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志，实在是令人脱帽致敬的。但是若有女人，先要抢个强人丈夫，然后再挟丈夫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像江青和叶群（林彪的老婆）那样，就不足为训了。甚至在女权高涨的今日美国，大有野心的希拉蕊，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搞政治，还不是国会中人讨厌她妻假夫威，来乱参国政。柯夫人今日对个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也是为了她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向国会内的大男人主义者忍痛牺牲呢！所以我国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管夷吾（仲），会要策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法禁止“妇人与国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晏大使不入狗门
  我国古代的齐鲁地区，除出了些了不起的圣人之外，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后来晏子（名婴字平仲，？～公元前五〇〇年）为齐相，也是个周恩来，以宰相兼外长，他甚至亲自出马做大使，报聘各国呢！这时齐已日衰，而楚正崛起。出使楚国，工作也不太好做，《晏子春秋》里就有一段晏子使楚，因为他和邓小平一样，是个小矮子，楚国人想羞辱他，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也颇足一述。先让我们来读读他的“古汉语”原文，（青年读者们，也不妨顺便练习练习，读读所谓“诸子百家”的老古董，并不太难嘛！）《晏子》原文如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宾者更导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间．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谓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章）
  再以白话重说一遍——晏子出使楚国，楚国人因为他是个小矮子，乃把大门边上装了个小门，要晏大使从小门进去。大使不入，说“我出使的国家，如果是一个狗的国家，那我就从狗门进去，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国来出使，楚国人并不是狗，我也不应该从狗门进去。”招待员不得已，乃改请大使从大斗进去。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扬，就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为何要派你这样的人来做大使呢？”晏子说：“敝国人可多呢！单是临淄一城，就有三百个社区。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大家把袖子一举，便全城遮阴；大家如把头上的汗抹下来一甩，就像下雨一般。哼，怎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齐国既然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把你派出来？”晏大使说：“大王有所不知。敝国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规格的。最像样的一等人才，就被派到最像样的一等大国。我晏婴原是敝国最不成样子的外交官，所以才被派到楚国来，也是应该的嘛！”这时楚国力争上游，志在争霸，两国冷战正烈。作为驻楚特使，时时都有受辱的可能。一次楚国警总抓了个强盗，说是齐国人，楚王乃问晏大使说“齐人固善盗乎？”这就引起晏子所说出的中国文学里，那段有名的成语，叫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说：“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是你贵国风气太坏啊！他原是齐国的良民，一到楚国就变成强盗了……”真是难为了，晏大使的好口才。
  握手风波和季辛吉的中国饭碗
  上述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因为在冷战之中办外交，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不容易的啊！一个外交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之外，他平时在折冲樽俎之间的急智，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近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周恩来总理，便曾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来，并叫声“Goodmorning”啊！谁知杜勒斯这个老帝国主义者，竟拒不伸手。在这情况之下，周公的手如何收回？所幸周恩来应付这种场面，也有他的天才，和晏子一样，终能化险为夷，其后国际外交圈提起此事，未有不骂杜勒斯是老混帐的。后来季卒吉于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秘密访华时，就为这个“握手问题”，伤透脑筋。他深怕“万一我伸手，他（老周）不伸手，如何是好？”
  （见季辛吉回忆录《白宫时代》，及尼克森回忆录，一九七二年，页五五九。）
  其实，季辛吉此人，还是外交训练不够。你在来华之前，就应该把“周恩来此人”搞清楚嘛！古人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今世又“岂有不伸手之周恩来哉？”相反的，老周在见到季氏之前，连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都查了个一清二楚呢！如此，你这个小孙行者怎能跳过周老佛爷的手掌心呢？所以周公有生之日，季辛吉始终是周门之中，为他服务的美国博士呢！季博士，老实说，也乐此不疲。至今对北京仍忠心耿耿。何也？君不闻，苏秦穷困时回家，“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故事吗？等到他佩了六国相印，再过家门时，“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爬在地下伺候客人吃东西）”。苏秦笑问嫂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嫂掩面低声回答说：“还不是因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有钱有势嘛！”（见中华版《史记。苏秦列传》页二二六二）苏子“头悬梁，椎刺股”，苦学成名，所为何来？还不是为着今天吗？我们的季辛吉先生，也正是如此呢！笔者在美国教书，就是从最惨的纽约市大，夜校成人班开始的，授课时间是晚间七至十一时。一天工作之后，疲惫不堪言状。因此在这样的课室中，老师固然很惨；工读的穷学生，尤其可怜。季辛吉早年就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小犹太难童，白天在小商店记帐，夜间在纽约市大成人班的会计专修科上学。
