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可以斩尽杀绝的“美蒋特务”。
  台湾呢？它现在亦为这一问题陷入极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号以反共；一面又要压制由这一口号所产生的群众运动。
  凡此都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化运动前一阶段的“副题”，现已变为此一阶段的“主题”。这一“主题”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必然大行於中国。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以前各阶段的主题都是历尽千辛万苦以后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诉我们，文化的挑战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国文化史亦告诉过我们，中国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而且可以发扬光大使其超过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国的佛教便是个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挑战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我们的文化绝不会冥顽不灵的相应不理。相反的，在我们没有能消化而发扬它之前，我们的文化由此一挑战所引起的震动是不会停止的。
  中共的工业化和死结
  我国文化向这一方向反应在现阶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国共产党。它甘愿把中国文化拖进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行的程序来看，中共已经是走向古物陈列馆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无忌惮，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为它还抓住了一个现代化建设性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工业化。今日中共官报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这一点。海外侨胞对中共深恶痛绝之余，有时亦难免引中共向洋人夸耀的也是这一点。它是中共今日的“续命汤”。
  中国工业化，本是任何政权都应该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实行工业化的。只是工业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不过其艰苦过程则谁也不能避免。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企业家逼迫小企业家自杀。投资者亦闹过“黑色礼拜五”一类的丑剧。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亦何尝不是饿死妇孺数百万，硬把粮食出口换取外汇物资呢？
  中共今日的工业化便是采取俄国式计画经济的方式，在全国人力物资之中竭泽而渔。俗语说：“要铁用，连饭锅也打掉！”这岂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实？因此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残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说，中共在经济建设上其工业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设施上独裁专制残酷暴虐亦愈厉。因之在中共工业化达到最高峰时，亦即其残暴的统治达到绝顶之时。换言之，在共产党制度之下，人类团体生活中“政治”和“经济”两大问题，不但不能同时解决，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其经济问题能日趋解决，其政治问题便日趋严重。至其经济问题可能作适当解决之时，便是其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面临崩溃之时，亦即是“自由民主”呼声最高之时。共产党徒都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可以成为他们的致命伤。所以其将来的结果，必然就“庞涓死於此树下”！
  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这项自杀政策。为著高度的工业化，它把大的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奴工营。它要奴工们牺牲自由，束紧裤带，这样中国便可“十五年赶上英国”或“二十年后过好日子”。在中国长期积弱之后，这两项号召是动听的；是有高度说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战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它这项骗局至多只可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过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裤带，而且要恢复全部自由。届时统治者是否会自动的恢复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为那是违反中共政权发展的逻辑的。君不见“百家争鸣”时统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区内不会再有“百家争鸣”出现。要有也不是统治者自动号召的了。
  所以即使不谈外界因素，只取“以经解经”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权，天安门上的好汉至多还有十五年的安稳日子好过。
  今后十五年的台湾
  或谓俄国革命迄今已四十余年，何以并未动摇。其实中俄两国未可相提并论。俄国文明本为西方文明之边缘，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内作畸形的发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实行反挑战。所以白俄在出国之后，未几即为住在国所同化。不若我辈“唐人”在海外住了几代还不能变为老番，所以中国文化不能全部苏维埃化，中国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国自那拉氏到毛泽东经过了四十年，俄国自尼古拉到列宁只有几个月，所以俄国今日缺少我们所有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中坚分子的民主自由的斗士，此其二。我国尚保存一个台湾没有赤化，可以作我们“民主政治的实验区”。俄国的克仑斯基及其他反共俄人，均无所凭藉，此其三。
  有此三点，则中俄之局势迥异。此三点中尤以第三点最为重要。盖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自成一个整体。要对共产党“取而代之”，则必须以一个更完美更前进的整体来代替它。这个整体不是一个空洞的什么主义或宗教。这个整体必须是经过实验的合乎中国国情的前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实验主义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发现的，真理是不断制造出来的。”所以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工作，应该是舍弃任何教条式的主义，以“科学的实验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则下，实验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替代共产党这一套反动的体制。如果台湾能在十五年之内，制造出一个新的真理来，到那时共产党的反动已达最高峰，那样才能水到渠成把共产党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里去。
  中国文化的前途系於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开端，便看台湾是否能抓住中国现代化运动现阶段的主题！
  最后阶段和文化反挑战
