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解析》一书出版以后，销路一直不好。科学史上很少有象它那样的著名著作而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一直到十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才受到重视。弗洛伊德有生之年，这本书出版了八次。最后一版是在一九二九年。
  在这些年中，这本书一直没有作重大的修改，每次不同的版本只是增加说明和注释，以及增加一些讨论性的问题。
  这本书的第一次外国文译本是一九一三年的英文版和俄文版，接着就是一九二二年的西班牙文版，一九二六年的法文版，一九二七年的瑞典文版，一九三零年的日文版，一九三四年的匈牙利文版，以及一九三八年的捷克文版。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作。依据弗洛伊德总结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既然人的精神活动的原始基础是意识背后的“潜意识”、那么，在睡眠中，即在人们停止自觉的意识活动时所发生的梦的活动，就恰恰是潜意识的最生动、最典型、最纯粹、最真实的表演。在人的精神活动中，除了精神病患者的神经病发作以外，大概再也找不到比梦的活动更有利的条件，能如此生动和如此典型地观察“潜意识”的直接表演。所以，任何一个想要深入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掌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精华的人，都不能不看《梦的解析》这本书。
  由于不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由于对人类精神活动缺乏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由于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的偏见和反科学的落后势力的干扰，在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研究成果遭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当有人知道弗洛伊德正着手分析梦的时候，甚至有人讥笑弗洛伊德“走上迷途”。所有这些，恰恰证明弗洛伊德是一个敢于独创、蔑视传统、忠实于真理的科学工作者。他不是看风使舵、迎合“时髦”的伪君子。在他看来，只要是科学真理，纵然是未有前人开拓的、充满荆棘的荒野，纵然会被人耻笑，也要勇往直前地探索。
  现在，我们集中地介绍弗洛伊德从梦的解析中创立出来的“自由联想法”。这是弗洛伊德在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独特方法，它实际上也是梦的解析的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副产品之一。
  过去，在弗洛伊德的治疗中，对于病人往往是采取催促，鼓励的方法。后来，弗洛伊德发现这种方法对于双方的压力太大了。而且，根据精神分析学的基本观点，旧的方法也不符合人的潜意识活动的规律。弗洛伊德很快地改用新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他不再催促病人对某一个指定的题目说些什么，相反地，他要患者尽量放松身体与神经，进入所谓的“自由联想”状态。换句话说，他要病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予任何思路的限制或指引。病人必须把他自己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直说出来，不能屈服于自己的判断而把自认为不够重要、或所谓毫无意义的事情弃置一旁。
  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把因“阻抗”而隐蔽起来的东西带回到意识界来。
  其实，所谓自由联想并不是绝对的自由。病人的心智活动虽然没有被引导到一个特定目标上，但他却仍在精神分析状态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应假定患者的精神状态是处于医生的控制之中。患者面对医生的分析和控制，必然产生精神上的“阻抗”现象。他们对再现过去被压抑下去的材料所具有的抗性，可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种方式是严厉的反抗。须知，正是为了对付这种情形，才发明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所以，对于这种严厉的反抗不应大惊小怪。第二种方式是其原有的抗性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使压抑着的材料不直接浮现出来，而以相近似的事情暗喻出来；而且抗力越大，病人所报告出来的联想代用物和分析者所探索的真相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一个能泰然自若的分析家，当他倾听病人的联想流的时候，对病人所提供的资料，能依其提出之两种可能性而进行不同的运用：假如病人的抗性很轻微，他可以很容易地从病人的暗喻中，推论出病人潜意识里的材料、内容；假如病人抗力强些，那么和主题之间的距离也远些，但这时也同样可以从病人的联想中认出其特性。总之，认清病人的抗力，是克服病人抗力的第一要诀。所以，精神分析的工作实际上与解说的艺术有关。要成功地运用解说的艺术，就需要机智和不断的训练。要达到这个地步并不困难，自由联想法优越于以往各种方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省力，最主要的是它能给病人承受最低限度的压力。它可以永远不失去与现实界的联系，不忽略神经质疾病的结构中的任何因素，而且不让任何东西因分析者的主观期望而产生干扰作用。它完全让病人自己去决定整个分析的过程及其材料的配置。与催眠法和催促法不同，使用自由联想法可以使具有连系性的材料，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内和不同的地点上重现。所以，在一个旁观者看来（虽然这个旁观者在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自由联想法的这种自我分析过程及其治疗作用可能是难于理解的。
  自由联想法的另一长处就是可以永远不间断地进行。从理论上看，假如不对它的特性加以限制，它总是可以找到联想的对象，不致产生中断。不过，在实际上，也可能会有个别病人，曾在治疗中出现有规则的中断现象。但是，这种特殊的病例并不妨碍对该病例的说明。
