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滋传》书讯
  中国首部《爱德华滋传》出版
  最近，美国著名思想家，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爱德华滋的传记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19世纪的伟大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想要了解19世纪新英格兰思想的巨大影响力，那他“必须夜以继日地研究约拿单·爱德华滋”。
  由此可见爱德华滋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此前爱德华滋的人作品《信仰的深情》已在大陆出版，并且广受欢迎。然而，至今中国还没有一本爱德华滋的传记出版。
  许多著名的学者认为爱德华滋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作为一个学者，他在哲学、科学和教育领域都很有贡献。他十二岁时所写的文章《昆虫》至今仍是有重要价值的科学作品。
  爱德华滋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任南安普敦教会牧师，他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出色的讲道者之一。1734年，他的教会开始出现复兴，点燃了美国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烈火。这场复兴横扫北美殖民地，为此后美国的独立战争奠定了基础。
  1620年9月，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远航新英格兰。在清教徒移民美洲的热潮中，爱德华滋的先祖于1630年代到达新大陆。爱德华滋作为清教徒的后裔，也继承和光大了先辈的信仰，钟马田博士称他代表了清教徒精神的顶峰。
  爱德华滋曾深入蛮荒向印第安人宣教，晚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亚马逊网站编辑在书评中说：
  “那些仅仅记得约拿单•；爱德华滋（1703－1758）《落在愤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这篇讲道的人，就没有认识到他在美国教会历史上伟大而又多方面的贡献。……除了讲道，爱德华滋也写出了包括《信仰的深情》在内的许多著作，他向美洲土著部落宣教，也曾短暂任过新泽西大学（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55岁时因接种天花疫苗而去世。”
  本书附录为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爱德华滋》的节选本，选用了爱德华滋的自述、日记、及一些著名的讲道，包括最广为人知的《落在愤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
  《世界职场》1903年的一篇文章（作者E。A。温希普）指出，对爱德华滋后代的追踪研究见证了爱德华滋生命和品格的圣洁以及充满智慧的极大影响力。在他的大约1400位后裔中，有8位大学校长，大约100名大学教授，100多名律师，60名医生，30名法官，80人在重要的政府部门任职（包括3个国会议员、3个州长、1个副总统），25人在军中担任要职，还有几乎无法计数的神职人员及传道人。
  总　序书　摘（1）
  爱德华滋与美洲大复兴
  霍西尔　著，曹文丽　译
  18世纪早期，美国的清教运动已经出现将近100周年了。与殖民地建立之初相比，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没有哪一种比发生在约拿单·爱德华滋的“后院”北安普敦更加明显的。（图片1249）
  到18世纪30年代，可以耕种的土地日渐珍贵。能够划分的土地已经各归其主，其他的谋生选择屈指可数。人们可以选择举家迁移至未开垦的疆土去拓荒，但要真实面对被印第安人攻击的威胁。回英格兰则是一种更加无奈的选择。于是，农夫的儿子们只能耐心地等候父辈将他们的土地传给下一代。而这最后一种选择又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人们都比以往活得更长。所以，可以说，等到儿子们接过父辈手中的犁时，已经是人到中年了。
