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7 节
作者:蝴蝶的出走      更新:2021-02-21 16:47      字数:5110
  翟: 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国内诗歌界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翟: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北岛: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
  翟: 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七十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
  翟: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
  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翟: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
  北岛:七○年,就是那年春天听了食指的几首诗后。在这之前我写旧体诗。
  翟: 中篇小说《波动》是七四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七四年,改了三稿,七九年定稿,八一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
  翟: 为什么没继续写下去?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七十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翟: 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翟: 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有趣。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但你的文章不抒情,只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翟: 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翟: 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翟: 你觉得自己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翟: 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翟: 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翟: 在你离开中国的十年里,语言变化很快,新词层出不穷,第一次回去,有没有新鲜感或距离感?
  北岛:现在在小青年中流行的网络语言,我很多都不懂。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没有关系,它是语言中最核心的部分,不会受太多影响。
  翟: 那怎么看那些用现在日常语言写诗的人?他们是不是相当于你们当时用革命话语写诗?是不是说明日常生活和诗歌在从前和现在都有着密切关系?
  北岛:其实用所谓日常语言写诗,进入诗歌后已经不再是日常语言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如革命话语进入我们的诗歌,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话语,它早被我们的写作颠覆了,虽然还保留着某些阴影。日常生活和诗歌当然有关系,但绝不是物体和镜子的关系。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翟: 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他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三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翟: 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四年里,换了七个国家,搬迁十五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翟: 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翟: 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翟: 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惟一不能丢的行李。
  翟: 你走了这么多国家,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翟: 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
  翟: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
  北岛:但问题是,诗人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翟: 说说在美国大学当驻校诗人的事情。
  北岛:我嘴笨,不适合当老师,但总比刷碗强。我在美国中西部威斯康辛州的一所私立学院Beloit当驻校诗人,每年在那儿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他们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多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翟: 现在有没有来自生活的压力?
  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个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
  翟: 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翟: 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翟: 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我离开她时她只有四岁,十岁来美和我团聚,十五岁又回到北京,十七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
  翟: 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了就不读了。
  翟: 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翟: 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
  翟: 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翟: 什么时候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
  翟: 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翟: 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七六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二十三岁,我二十七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翟: 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附录
  北岛创作年表
  北岛创作年表
  1949年 生于北京。
  1966年 因文革中断高中学业。
  1969…1980年 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人;其中混凝土工五年;铁匠六年。
  1970年 开始写作。
  1974年 完成中篇小说《波动》初稿。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