉语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时甚至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们皇帝对异族的统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务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们这个“汉族中心主义”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君不见当十三世纪边疆少数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汉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见他们把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几何时，元朝大皇帝不也要开科取士。满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还是“四民之首”？总之，我们传统“中国”凌驾“四夷”的中心主义的观念，盖远在商周时代即已萌芽，至秦汉大一统之后而变本加厉。自此以后汉家制度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就成为天下的通制。
  ——什么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等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人视为当然。不用说明君贤相、公卿大夫不想去变动它，纵是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私盐贩黄巢、小和尚朱元璋、贫下中农李自成、张献忠也不要去改变它。
  ——满腹怨恨的媳妇，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妇。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
  或问：婆媳之间为什么不能搞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呢？
  答曰：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与群居动物社会行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杰弗逊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婴儿呱呱坠地，智愚两分、强弱互见，有什么生而平等呢？
  “自由平等”是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
  平等是一种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平等相处的结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概念化始随之而来的。（笔者曾另有专篇详论之，此处不再多赘。）
  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欢喜在墙上写诗的诗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有屁，所以撑住了！”所以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而两千年来，我们“汉族中心主义”所发展出来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则始终是个“一边倒”的模式。只是“一边墙有屁”，则一座平等之墙就永远不能出现，社会永远不能“转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马氏的老师黑格尔则认为群众的集体意志，也足以决定群众的集体行为。把他们师徒二人的智慧交互为用，则历史家对我们“汉族中心主义”两千年不变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
  “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
  以上各节是说明我们东方“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何以数千年无法“突破”（breakthrough）；“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何以两千年没有“转型”（patternchange）？
  以下则要说明，我国“千年不变”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忽然来它个“十年一变”？
  君不见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一八五〇），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孙中山的建立民国（一九一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再看我们“五四”（一九一九）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抗战）、四九（人民中国建国）、五九（大跃进）、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会）、八九（六四）、九九（？）。
  ——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着时代翻了七八个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转型期”中，而“十年一变”正是转型的阶梯啊！社会转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次转型。它不是自发的、渐进的。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欺逼之下，突发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吾人亲身卷入这场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话，也应该自庆“命大”了。
  “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