  在当时的前工业社会里，如果不种地，人们几乎没有其它职业可以选择。那些选择另谋出路的人往往有着殷实的家底做后盾，而殷实家底的积累多是出自富有的农场主父亲。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一年一年地扩大，这使得沮丧情绪在人群中，特别是年轻人中，急剧蔓延。总之，年轻人所梦想的传统取酬方式不再存在，他们已经失去了希望。
  因而，爱德华·M。格里芬解释说，最初几代新英格兰人对清教徒生活方式的热切委身似乎已经丧失殆尽了。面对这种趋势，许多虔诚的清教徒后代以及一些神职人员开始迫切地主张，必须重新唤醒从前那种敬虔的生活。
  信仰已经变得贫瘠、僵化、流于形式了。所罗门·斯托达德用他那激进的神学解释震撼新英格兰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需要有新的声音、新的信息出现。除了斯托达德的讲坛，还需要有新的更嘹亮的号角吹响！
  约拿单·爱德体滋在北安普教教会稳稳扎根，他开始唤起人们对往昔的怀念——对逝去时光及以往简朴生活的怀念。爱德华滋对家长权威的衰落进行谴责，并直接对会众中的青少年讲道。他们对爱德华滋传讲的信息表现出——用约拿单自己的话来说——　“非同寻常的适应性”。
  为了使自己的努力不至于付之东流，他提倡在敬拜时唱歌。而长久以来，在整个新英格兰，正是这一争论焦点，使得保守的成年人和孩子们划分成了互不相容的两大阵营。人们所知道的“关于歌唱的争论”，其焦点在于敬拜者是否能够喜欢所唱的其他书本中赞美诗的“新奇”韵律。自从鼓励孩子们唱圣经之外的诗歌以来，北安普敦的孩子们特别喜欢参加主日晚上的聚会。
  虽然约拿单有时谈到上帝那巨大而可怕的震怒以及个人得救的迫切性，但他的讲道内容更多的是针对日常生活中实际的敬虔美德，而不是一些花哨的东西。救恩不仅是逃脱将来痛苦的方式，其本身也是一种补偿。“哪怕只是为了从中得到片刻愉悦而坚持敬虔也是值得的”是人们在讲道公告栏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题目。
  让老一辈信徒们大为吃惊、而让约拿单·爱德华滋高兴的是，年轻人都挺直了腰板坐着，全神贯注地仔细聆听讲道，并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改变了。牧师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不再想错过了。爱德华滋的话产生了不可抗拒的结果。在他的讲道及示范的影响下，镇上的年轻人——其中许多是在信仰上冷漠得出了名的，他们曾在安息日明目张胆地打闹嬉戏——开始深切关注自己的灵魂。
  当约拿单谈到生命的短暂、不确定性以及那些等待许久之人的绝望时，他的声音和举止中充满了因确信带来的炽热。1734年的4月，镇上的两个年轻人突然死去。可以理解，由于他们的死，这两个人的伙伴们清醒了许多。爱德华滋抓住了这个机会进行讲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正合时宜。
  在讲道的同时，爱德华滋还将一群一群的年轻人请到自己家里进行祷告及教理问答辅导。对爱德华滋来说，重要的是他可以亲眼看到年轻人学习最基础的知识，并亲自引导他们走向追求敬虔的道路。以前，这些责任是由家长承担的。因此，这种传播福音的举动，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对这位年轻的神职人员的批评。
  除此之外，由于约拿单对新英格兰信仰生活中存在已久的错误教义进行了抨击，会众之中一些有影响的人也在强烈地反对他。“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任何功德或良善。”他在讲道时说。他承认，自己正在被推入一种危险境地，这是因为许多人从婴孩时就接受教导，说他们的善工、顺服和功德使他们配得奖赏。他制定最平实的合乎圣经的原则。有些人怀疑，是不是所罗门·斯托达德错了。更糟糕的是，有人怀疑是不是圣经错了？毫无疑问，人们的思想被带进了混乱的漩涡。
  约拿单的回答是回到上帝的话语中。他藉圣经的权威证明了上帝的至高主权、上帝的公义，特别阐述了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约拿单·爱德华滋在他们中间已经生活了八年，但大家以前从未听过他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强烈的训责。这些内容，连同那些历史悠久的复兴方法——这些方法使人对具体的罪行产生惧怕和排斥——点燃了听众心中追求救恩的热望。结果很简单，那就是复兴。
