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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假期旅行中，弗洛伊德有两种偏向女性化的表现：（一）弗洛伊德没有方向的观念，一到乡村，老是找不到路回去。他的儿子说，当他们走一段比较长的路时，他会出人意料地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回去。但他也深知自己的这一弱点，能听从别人指点的路走。（二）他对旅行的详尽知识很不在意，例如他根本就不会看火车时刻表。所以比较复杂一些的旅行，都由他弟弟亚历山大，后来则由他儿子奥立沃安排，而他们两人在旅行方面都是专家。弗洛伊德常常为了赶一班火车，老早就到火车站等车，虽然用这样长的时间准备，但他的行李和其他东西，还是常常带错或漏掉。
  弗洛伊德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但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工作之余继续写作。他有一种令人敬佩的责任感，不断地催促自己把经验所得、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当时，他在研究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成果尽管不受重视，但他仍然专心致志地从事精神分析学的著述工作，也从不感到疲倦和气馁。晚上回家后，吃完晚饭就开始思索、动笔，一直到午夜。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钟。他在十九世纪末写出的著作都是用连续几十个晚上写出来的。
  弗洛伊德有动笔的喜好。他在工作和休息之后，坐在写字台前，就要拿起笔写东西——不是写信，就是写临床报告或写作。他的信和稿都是亲自写的，他很喜欢写字，一直到七十多岁以后，他才让女儿帮他抄写。
  他在长期的写作中，练就了一手好文笔。他的文风优美、自然。他最讨厌作文方面的种种形式上的限制和规定。在他看来，文章应该成为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矫揉造作，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他认为文字的优美和修词是必要的，但那也是为了更通顺、自然、流畅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如果因为追求形式的优美而妨碍了内容的表达，他宁愿停笔不写。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很少有时间去进行社交活动。就连到戏院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都很少。有时很难得到戏院或音乐厅去欣赏莫札特的音乐或歌剧。
  弗洛伊德从九十年代起参加了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组织“伯奈伯利兹社”，平均每隔一周参加一次该社团的集会。在这个社团的集会上，他作了有关梦的学术报告，也听了许多举世闻名的犹太学者们的报告。
  最使他难忘和激动的，是听到了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1835—1910）的有趣而深刻的报告。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就很欣赏马克·吐温的作品。他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那本《汤姆·莎耶历险记》。这本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弗洛伊德读了很多遍。当他同玛莎恋爱的时候，他就曾同玛莎一起反复鉴赏《汤姆·莎耶历险记》。弗洛伊德也很爱读马克·吐温和华尔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对当时社会的尖刻揭露和他那诙谐、幽默的文笔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同外界的联系，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同他的朋友弗莱斯的通讯来往中。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来往信件，成为后人研究弗洛伊德学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献。
  威廉·弗莱斯（1858—1928），同弗洛伊德一样，是布洛伊尔教授的学生。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布洛伊尔教授把弗莱斯介绍给弗洛伊德，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十五年的亲密友谊。
  弗莱斯是耳鼻喉科医生，在柏林开业。他有火一般的热情，能言善辩。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具有迷人的吸引力。他很喜欢跟朋友谈论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具备了德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思辨性”，喜欢对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冥思苦索，非要追根究底不可。哲学思维和逻辑推理的习惯，往往会把他和他的朋友引入极其抽象和极其深刻的“本质”中去。但他也兼备了主观武断的作风，不喜欢听取反对意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这种狭隘的品格很快就成了导致他同弗洛伊德的友谊走向彻底破裂的隐患。
  由于弗莱斯有很广泛的爱好和兴趣，所以，他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内也是多面手。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特点，使他成为博学的弗洛伊德的合适对手和笔友。
  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作为布洛伊尔的研究生来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刚刚二十九岁。布洛伊尔当时很器重弗洛伊德，所以，布洛伊尔建议弗莱斯去听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系统解剖学和功能形态的讲演。
  接着，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为双方的卓越见解而互相钦佩。
  弗洛伊德说，在那段时期内，弗莱斯始终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他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当时，弗洛伊德正进入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时期。近二十年的医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把弗洛伊德从一般医学研究转向神经系统的研究，又从一般神经系统生理和病理的研究转入精神病机制和治疗的探讨和实践，最后，又从歇斯底里疾病的研究中得出了关于人类一般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结论。众所周知，他在这一时期，已经下定决心从歇斯底里研究转而集中探索那导致神经病的一般心理性根源，把注意力指向了人类意识生活背后的神秘精神力量——潜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已把理论上的探索同自我分析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转折时期，弗洛伊德把弗莱斯看作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很自然地，弗莱斯成为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位听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每一个思维成果都迅速地、直率地在信中告诉给弗莱斯。
