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不同的路标之间。
  戴维斯坐落在加州首府萨克瑞门托（Sacramento）以西十二英里处。一八六八年，当铁路穿过一望无际的麦田，在这里停留，连车站带小镇得名于本地农民兼财主戴维斯。命名的过程至今是个谜。当一个人成了一个城市，这城市必然会塞进那人的性格。我仔细研究了有关戴维斯本人和这小镇的记载，发现有不少共同点。比如，这小镇正如戴维斯其人，重农轻商。这儿有全美最好的农学院，但市中心一点儿也不繁华，我女儿常抱怨没商店可逛。还有，由于继承农民戴维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传统，除了外来的大学生，几乎全体居民都得了嗜睡症，一到晚上九点，家家户户都关门熄灯。
  我家住在戴维斯西边的帝国大道（Imperial　Avenue）。但愿这街名别给人非分之想，这和纽约那些大道毫无共同之处。本街的居民，多是些对世界漠不关心而过分礼貌的帝国主义者，大家准是被嘘寒问暖这一套礼仪折磨得疲倦不堪，尽量缩在家里，毫无向外扩张的野心。这是条相当僻静的小街，一眼就能望到头；草坪像绿色补丁错落有致，缝补着灰色的道路；我家和邻居的猫穿来穿去，互相串门。七年前我们搬进来时，这里还处于城镇边缘，后院面对另一种历史——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去信箱取信，邻居家的两条狗像往常那样狂吠。我站在帝国大道上，望着冬天苍白的太阳，叹了口气。
  三
  开车去旧金山。过海湾大桥，阳光明媚，无风也无通常沿海湾涌来的浓雾。十二点整到F家。通过内线电话，女主人请我们到楼下稍候，他们马上下来。见面时难免拥抱握手，由于男女有别，内外有别，局面一时有些混乱。若男人抱拳，女子道万福，则会免去不少麻烦。这方面最繁琐的是法国人，见面分手都得左右贴三次腮帮子才肯罢休，助长了流行性感冒的气焰。
  我推坐轮椅的F到附近的餐馆。F是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教授，是中国历史的权威，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和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夫人H是上海人，意大利文学博士，她心直口快，凡事爱刨根问底。
  进德兰西（Delancey）餐馆，坐定。H告诉我们，这家餐馆是由监狱办的，从侍者到厨师都是服刑的犯人。这真是个好主意，为他人服务改造自己，表现好的减刑，让他们最终融入社会。F提到上次陪他父亲进餐，一时找不到大衣，问侍者，答曰被偷了。这种犯人的自嘲倒应该广为提倡，尤其在知识圈，他们犯了罪却不自知。
  F的表情像孩子，眼睛湿润，时不时闪着调皮的光。他话并不多，而突然爆发的大笑能震碎杯子。H对丈夫情意绵绵，那是令人心动的爱情。她说起一次聚会上，朋友们让F交代他俩的恋爱史。没想到见过大世面的F，拿着麦克风突然哭起来……
  我们点菜时，F打开送给他们的诗集，翻到头一首诗《岁末》。“白金尺，”他念叨着，像调音师在寻找绝对的辨音力。他是那种很特别的智者。他一生坎坷，涉猎极广。其实知识也是一种权力结构。F既在这种权力结构的顶层，又同时置身其外。汉学只不过是为他人提供了一种向度，并未覆盖一切。依我看，不少汉学家毁就毁在这儿：汉学既是饭碗，又反过来主宰其精神世界；这种互相占有的结果，使他们失去了“白金尺”。
  说到真实（truth），引起一番争论。说来真实是由交叉小径组成的花园。一个人的真实，只在某一点和他人的真实交叉。
  F讲起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也写过诗办过诗刊。有一天，诗友戴维（David）拉他去拜访佛罗斯特（Robert　Frost）。他们找到他家，敲门。佛罗斯特出来了，他七十多岁，身体硬朗。戴维壮胆说：“我们也是诗人，特地来看望您。”　佛罗斯特摇着食指说：“你们不能管自己叫诗人。”他俩愣住了，转身撒腿就跑。