  与此同时，一种更加时髦的拯救计划——可以不严格地称之为亚米纽斯主义，也在俘获很多人的心。这种新思潮源于荷兰原为加尔主文主义者的雅各布·亚米纽斯（1560—1609）的教导。这种思潮将人的盼望引向令人肃然起敬的生活、乐善好施的行为以及其他被称为“善工”的美德。而传统的加尔文名义认为人是全然败坏，任何善行也无法使人得救，唯有因信称义。因此，亚米纽斯名义显得更叫人舒服，并且，几乎毫无疑问地，许多人视这种“时髦的新神学”（爱德华滋之语）为自己的最爱。
  约拿单提醒人们，上帝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无限的。二者之间唯一的中保是基督。人完全依赖上帝的儿子，因为他充满了智慧、公义和救赎。让那些看起来“在圣洁上超众又行了众多善工”的人听听真理吧！爱德华滋宣告说，“得赎之人在个人的一切利益上都对上帝有着绝对的，普遍的依赖感。”并且，因此，上帝“被高举，而且在救赎大工中得到荣耀”。
  总　序书　摘（2）
  在这位年轻热情的讲道者眼中，任何轻蔑的态度都是对原本属于上帝的荣耀的窃取；都是对上帝所预定的对全人类救赎计划的诋毁。人们所知的《上帝因人全靠他得救赎而得了荣耀》这篇讲道包括以下内容：
  “我所传讲的教义是有生命力的、令人欣喜的，因为这些教义是我们已经亲自经历过的真知。最高的教义是，那位不可测知的、永不改变的、令人仰慕的上帝是真切存在的，而不是一种臆测。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和这位对我们本没有义务的上帝之间，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依赖关系，不管我们的行为和理性如何反对这一点。”
  另外两篇重要信息表明了悔改归正以及强调上帝是启示和恩典之源头的重要性。前者的题目是《神圣超凡之光》，另一篇为《唯独因信称义》。这些信息中贯穿着爱德华滋灵里的争战以及他来之不易的真知灼见。毫无疑问，这位牧师是认真严肃的，他所讲的是属灵的事。
  他无情地大声疾呼，他宣告：诸多的罪行使人失去了上帝的怜悯并点燃了使人毁灭的上帝义怒之火。镇上的人们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们开始哭喊：“我当怎样做才能得救？”宗教的体验抓住了每个人和整个社区。很快，整个北安普敦都被爱德华滋称之为“上帝的救赎大工”抓住。
  虽然新英格兰的这一片地区遍布的是神职人员和小农场主，但他们精力充沛、工作勤奋，是性欲旺盛的一群。女人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还没结婚就怀孕了。一些特别的日子，人们用麦酒、苹果酒和朗姆酒来庆祝。性能力，或是性无能，是这种淫秽聚集的热门话题。他们还是好争吵的人，稍微受点激惹就会诉诸法律。他们也很固执。他们的信仰大多根植于旧约圣经：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好好地遵守摩西律法，耶和华就会免去瘟疫、印第安人的攻击、干旱、洪水和地震，并且会用丰收来奖赏他们。他们可能背得下来十诫，但在实践中却又轻易地忽视了。对这样一群人，约拿单·爱德华滋的讲道一定是革命性的和极有针对性的。
  很明显，这种信仰的觉醒推动了人们的改变，点燃了他们的属灵热情。1734年12月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悔改。社区中一个因做“陪伴女郎”而名声狼藉的年轻女人，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来寻求救恩。
  像是一阵猛烈迅疾的风，　这种热情席卷了整个社区。牧师的家昼夜门庭若市，得救的和未得救的人都来向牧师咨询、寻求帮助。邻里之间互相认错；一直分裂着北安普敦的“帮派冲突”化解了，由来已久的隔阂烟消云散了。约拿单·爱德华滋在孩童时曾目睹了父亲所管辖教区的会众的复兴，但是也根本无法与这次复兴相比。对于爱德华滋来说，这次复兴显然是排山倒海式的，而这正是三代牧者的追求。
  按照习惯，在一篇题为《在北安普敦及周边村镇成千上万灵魂悔改中上帝惊人大工之真切记叙》（1736）的记叙文中，爱德华滋简单扼要地记述了当时发生的事。在文章中，约拿单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的悔改。一个是虚弱的、早亡的年轻女子阿比盖尔·哈钦森，另一个是菲比·巴特利特——对“信仰之事”的求索异常热烈的四岁孩子。在这两个人身上，悔改的经历都是以情感为导火索的。
  爱德华滋的文章重点描述了阿比盖尔觉醒的情景。文章中写道，她是一个“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