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使她回想起十二年前的一段情史：十二年前，当她还只有十八岁的时候，她就爱上了一位在业余舞台活动中邂逅的男青年。但是好景不长，她为之背诵诗歌的这位“阿波罗”，竟和一位有钱的女子私奔结婚了。几年之后，她听人家说他住在西城，在那儿照管他岳父的资产。
  分析到此，布里尔作出结论说：
  背错的那些诗句，至此已经相当明白。关于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话题，下意识地使她联想到她自己的那件不愉快的往事——她高估自己所爱的男人，奉之为神，结果却比普通人还不如。由于这件事对她是一服苦汁，她不能让它浮到意识的表面上来，只好经由在背诵诗句中潜意识的错误，明白地表现出她的目前的心理状态。这样一来，不但原诗的意识变得平淡无奇，而且还明白地提示了过去那段往事。
  读者可以看到，这位女郎把诗的最后一句话全部改貌——从原来的富有诗意的一句话，变成为“那些过迟来临的平凡真理”。这句暗自被篡改的话，表达了这位女郎长久以来想要说的话，现在，借着上述诗句顺口冒了出来。
  自此以后，弗洛伊德又分析了许多实例，发现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每一个情形都和被分析的人的痛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涉及的材料怎样，诸实例所共通的事实，就是被遗忘或被歪曲了的材料都经由某些相关的途径同潜意识中的思绪之流相衔接。所以，这潜意识的思绪的影响便造成了遗忘。”
  弗洛伊德还说：“遗忘的机制，尤其是想不起名字，或名字的暂时遗忘，都是当时出现的潜意识的一股怪思潮，阻挠了名字的有意再现。在被阻挠的名字和阻挠该名字的症结之间，存在着一种自始就有的关联，或者是一种经由表面关系而形成的（也许是经过人为的方法）关联。避免唤醒记忆中的痛苦，是这类阻挠的动机之一。”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童年生活经历的遗忘问题始终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歇斯底里病的研究和梦的解析中，歇斯底里病患者的病源多数是早已潜伏在童年生活的“痛苦”经历中。而在梦中出现的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幻影也不过是童年生活经历中那些被压抑的因素的重视。
  童年生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童年生活的内容。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能详尽地重现童年生活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对任何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了如指掌。但是，可惜的是，童年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已从记忆的王国里消失殆尽。只要我们仔细地回忆自己的童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而忘记的那部分又恰恰是对自己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当然，那些不太重要的童年生活内容也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只有一小部分还记忆犹新。
  弗洛伊德在准备写《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时，早注意到这些现象，并作了分析。而分析成果，已反映在他那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特别是集中地反映在《梦的解析》那本书中。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被压缩到潜意识中去，而那些能勾起痛苦回忆的部分就是被压抑得最厉害的部分。这就给我们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那些痛苦的、对个人成长有重要影响的部分遗忘得最彻底、最干净。
  然而，依据弗洛伊德的同一个理论，这些被压抑的部分又最活跃、最不安分。所以，它们虽被压抑在心理的底层，但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意识对它们的自我表现企图给予了严密的监督，以致使它们不得不以变态心理或梦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当弗洛伊德研究日常心理时，他又发现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痛苦经历，有时也可以片断地、不成规律地、改装地表现在日常记忆中。这是一种偶发现象，是在意识不备或注意力转移的时候偶然表现出来的。这一现象再次证明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童年痛苦回忆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它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在正常心理活动中冒现出来，但在偶然情形下，一旦有与之相关的心理因素出现在意识层面上（那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连带关系），又存在着其他有利于它们冒现的条件（如意识注意力的暂时分散等），它们就可以冒现出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冒现的程度也是极其有限的（只能是片断的、破碎不堪的或甚至是被歪曲、被改装了的）。意识决不容许这些痛苦的童年经历“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因此，纵有偶然机会它们也只能零碎的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童年经历显示不出完整的、清晰的内容。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其重要任务就是抓住这些在偶然机会涌现的片断材料，加以综合分析，最后描绘出其原有的完整历史画面。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一书中，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范例。
  这是在弗洛伊德四十三岁时发生的事。那时，弗洛伊德已经着手进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他对童年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回忆童年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回忆到了近三十年来不时地在他的意识中显现出来的一场童年情景。他说：“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大柜子前，比我大整整二十岁的异母哥哥正拉着敞开的柜门。我站在那儿哭叫着不知要什么东西。这时，我那纤细姣好的母亲，仿佛刚从街上回来，忽然走进房里。”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忆起的一段零碎的童年场面。然而，弗洛伊德在进行自我分析以前，始终不知道这段场面的实际意义。“我不知道哥哥想打开或想关闭的那个柜子究竟是什么柜子，我为什么哭，以及我母亲为什么当时出现在我面前……这种对于记忆中的童年情景的误解，十分常见。我们忆起一个场面，却不记得重心何在。”显然，这是由于这些回忆本身并不完整。