  不过，抓住现阶段的主题实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国挑战的过程之中，“民主自由”这一项远在清末便是我国各种“改革”或“革命”运动中主要的口号之一。但是它却始终没有变成任何阶段的“主题”。因为在以前任何阶段，事实上我国尚没有完成此项课题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所以这一项口号我们喊了数十年，至今日始成为现阶段的主题。这也说明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难的一项课题。在其他各项课题逐一完成之后，始轮到它有变成“主题”的机会。事实上，其他各项课题之完成，原亦是使它变成主题的先决条件。
  再者，在现阶段现有的主题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副题”来。所以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内容极为单纯；阵线亦极为明朗。“五四”时代拥护“德先生”的人群复杂极了。大家同床异梦，但是却打了相同的招牌，结果上了共产党“统战”的圈套。这种现象现在是没有了。正因为它目标单纯，阵线明朗，所以它没有足为下一阶段主题的副题参杂其间。因此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国民族文化如能通过这一关，那便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彻底完成。到那时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对西方文化作一个通盘的反挑战。彼之所长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经济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调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则我民族以六万万人口之众，居富强安定之大国，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满之新制度出现於世界，其时我们纵不愿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类进化之领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过目前这一关实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枢纽。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诸民族都在这一关之前了下去。我们能否平安过关，便看今后十几年中，我民族在台湾实验之结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向往之。　　　　　　　　　第二章　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第二章　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在海外教授文史数十年。单在大学本科所授的史学课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种之多。在教学期中，个人对美日各时期所用各种教科书，总嫌其不合己意。有时竟随教随评之——纵是近年所用最权威的著作《剑桥中国史》，亦无例外。这种既教之、复批之的论学方式，在科举考试中，可能就构成“骂题”之谬说。伹为学若有主见，不愿人云亦云，实自觉亦无可厚非也。加以学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这往往就是鼓励了。以致乐此不疲者数十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纵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当权派虽强力干扰，务期统一教学，余亦每以补注方式，增抒己见。虽每犯众怒，而终不盲从也。至于自授各课，讲义则多自编：“教科书”就是附庸了。如此数十年，初不意讲义及所编之参考史料，装于纸箱中竟意高与身齐也。
  前年自海外教学岗位自动申请退休之后，海内外华裔学界及新闻媒体中之老友，每每邀请参加学术会议，或为时论索稿，乃自从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旧讲稿及积存史料中，编译之以应宠召。初则偶一为之，不意为时既久，听众与读者之间，颇不乏同调。各方口询、函嘱，鼓励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颇思废物利用，将数十年积稿，稍加分类回译，列出系统，以就教于学术界之同行，及一般严肃的听众与读者。
  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后，尚思对旧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录》、有《二十二史札记》等名作之遗规；笔者愚拙，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旧稿中，对中国国体“转型论”，亦数十年未尝忘怀的主题之一也。忆青少年期尝随顾颉刚师治商周史，对“中国封建之蜕变”即有专篇，独抒己见而推研之；曾扩充至十余万言。除以部分为中央大学学士论文之外，余篇则拟为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之基础也——其时笔者曾考入中大历史所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计画为战火所毁。积稿除〈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遗失；研究所亦未读成。
  ——《郡县考》一文嗣曾发表于“安徽学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学报《世界月刊》第一期（一九四四）。一九七一年复承宋晞教授之介绍在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所发行之《史学汇刊》中重刊之。
  战后笔者赴美留学，转攻欧美史。中国封建史之探讨遂中辍。然对青少年期之所习，兴趣固未减也。因此其后对美洲印第安人历史之研读，总以我国三代史（夏商周）与之互比。以后竟至坚信，不读印第安人在美洲之历史，便无法真正了解我国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较史学之不可废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历史，曾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义历史学派理论之形成有其决定性之影响，而其影响之发生为时较晚，“教拳容易，改拳难”，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亦有其致命之冲击。——盖吾人如细读美洲红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纪仍有明显迹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会发展史，则一览可知，所谓“封建社会”实直接自“部落社会”转型而来，与“奴隶社会”并无太多之直接关系也。
  盖“人类”原为“群居动物”之一种，其初民群居之“社会行为”，与群居动物如猴、狼、马、海狗，乃至鸿雁、黄蜂、蚂蚁均有相通之处。群居动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动物之群中必有长——蜂有蜂王，蚁有蚁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马、家马（如蒙古、新疆之马群），皆各有其主。领袖群伦，初不稍让。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长”（chief）。我华裔老祖宗乃有尧、舜、禹、汤、三皇、五帝也。
  群居动物之社会行为无进步。千百年（注意：非亿万年）初无变化。而“人为万物之灵”，其社会行为则有演变，有进化，有型态，乃至“转型”也。
  ——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之所谓“封建”（feudalism）者，实自“部落生活”（triballife）直接演变而来，与“奴隶制”（slavery）无延续关系也。
  群居动物从不相互奴役，而人类历史上之奴隶制，虽无族无之，然其规模大小，时间久暂，各族则有霄壤之别。盖奴隶源于部落战争。以俘虏为奴隶终系暂时现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