  午后时光慢下来，甚至停顿了，杯中的残酒即证明。H提议我们换一家咖啡馆坐坐。起身出门，时间又继续流动了。
  我们穿过一片相当豪华的住宅区，全都属于劳改局，犯人们就住在里面。这可是旧金山寸土寸金的地段，连一般中产阶级都负担不起。咖啡馆和那家餐厅一样，都属于劳改局。里面很大，兼卖书。桌椅大小高低不齐，有沙发纵横，可立可坐可卧可打盹儿做梦。我们点咖啡和红茶，F要了杯白葡萄酒。H告诉我们，在这里服务的犯人是属于戒毒中心的。我不禁犯嘀咕，他们自己戒毒倒不要紧，可别顺手给我们下点蒙汗药什么的。
  说起前两天哥伦比亚太空飞机的爆炸，H告诉我们，F这两天为此很难过；而他的中国学生认为，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是人类无限自我扩张的结果。
  我说，若生不平等的话，在死亡面前是人人平等的。那七位宇航员至少是自愿去死的，而炸弹下的阿富汗农民和饥饿中的非洲儿童则没有选择的余地。F又提到白金尺。他说，人的很多努力是非实用的，但有意义。他的话有道理。但我接着说，这种死亡是被美国媒体无限夸大了，成为民族国家神话的一部分。这样做，起码是不尊重死者应享有的宁静。
  F又要了一杯白葡萄酒。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到唐人街办事。H提议再坐一会儿。在F上厕所的时候，她突然哭了，她为她丈夫的身体担扰。
  回家的路上，我记起我那首诗的结尾：“这是并不重要的一年/铁锤闲着，而我/向以后的日子借光/瞥见一把白金尺/在铁砧上”。
  他乡的天空（2）
  四
  戴维斯人民公社成立于若干年前，这和合作开荒发展农业或与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集体谋反都没关系，而是一些住在戴维斯的中国人为了巩固友谊消磨时光而凑成的松散团体，自认为“人民公社”。主要活动是吃中国饭喝白干嗑瓜子闲聊熬夜打牌钻桌子。X是专家兼美术设计，憨厚正直，助人为乐。他们两口子好客，加上房子大，顺理成章成了公社的据点。每到周末大家先打电话，破门而入。满屋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B是一家复印店的老板，可算是本地首领了。他为人和善，笑容可掬，说话有时吞吞吐吐，故得“保密”的雅号。他身为老板，克勤克俭，尽买些二手复印机自己翻修。拆装擦洗中，总会多出些零件来，他顺脚踢到一边，只要复印机运转就行了。要是人的生活在拆装擦洗后能还原就好了，而那多出的零件正是感情中未知的部分，闲置时有潜在的危险。B表面上满不在乎，内心必有疯狂之处，要不怎么好端端信了“天功”，还成了本地骨干。他自以为有了魔法，可呼风唤雨，让外星人调节室内光线，但每回表演都以失败告终。
  L曾一度领导戴维斯中国女性时装的新潮流，后来搬到硅谷，眼见着这里女社员们花一般全都蔫了。逢年过节，她回娘家似的风风火火赶回戴维斯，一身时髦打扮，照亮了我们黯淡的生活。她是那种天生不发愁的人，永远乐呵呵的。有人说过，幸福是一种能力。果然如此，她原来那份工作让我羡慕不已——在实验室砸核桃，既轻松又不费神，还能顺手吃俩补补脑子，外加各种福利保险。可人家一甩袖子把那活儿辞掉，转身生孩子去了。
  J来自北京军区大院，可一点儿也没染上那颐指气使的傲劲。五年前她来戴维斯考查美国生活，想顺便找个如意郎君。于是公社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布置下去——网举目张。当时领导潮流的L正在善于保密的B的复印店招工，引起中国小伙儿H的注意。可L名花有主，于是提到待字闺中的J。这一网就捞了条小尾巴鱼。他俩虽住在同一小镇，可先通了三天三夜的电话，昏天黑地订了终身，然后再见面约会。说来也巧，这位在美国长大的H用英文写诗，报考加大戴维斯分校是冲我来的，可还没等学生到老师已被解雇了。他边读书边打工铺地板，花钱如流水，欠了一屁股债，满脑子乌托邦梦想。有一回，我们一起去海边野营，他边喝啤酒边开车。他对我说，他要建一座城，把我和别的艺术家养起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几年前，从北京来了个跟我们沾亲带故的女人，先住在我们家，后搬出去自立门户。她耐不住这小镇的寂寞，于是开始勾引公社的男社员，一度几乎让主妇们人人自危。要说她人并不起眼，打哪儿来的魅力？后来才明白，她在公社分配浪漫梦想。用诸如温莎公爵的故事和巴黎温柔之夜的承诺，拉拢腐蚀革命干部。等大家猛醒把她扫地出门，才意识到，我们这儿缺的就是梦。