  那时的季辛吉，便和早年的苏秦一样，是个“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穷光蛋。直至二次大战后，他领了退伍军人奖学金，才从“穷人的哈佛”（纽约市大的诨名）转入富人之哈佛，去“头悬梁，椎刺股”，读其博士的。他其后风云际会，差不多都是替周恩来工作的结果。离开了中国这一行，季辛吉就不是季辛吉了。饮水思源，能不肝脑涂地？朋友，苏秦、张仪服务的对象，原是没有国界的。出生于德国的犹裔季辛吉，他能替尼克森服务，他也可替周恩来服务啊！搞外交如用兵，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得之也。所以不才总欢喜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而这两个半外交家，也只有顾维钧这半个，算是科班出身。李、周二公，皆出身行伍也。顾维钧虽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也只是个洋科班，威灵顿（Wellington是顾的洋名）离家上学之后，未进过一天中国学校也。李、周二人，虽是纯国产，然如上节所述，国营企业中无此行道也。他二人搞的，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monsensediplomacy）。搞常识外交、天才外交，已不足取，他二人再加上各自有个无知而好权的主子，强不知以为知，横行霸道，他二人搞外交，不但要外御列强，还要内说昏君。能维持个败而不亡的局面，就很难能可贵了。悲夫！
  中国古代外交建制的转型
  以上所举的一大堆，从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无非是想说明：①我国古代的外交学是很不平凡的。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专司外交的行政机关，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为崇高。用句现代话来说，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长，便是外长做首相（美国的国务卿，便是这样的）。那时搞外交的人，也是国际间的宠儿。苏秦就是一人兼六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佩六国相印”的，这在人类的外交史上，显然也是一椿“金氏纪录”也。
  不特此也，甚至而是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TheLeagueofNations）和“联合国”（TheUnitedNations）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他们那时观念中所谓“尊王攘夷”中的“王”，基本上便是列强表面上一致拥护，而事实上由几个争霸的大国所支配的国际组织，所谓“挟天子，令诸侯”是也。君不见二次大战前的“国联”之中，五十个国家被英国牵着鼻子；和今日的老美，动不动就打联合国的招陴，向世界各国颐指气使？伊拉克的海珊，现在挖了几千个洞，还是怕藏身无所；中国的江泽民，向那位好色的小总统不断陪笑睑，还不是怕他挟天子，令诸侯。今日的钱外长还不是以一侯之下万侯之上的低姿态，对霸主的波斯湾政策，微笑，鞠躬，说不。
  可是②，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了东亚大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绝后的“宇宙大帝国”（UniversalEmpire），这也是蒙古种黄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转型”。一转百转，往古列国并存、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WorldOrder）不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
  【附注】在大秦帝国统一柬亚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只有个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差可与之相比，但是亚历山大一世而斩。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宇宙帝国的规模与制度。秦之后的罗马帝国自然也是个宇宙帝国，可惜它在公元四七六年亡国之后，便永不再来。其后西方的帝国建造者，便再也没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了。后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大则大矣，然非宇宙国家也。
  只有理藩院，没有外交部
  因此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没个“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例如西汉初年，中央政府与都城设在番禺（今广州）的南越王国的关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便说那是大汉帝国的“外交关系”（foreignrelations，见该书第一卷第六章，有中文译本）笔者处理这问题则认为那是个“内交关系”，是东北张学良和南京蒋介石的关系。今日西方学者和政客，也认为北京和西藏的关系是fo…reignrelations，说是中国占领了西藏，西藏应该恢复独立，云云。
  耶鲁、哈佛合纵连横
  北京的外交当局，明知是洋人藉辞捣蛋，但诸大臣为着自卫，却只能支支吾吾，搞他个口齿不清，讲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来。其所以然者，第一便是，你如果以“现代观点”和“现代西方人”耍电子游戏，你就得服膺他们的游戏规则（Playtheirgameaccordingtotheirrules）。你既然不能放弃你自己传统的麻将规则，却又要打他们的沙蟹，那就枘凿不投了。有时你纵有天大的公理，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例如，你如不搞计画生育，像毛主席说的“人多好办事”，那你岂不是第三世界以毛农民为代表的愚昧无知呢？但是你如大搞其一胎制，“打”掉无数可爱的婴儿，那你岂不更是残酷野蛮，没有文化？总之在“光荣、伟大、正确”的美国国会中，你反正永远是不对的就得了。
  朋友，您说美国政客嘴尖皮厚，无理取闹的幼稚可笑。咱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还不是一样的，甚或有过之呢！政治就是政治嘛！哪个政客不嘴尖皮厚？再者搞现代外交，是全国人民的事，包括担柴卖浆，甚至阻街女郎．都有其共同语言，外交家不只是政府的发言人，也是他们老百姓的发言人（英国就是如此）。至少，搞外交是个大行道、大专业，专靠周恩来、李鸿章一两个人的天才，搞他个常识外交、天才外交，总归不能抗战到底的。要打毛主席所说的“持久战”，那你就得有个永恒的、专业的ThinkTank（智囊）。二十世纪的美国外交官，差不多都出自耶鲁和哈佛的几个教室，甚至是那几个沙发之上。从西部起家的，那位唱戏的雷根不信邪，他要找几个“西部专才”，来反外交托拉斯，搞得灰头土脸之后，始知反托拉斯之不易也。朋友，托拉斯、鬼谷子，都不是好东西也。秦始皇以后，我们还不是反了两千年。不幸今日我们又回到“战国时代。（抗战期间雷海宗等几位教授就自称“战国派”，并且出了一本杂志叫《战国策》，曾被老□恨得牙痒痒的。）在旧剧重演的战国时代，再来搞他个“合纵、连横”，就要倚赖耶鲁、哈佛的T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