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能否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中国或许可以自创，但是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无此事例——苏联自新经济政策以后已搞了六十年，国防工业之外，别无可颂之道。戈巴契夫检讨过去，如今连列宁的遗像也给搬掉了，而回头来搞邓氏的开放。中国以前效法苏联搞了三十多年，也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搞起了“个体户”来。什么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这种细胞在秦汉时代曾一度扩张、兴风作浪，几至不可收拾。吕不韦这个个体户竟然打入秦皇的宫廷里去，自己做了相国，儿子做了始皇帝。
  汉王室为自保江山，看出经济企业上这种个体户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们压下去了。
  但是汉大夫压个体户是有限制的。他允许个体户各个“先富起来”，但你绝不许形成个“阶级”。纵使是许你“先富起来”，你富成了“扬州盐商”，乾隆爷还是要查抄你的。所以搞点“先富起来”的个体户经济，我们已一搞两千年，始终是个娘娘腔，搞不出现代化的企业，搞不出“四条小龙”式的“经济起飞”，封日本已望麈莫及；对美国就更在想像之外了。
  这些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无一而非起自少数“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个体户多了，便形成政治势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扩大成为社会上的“多数”，吸收了农村余民，也就导致农村的中产阶段化。等到一个国家上中下阶级的区分变成“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那就变成“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
  美国今日年入十万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万二千元以下的也不过百分之十三。总而言之，则美国家庭收入在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万五千元，美国就成个不折不扣的“万元户”的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礼义兴。社会不平，以法节之，这样便使今日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welfarestate），全国每年用于救济鳏寡孤独、贫穷失业的“救助金”，实超过其他各国，包括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而有余！其猫狗食人食（肉类），亦超过中印两国人食肉类的总和！“福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者对贫苦人民的照拂，却前者超乎后者。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以全国生产毛额的多寡为第一要务。“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并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农业社会中全民都在饥饿线上的讲法。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孔夫子这句在二十世纪并不实用的话所引起来的。孔子反对法治，因为法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其实他老人家所反对只是朴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礼教，认为一切社会行为要“以礼节之”；个人修身也“不如好礼”。礼事实上则是与朴素的“民法”相关之一环。孔子生在农业经济时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礼”来“调节”，就足够了。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社会里，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个中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与生产发展并驾齐驱的则是衣食足（经济）、礼义兴（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产阶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反动派制造出来和无产阶级对抗的。相反的，它是由于经济发展，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过一般知识分子的美国产业工人（industrialworkers），早已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的劳动者，也是美国反共的主力军。
  近三十年来“城市中产阶级”在亚洲“四条小龙”中的崛起，也是笔者这一批海外学人所亲眼见到的。不算什么稀罕。
  结论：没有求证的假设
  所以我们祖国大陆“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故也。然则大陆上能否步台、港、南韩、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
  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这两点便是笔者拙文中，不愿乱作结论的大胆假设了。
  关于前一点，国中领导阶层本有意为之，但行起来至为不易。须知大陆这个自商鞅而下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秦制度”，至毛泽东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极。这一制度原为锄灭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现在怎可摇身一变，于旦夕之间就成为振兴工业，扶植中产阶级的保母呢？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开放与灭退管制（decontrolor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后之香港为试点乎？否则那个烫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当轴似尚无丝毫意图，来变更那个“以吏为师”的“秦制度”老传统。在这个老框框里，能否搞出个工业化、现代化来——脱胎换骨，吾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第五章　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　　　　　　第五章　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
  ——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斯文曾由顾师颉刚函嘱送交《文史杂志》发表。嗣以离渝匆匆，遂辱所命。兹检行箧，复得旧稿，烽烟无定恐复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尔。