  当时，弗洛伊德也正处于受排斥的时候。他在科学上的发现被医学界视为“异端”；平时热情地支持他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疏远。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弗洛伊德对弗莱斯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你作我的听众。”
  对弗洛伊德来说，弗莱斯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道：“当我向你倾诉，又知道你也在想着有关我的某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已开始了对某一事物的思索。……”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互相分享着研究成果。他们在这一时期写的信件非常多。有时写信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心里要说的话，于是他们偶而相会，面对面地叙说自己的感情和研究心得。他们自己还很幽默地说这种相会就是正式的“会议”。由于弗莱斯对于弗洛伊德在精神上的热烈支持，弗洛伊德曾把弗莱斯比作“一位魔术师”，比作能医治百病的“神医”。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只要有谁找到你治病，你就可以做到‘妙手回春’的功夫。”
  显然，他们两人在这十多年间的密切联系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他们俩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是犹太血统的中年医学工作者，都处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当然，弗莱斯的处境比弗洛伊德稍微好些。他比弗洛伊德较容易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他比弗洛伊德幸运，找到了一位经济上富有的妻室。正因为这样，在这段时期内，弗莱斯还成为弗洛伊德在财政上的支持者。当弗洛伊德经济上紧张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弗莱斯那里借到足够的钱。
  他们俩都对广泛的人文科学问题感兴趣。在他们的信中经常讨论到莎士比亚、歌德的文学作品，也交换了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看法。在一次通信中，弗洛伊德推荐弗莱斯看青年作家吉普林的作品《消失了的光亮》，而弗莱斯则向弗洛伊德推荐瑞士作家康拉德·费尔迪南·迈雅的小说。在相互推荐时，弗洛伊德对这两位作家都进行了细致的评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绝不是单纯的心理现象；它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的升华物和结晶。要真正地探索人类心理世界的秘密，不仅要深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制，研究人类心理的形成和活动规律，而且要广泛地研究社会生活，研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经济学等等。因为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歧恰恰就是从各个角度和各个侧面反映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世界的。值得指出的，弗洛伊德一直特别注重文学艺术和宗教。他认为，这两个部门的研究成果可以更生动、更细腻地反映人的心理世界，反映人的感情生活。
  在研究梦和潜意识心理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没有忽视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他对儿童心理的重视是与他对原始文化、原始宗教、原始人心理的研究同时并进的。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道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这就更有力地证实了自己的重要论断，即儿童心理具有着原始人心理的一切特点。在一八九八年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表示，他的思考远远地超出了精神治疗法。“我的思想潜行于儿童问题与超心理学问题。”
  他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超心理学”，涉及到“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哲学家们争论不休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见解集中地表现在他在同弗莱斯的通讯中所提出的“自我”和“超我”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在二十年代进一步完善起来。
  弗洛伊德平均每月给弗莱斯一封信。在十五年中，弗洛伊德共给弗莱斯一百五十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弗莱斯逝世，弗莱斯夫人把这些宝贵的信件全部转寄给柏林的一位出版商莱因霍尔特·斯达尔。除信以外，还有许多由弗洛伊德写的关于其著作的注释。这些文献加在一起，共有二百八十四件邮包。可见弗莱斯所储藏的有关弗洛伊德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出版商斯达尔收到这些文献后，没有来得及加以编辑出版就出现了纳粹政权。为了保护这些文献，斯达尔飞往巴黎，把它们全部卖给玛丽·波拿巴特夫人，售价是一百英镑。波拿巴特夫人当时是弗洛伊德的研究生。她把这些文献全部带到维也纳，并告诉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知道后，为弗莱斯夫人出售这些文献而恼怒。弗洛伊德以犹太人特有的脾气对波拿巴特夫人说：“先把这些东西埋葬在地里一个礼拜，然后再把它挖出来。”“再以后又怎么办呢？”“再以后，你就把它扔掉！”
  波拿巴特夫人深感惋惜。她取出信中的其中一段，并念给弗洛伊德听，表示这些信件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但弗洛伊德仍然坚持毁掉。幸运的是，波拿巴特夫人作出明智的独立决定，拒绝她的老师的建议，并把这些文献储藏起来。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藏在维也纳洛兹西尔德银行的保险柜里，并打算在一九三九年离开维也纳回巴黎时进一步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纳粹军队入侵奥地利。作为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银行，洛兹西尔德银行有被纳粹烧毁的危险。好在当时波拿巴特夫人得以借助希腊和丹麦公主的身分，把这些文献从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然后带到巴黎。一九四一年二月，当波拿巴特夫人要离开巴黎前往希腊的时候，她又把这些文献转移到丹麦驻法公使馆储藏。接着，这些文献又历经多重周拆，才终于被转移到英国伦敦。
  如果弗洛伊德致弗莱斯的信没有经历保护性处置过程，我们今天就无从了解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重要活动。
  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信件中，弗洛伊德说到他分析自己的儿童时代的梦境的情景，遗憾地表示他写出的《梦的解析》遭到了冷遇。弗洛伊德还告诉弗莱斯，他同布洛伊尔的友谊令人惋惜地“终结”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他在有生之年将不会期望看到他自己的理论会被公认，因为这些理论成果“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时代”。
  在这些信中，弗洛伊德向弗莱斯倾诉了他在自我分析阶段所经历到的“精神上的苦恼”。弗洛伊德在信中说：“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你的出现对我来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的。”一九零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弗莱斯说，他虽然“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