  去年感恩节，公社社员从美国各地匆匆赶来，男女老少共二三十口子，只能打地铺。这回除了多年的革命传统外，还增加了新节目，由X为女社员拍艺术照。只见个个浓装艳抹，风情万种。X忙乎了三个星期，用电脑修版配背景，那些玉照最终制成挂历，或卖或送，为新的年景增色，一时传为佳话。
  五
  常有一些不速之客敲我们家的门。首先是上帝的黑衣使者们，多半在周末，随门铃丁零一声现身，他们彬彬有礼，诚恳耐心。久了才知道他们来自不同门派，有天主教、福音新教、摩门教、基督见证人，还有些边缘化的神秘邪教。
  他们不仅带来各种语言的宣传材料，而且有联合国才具备的众多翻译人才。有一天是刘伯伯开的门，他被黑衣使者说懵了。我赶来解围，说他不懂英文，只会中文和俄文。那人伸出食指问，哪种语言更好？我顺口说俄文。本以为糊弄了事，没想到下个周末人家真带来个俄文流利的教友。我估摸，若说只懂斯瓦西利语，他们也准能从非洲派个黑人牧师飞过来。
  一般来说，跟他们谈话无趣，让我想起文革期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大都温文尔雅，只是规劝我跟他们一起上天堂。也有极少数狰狞的，嘶嘶地用世界末日吓唬我，可哪儿知道我就是从世界末日那边来的。我这人心软，从不敢让他们进门，否则每个周末我非得跟他们跪下来一起祷告不可。而东方宗教就没有这样的侵略性——信不信由你。
  再就是比世界末日更可怕的推销员。五花八门，卖什么的都有：从杂志到厨刀，从游艇到杀虫剂。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一不小心就得中圈套。有一回，我被一个模样和善的小伙儿说动了，花七十美元买了一本优待券（coupon　book）。光是其中一张就把我乐坏了：终生免费洗车。
  我第二天一早兴致勃勃开车到那家车铺，一头钻进机械旋涡中，但还没等烘干，指示灯就把我赶了出来。我冲进办公室，要讨个人间公道。只见那胖子在优待卷上啪地盖了个“一次使用，作废”的图章，说他们从来没给任何人永久洗车的特权。这下把我气疯了，发誓不揪住阶级敌人绝不罢休。我按优待券上的电话号码打来打去，最终发现全都是空号。
  去年春天，我贪小便宜，放进推销吸尘器的壮小伙子，他说可以免费给我洗地毯。我家地毯脏极了，何乐而不为？他让我取来我家的吸尘器，和他带来的吸尘器肩并肩。他拿出一袋细沙，扬手撒尽，再用手拍进地毯。我暗自叫苦。他先用我的吸尘器来往数遍，然后再用他的一带而过，奇迹般，细沙都聚集到那玩意儿透明的肚子里。随后他像刽子手，把电线绕在我家吸尘器的把手上。他对我说，在西部牛仔时代，这样的笨蛋是该绞死的，还不趁早扔了。我虽羞愧万分，但想想这吸尘器是刚买的，真有点舍不得。
  接下来他用他的吸尘器表演洗地毯。他边说边演示，前后折腾了两个多钟头，大汗淋漓，像刚从海里捞出来的水雷。我心悦诚服。当他开出价码来，吓了我一跳——两千四百五十美元，够买辆汽车的。在我犹豫之间，他痛心疾首，一减再减，似乎他因破产而跳楼，刚要开支票，我女儿冲过来，坚决反对。她说我要买，就一个礼拜都不跟我说话。这比什么都管用，我只好谢绝了。
  那推销员像泄了气的皮球，闷坐在那儿喝可乐。我过意不去，跟他攀谈起来。他说到自己时为之一振。我俩角色开始掉换，我不再是那个能承受昂贵消费品的有钱人了，而是他。他说，他从十四岁起就当推销员了。如今他开好车，穿名牌，吃香的喝辣的。再过几年他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起《推销员之死》，看来这出戏该改改了，得有个喜剧的结尾。
  六
  我家来了个房客。去年秋天，我要去威斯康辛教书，只剩下田田一个人在家，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