  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实二级制。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今试就其演变之程序一申论之。
  农业社会初期的人与地
  窃以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夫郡县制度之确立，其必发生于土地私有观念产生之后盖可断言，盖人类既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进化至农业社会则土地始渐被重视。然方其始也，黄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伹须稍加垦殖则所在皆为良田。任何部族酋长皆可择其最肥沃最至阔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于划成井田亦自无不可，且由于土地之边际价值（marginalvalue）过低，人之对于土地亦不会生私有观念。各部落划地而耕彼此间无利害冲突。虽有强者亦毋须侵夺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强凌弱者，而被压迫者亦可迁而去之不必与之抗争。好在生存空间不发生问题；人民只要不过分懈惰则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其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以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长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岐下可迁。不求闻达于当世，一样可以自耕自食，无求于人。
  土地既不会生问题，则当时部落间竞争的主要对象不在“地”而在“民”。谁能拥有大量民众，谁就能称雄当世；谁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长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长则要努力抓得大批民众为自己部属。然当时既无国籍限制，人民又无若何笨重的不动产，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们可随心所欲，任意迁徙，对于所隶部族亦无若何束缚，可去可留。如有酋长不得人民欢心，则其部属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举国复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岐下。”（见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来，谅非史迁臆说。因之当时部落酋长绝不敢开罪民众，相反地他为著吸取民众，反要取悦人民，因之乃有所谓“仁政”兴焉。谁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谁就能口碑载道远近来归，谁就可富强起来。此遗风至战国时犹未全泯，粱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问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这是在利用“仁政”为争取民众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亦似重有忧者。’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礼记。檀弓》）可见在春秋时期，“去”——迁徙——的问题还甚简单，主要的还是以政治为转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长，唯一自谋发展势力之道便是争取民众，而“仁政”便是争取民众的手段。部落间的竞争，也只有竞行仁政。谁行得最有成效，拥众最多，谁就可以为天子。且看三代后人，皆能说出一套他祖先如何“行仁政”的历史来。至后来子孙不肖得意忘形，失去了人民好感，因之其部属又相率亡去，其势力遂日益式微，结果由另一位仁政行得最得法的酋长，取而代之。故周武王伐纣，初会孟津时，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众叛亲离部下逃得差不多了，于是武王一举而灭商国，代为天子。
  故行仁政是农业社会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时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义的社会，人民有绝对自由的生活，绝对自由的意志，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为著他的快乐生活而操作；他们无求于人也无害于人。可想见当朝暾初上，荷锄头，唱山歌，是怎样的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那确是真正值得我们怀念的原始社会。流传所及，到后来儒家感世道陵夷生灵涂炭，未免益增思古之幽情，于是一开口便是尧、舜、三代，崇先圣而薄后王，尽量地恭维前人，使他们成了理想化的人物，而想复兴三代之盛。可见他们未能了解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程序，未能把握住时代，结果奔波一生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巳。难道后王的本质上，就比先王坏？试看中国时宣传仁政最力的大师孟轲亦何尝不受诸侯的热烈的欢迎；然他的仁政终究行不通。老实说，至战国，“行仁政”的时代早成过去，其结果是“天下莫不与之”，或者是因此而被邻国侵灭，却大有怀疑的必要。
  土地私有与封建
  可是后来生殖日繁，耕种技术亦随之进步，由粗浅的自然播种进而发明耒；由人耕进化至牛耕。土地大量的被利用，荒地日少。因之土地的使用渐渐地感觉不自由。人民各择沃土以居，最后虽荒山大泽亦渐被利用，谁能捷足先登据有一块沃壤，简直是天之骄子。至后来虽求得一块瘦瘠亦属不易。因之人民乃据土地为不动产之一而安土重迁了。土地渐渐地感觉不敷分配，兼以地形的限制，井田制之不能再实行，亦是意料中事。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没人耕种，因之野心的酋长们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国小。彼此间争夺对象转移至土地上去。国家遂由以人民为主体一变而以土地为主体矣。国君——也就是部落酋长，为着扩张国土，不惜剥夺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开疆拓土的野心；暴虐无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乐。盖已无需乎再取欢民众，而人民虽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轻言迁徙了。自是以后遂不复再有仁政矣。
  因之土地乃渐渐地变为私有。小而言之人民私有，大而言之国君私有。土地私有的观念既成立，真正的封建制度乃继之以起。跋扈的野心家乃思侵夺他人土地以实一己私囊；或划地以封功臣亲戚，役其地人民为农奴。至周初时，己届成熟时期，周武王乃集封建之大成。《苟子。儒效篇》说：“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太史公估计姬姓诸侯有五十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