  为了分析这一童年场面的意义，弗洛伊德询问了母亲。弗洛伊德把前后事件加以连贯，才明白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原来，当时的弗洛伊德刚刚两岁多。他自小由一位保姆照管，所以，他对她产生了感情。那天，他发现心爱的保姆不见了，他哥哥以诙谐的语调说，她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当时，这位保姆已被辞退：因为她偷了弗洛伊德家的东西，弗洛伊德的哥哥把她送到衙门见官。弗洛伊德以为，她被他哥哥锁在柜子里。所以，当弗洛伊德发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很自然地以为哥哥又把心爱的妈妈关在柜子里。他哭着要哥哥打开柜子的门，后来知道妈妈不在柜子里，弗洛伊德哭得更厉害。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出现了，解除了他的烦恼和焦虑。
  弗洛伊德对其童年生活的追忆，使他得出了关于“遮蔽性记忆”的情景结论。
  弗洛伊德说：“事实上，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我们所以记得这些替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内容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内容与另一个受压抑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联带的关系。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特地创造了‘遮蔽性记忆’这个名词。”
  关于遮蔽性记忆，弗洛伊德把它分为四种形式：侵占式的、介入式的、同时的、邻近的。侵占式和介入式的遮蔽性记忆是比较常见的，这两种记忆是由于早期的重要经验受到阻抗，不能直接出现，只好用晚期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但与之有点关联的印象来代替。而所谓同时性的和邻近的记忆是指遮蔽性记忆与它所遮蔽的印象之间，不止内容上有所关联，而且发生的时间也很接近或甚至是同时发生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童年的回忆所以朦朦胧胧、残破不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本身的毛病，而是因为人的实践经验逐年增长的结果。他说：“童年以后的诸种强烈力量往往改塑了我们婴儿期经验的记忆容量。可能也就是这一种力量的作用，才使得我们的童年生活回想起来朦胧似梦。”所以，所谓童年期的回忆，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记忆的痕迹；在那上面早已打上往后种种经验的烙印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装。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智力量的影响。”
  童年回忆的这一特点，给神话、传说和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它是作家和民族神话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的源泉之一。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个人朦胧的童年回忆不惟更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累积有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弗洛伊德还举了一个童年的遮蔽性记忆的例子，说明这一记忆所隐含的内在意义。
  有位二十四岁的青年，记起了一幕五岁时的情景：在花园的凉亭里，他坐在姑姑身旁的一个矮凳上。她正教他认字母，他觉得自己很难分清字母“m”和“n”。所以他要求姑姑告诉他如何区别二者。姑姑说，“m”这个字母整整比“n”多了一笔。
  这段完整的记忆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表明这个青年从小就好学，而且即使到长大后也仍然有很强烈的求知欲，以致念念不忘早期学习的那段印象？可是为什么他只偏偏记住了这一段？为什么记得如此完整而清晰？就连这位青年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这段记忆遮蔽了童年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即儿童想要了解男人与女人的区别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几乎为大多数儿童所共有。显然，这位青年在童年时也有这种好奇心。弗洛伊德说：“就象他想分清m和n这两个字母一样，后来他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究竟有何不同，真希望姑姑在这方面也能教教他。一旦他发现，两方面的差别很相似——男孩也只是比女孩多了那么一部分，他才记住了孩童时期的那种好奇心。”
  弗洛伊德对日常生活心理的分析是很仔细、根认真的。他在分析过程中，注意材料的来源、内容，了解材料发生的背景，而且，也注意吸收别人对这些心理现象的分析经验和理论结论，使分析不断地深入下去，呈现出他的理论发展所显示的那种层层波浪前进的强烈特色。
  他在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语误时，充分地考虑了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冯特（1832—1920）的研究成果。这位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当时出版了一本有关语言发展的著作，论及语误的表现。依据冯特的意见，这一类现象是有心理学上的根源的。他说：“首先，已经说出的声音可以引发一串声音与字词的联想流，这乃是促成语误的最大宿因。平时，我们心中原有一股意志的力量在压制着这种联想流；它一旦松弛或低沉，语误也就容易发生了。此外，注意力如果不专注在某一方面，有时也可能造成语误。这种联想的作用，也许因其表现互不相同而造成不同的语误形式，有时不应该出现的语音提早来临，或者说过的语音又再重复，有时一个常见的声音嵌入其中，更有的时候，在替代和被替代的词之间不存在发音方面的相似之处——以上种种原只在方向上有所区别，或顶多也只是联想发生的情况有所不同，至于其根本性质，则是一样的。”
  冯特的这一结论，对于弗洛伊德富有启发性。弗洛伊德进一步说，促成语误的因素（如未受抑制的联想之流，或压制力的松弛等）通常是同时发生作用。所以，这两种因素不过是同一历程的不同宿因而已。伴随着这一松弛，或者更确切地说，经由这一松弛，注意力不再受抑制，联想的思潮遂能无羁地驰骋。
  弗洛伊德还认为，语误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全然归之于冯特所说的那种“声音的触发作用”，还往往可以在语句的原意之外找到某些影响。弗洛伊德说：“干扰可能来自某一潜意识思想，只在这一次语言谬误里透露出蛛丝马迹。唯有经过分析的努力才能把它带到意识界来；或者它也可能来自一种更为广泛存在、而又同这整句话有矛盾的心理动机。”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把冯特的研究成果向前推进了一步，终于在潜意识中找到了语误的真正根源。
  有一次，弗洛伊德看到自己的女儿贪婪地咬着一个苹果，于是他想引用一段诗来嘲笑她：
  好可笑的猿猴啊，
  当他咬一口苹果的时候。
  （The　ape　he　ia　a　funy　slght，
  When　in　t5e　apple　he　take　a　bite。）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