  自由联想法也叫分析法，即精神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由于精神活动得到彻底的解放（相对于原来受约束而言），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都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流出。而在这样的自由流出过程中，由于排除了外来的干扰，就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净化过程，即出现精神活动的纯粹状态。所谓净化或纯粹状态，就是排除了一切外来因素，恢复了精神活动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它就是它，是真正的自身。在这样的纯净状态中，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呈现且自动地分离出来。从而，在自由联想过程中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状态——构成精神活动的一切因素（原始的、再生的、分化的、重合的、走向复杂化的、走向简单化以致逐步消失的）都统统呈现出来了。因此，自由联想法又象筛子一样，筛出了精神活动中原来混合在一起的各种混乱因素，使我们看出了它们的原来模样。不仅如此，这个筛于还具有自动调节的作用，它的筛孔并不是一个尺寸、一样大小的，而是可因对象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尺寸。因而，它可以把精神活动混合体中的任何大小的“因子”，都顺利地流筛下来。正因为这样，自由联想法所展示的心理现象表面上很混乱，似乎毫无规律、毫无逻辑性，但实际上，它恰恰反映出精神活动本身的最原始的状态及其内在的构成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联想法就是一种分析法，就是精神分析的典型应用。
  弗洛伊德在应用上述分析法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治疗过程中，无须医生的力量，在病人与分析者之间，就可以产生一种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而只有在这种治疗过程中才能有的强烈的感情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而且可能处于爱与恨这两种感情之间的一系列的任何一点上。弗洛伊德把这种感情关系称为病人的感情“转移”。我们在谈到催眠法的时候，曾谈到这种“转移”的现象，现在，在应用自由联想法时，弗洛伊德对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弗洛伊德指出，这种转移很快就取代了病人心中的原来的求治的愿望。只要这种转移够真切、够热烈，病人就会受制于医生的影响，并使这种作用成为左右精神分析要务的枢纽。
  这种转移，对于一个不愿尊重客观的精神活动规律的医生来说，可能会被认为是反常现象，或甚至是令人讨厌的现象。但是，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转移的发生恰恰表明精神分析法的效应。因为它表明了精神分析已把患者精神活动的真实过程疏导出来了。只要医生头脑清醒，自始至终有驾驭病人的能力，并保持乐观，就可以借此引导出病人心中受积压的各种精神因素，使之在这个缺口中宣泄出来。
  如果医生不能驾驭事态的发展，惊慌失措，这种转移就会变成影响或妨碍治疗的消极因素。弗洛伊德说，当这种转移变成为一种爱意，或转变成一种恨意以后，它又成为抗性的主要工具，而可能麻痹病人的联想的力量，因而就会妨碍治疗的成功。但是，如果想规避这种作用，也是枉然之举。因为精神分析本身必然会导致感情转移，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对于转移，要认识到它是精神分析导出来的。所谓导出，并不是造出。前者是本来就存在，只因多种原因，隐蔽下来，精神分析解除了阻碍它出现的帷幕或阻力，它就自然而然地流出。而所谓“造出”，是指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而被生产出来。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明确地说：“应用精神分析而无转移现象，那是不可能的事。但不能因此认为转移是精神分析的产品，或没有精神分析就没有转移。实际上，是因为实行精神分析，才把转移现象揭露出来、分离出来。转移是人类心理生活中极普遍的一种现象，它可以决定所有医学影响力的成功与否，而且在每一个人与其人为的环境的关系中，占有极显著的地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它和催眠家所说的‘暗示感应性’一样，是一种动力因素。暗示感应性是催眠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其不可预期的表现使涤清法遭遇许多的困难。同样地，当病人已不再有这种感情转移的倾向，或已转移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去，如导致早期性痴呆或妄想狂等，那么，想以心理学方法去影响病人也是不可能的了。”（见弗洛伊德《自传》）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法与别的精神治疗法都应用“暗示”或“转移”作为自己的工具。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对于精神分析法来说，应用暗示或转移，只是引发病人去做一件心灵上的思考工作，让他随意地思索，以克服他的转移抗力。这种思考工作，关系到他的精神状态的命运。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分析者要让病人感觉到转移的发生，要主动告诉病人：在他的转移态度中，正显示他再次经验到他在儿童退行期内自己与最早爱慕的对象之间的感情关系。要用这种说服来安慰病人，解除他的顾虑。
  如果医生能真正地按这些要求去驾驭“转移”，它就可以从抗性的最强武器，一变而成为精神治疗的最佳工具。
  当然，对“转移”的处理，乃是精神分析术中最难掌握的一环。只有认真地观察，有最好的忍耐，又有机敏的态度，才能抓住要领，加以实施。
  弗洛伊德已经基本上把握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内在规律，而这些内在规律恰恰就是在整个的梦的解析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弗洛伊德传第八章　生活的旋律
  第八章　生活的旋律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向人类心理深处凯旋行进的时候，弗洛伊德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也经历了深刻的、自然的变化。他和他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旋律同他的科学研究的节拍非常协调。
  柏格街是一条典型的维也纳街道。沿街都是十八世纪建造的古典式住宅，间或有几家店铺。弗洛伊德住的房子庭院大门很宽，马车可以直接驾到里面去。大门的左边是管门人住的小房。弗洛伊德每次进出大门，都要由管门人开关大门。进门后向右转，就有一段不太高的阶梯，走上去就是弗洛伊德那有三个房间的住宅。房子的窗户是面向后院的，从这里另有一道石阶，通往二楼弗洛伊德家人住的地方。
  一九三零年，维也纳市议会建议把弗洛伊德住的那条柏格街改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街”。这是维也纳市一贯遵循的传统——凡是名医住过的街道都要以该名医的名字来命名。但弗洛伊德自己当时并不同意，加上当时存在着其他的政治因素，市议会的这个提案并没有实施。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市议会才通过决议，将维也纳第九区的一片住宅区，命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区”。
  一九五四年，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为了纪念弗洛伊德，特地为弗洛伊德住过的这所房子前面立一个纪念碑。
  弗洛伊德从一八九二年搬到这里以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