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成现代社会科学之第一部书了，其情盖亦如今日台湾坊间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个以动产与不动产为基础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乃应运而生（试看今日的台湾与南韩）。大家拳脚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议会之内，压制了老贵族，提高了增额平民议员；建立并加强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节所述“代议政府”云云，在不断改进中，乃变成为维护此一新兴阶级集体利益之比较适当的模式了。
  所以所谓全民“代议政府”者，实为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顺水推舟，无啥深文大义的自然产品也。
  可是这么一个肤浅庸俗的洋制度，我们要把它移植到东亚大陆，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难产呢？这就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中国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
  我们那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是从我们最古老的“宗法社会”逐渐演变出来的。宗法制是个纯国货。它在其他民族的历史里，是找不到类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会”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简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传统，所发展出来的以父系家长（paternity）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节已言之：我们的“封建社会”之崩溃早于西方一千七百余年。可是我们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却没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钱的程度。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驱使，我们却搞出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帝国来。
  为著这个“中央集权”的运作，我们又发展出一套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system）。这个完整的制度，再经历朝改进，到满清初年，可说已臻至化境。它的运作之灵巧与科学化，允非国共两党后来的党官制所可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东方哲学——儒、法、道三家的精义熔注其间，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个所谓“霸王道杂冶”的“文化整体”（culturalentity）。关于这文化整体的特性与通性，时贤与笔者于各种著作中所论已多，不应再叠床架屋。今且粗列数条，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发生的作用。
  吾人应该提出的第一条便是我们传统“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在传统中国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成员悉听命于一位既长且尊的家长。这种家长在家庭业务的管理上，有其绝大的权力与威望；同时在道德上，他也有绝大的义务与爱心。对一个家庭的兴衰贫富，和子女儿孙的管教养卫，他都要负全部责任的。但是他不是个毫无约束的独裁者。就以家庭财产而言吧！全家成员（除已婚女儿之外）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协议“分家”，则“家长”也只能取其应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则长幼尊卑之间是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长管教之下，连最起码的，现今所谓“基本人权”的“择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国传统儒家论政，多半都是“国、家”并提的，先要能“齐家”，然后才能谈到“治国”。家就是个小国；国就是个大家。所以国王、皇帝便是个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长；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级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县长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类推，则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国”这个现代化的名词，在古代则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体，是最应受到子民们尊敬和服从的。所以孟老夫子骂人时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便是从“父亲”这个小权威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权力金字塔”。然后重重叠叠上瑶台，大小金字塔层层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纵的“国家机器”（statemachine）便是个最大的权力金字塔。万岁爷是集全国“管教养卫”之权责于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会是由教堂分担的。做中国皇帝则是“作之君、作之师”，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权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担一切责任；也行使一切权力。斯之谓“国家强于社会”，与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强于国家”，恰是个反面。今试把这两个不同的模式中“国家”和个体“公民”（citizen）之间的关系，图解如下：
  图甲：传统中国模式　　图乙：现代美国模式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基层政府
  ↓　　　　　　　　＼　　　　↓　　　　／
  地方政府　　　　　　　　　　公民个体
  ↓
  基层政府
  ↓
  个人
  “集权”并不是“极权”
  可是在传统中国里，政治结构虽然高度中央集权（见图甲）——用时下术语来说，便叫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但是“集权”（centralization）并不是“极权”（total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这个“层层节制”的统治系统里，各级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颇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纵使最高层出了一位荒淫无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过层层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国人民，亦殊不易。因为暴君之出现，他第一步必须破坏他自己的法统。法统既失，则统治机器失灵，在那交通和资讯都相当原始的硕大帝国之内，搞其“东方暴君主义”（orientaldespotism），亦势所不能。
  事实上，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泽东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斩的“东方暴君”。因此生于这个权力金字塔底层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远，亦颇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democracy）之乐。但是“乞丐”们的“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又向哪厢去找呢？这些现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玩艺嘛！在那并无“资产阶级”存在的帝制中国，那些罔顾人权、剥夺自由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如君权、父权、夫权、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们“固有道德”所认可的嘛！生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谁又觉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诗人胡适说得好：“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觉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嘛！事实上，“无节制自由”之为害，实远甚于“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庐山中的游客，哪能识其全貌呢！
  因此从比较史学上看，我们这个宗法遗规的“家长制”，在中世纪的世界上，不特是个“可行的制度”，甚或是个“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所行的“父道主义”（paternalism），不也是一样吗？腓特烈大帝说：“我为人民谋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这与我们孔夫子的政治哲学，不正是不谋而合吗？我们的家长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不因历次革命而有所改变。事实上台湾今日所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位大家长呢！可是李登辉总统今日的作风，似乎就有意重建这制度。
  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夏从夷呢？那就是中世纪毕竟是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适用，我们现在要另辟蹊径，就不得不从洋西化、改弦更张了。
  “健康的个人主义”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健康”一辞是胡适之先生为中文读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误解）。个体公民与各级政府之间，与夫各级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的关系（见图乙），政府不再是家长。它是听命于人民的“服务机构”（serviceagency），官员是“公仆”（publicservant）。这一来，它和我们的传统的家长制，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但是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们的土家长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语国家，则政府便是为民服务的机构；权力若被滥用，则全国国民，都会变成独夫专政的个体对象。卢梭说：“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adespoteveryoneis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况。到那时，天既不高、皇帝也不远，那就民无噍类矣。上节所述战前的德意日加上个史达林的俄国，战后的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就是这个画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结果。九〇年代的台湾从家长制蜕变到一个“社会重于国家”的洋制度方向来，希望它的年轻的政治领袖们相忍为国。不要也画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说的宗法社会传统下的“家长制”只是我们帝国时代，至今还没有完全“蜕变”掉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对“暹罗连体兄弟”（Siamese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开的。事实上中共今日在大陆上的政经失调，便是在这两个弟兄之间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重农轻商的后遗症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原有的以农立国的经济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坏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精心设计，一行两千年而有实际效验的“较好制度”（bettersystem）呢！须知中国封建时代，原和欧洲一样，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欧洲的经济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我们却缓缓地走上“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这正是近年来邓小平毁弃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才被毛泽东倒转了。
  【附注】毛泽东土改，改私田为公田，也是主观意志的产品。在制度上说，实在是恢复先秦的封建生产制，所以终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产制，所谓“复井田”，把脑袋搞掉的。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middle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