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跳下汽车，在这部破旧汽车尾部的行李箱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块手表。他把它给那个孩子看，她兴奋地叫了起来，其他人也惊奇地围绕过来。狄恩把表放在那个小姑娘手里，因为“她为他独自从山上采来了最美最纯最精巧的水晶石”。他捡了一颗比草莓果大不了多少的水晶石，然后把手表给她戴上，她们全都象唱诗班的孩子那样张大了嘴。那个幸运的小姑娘把表紧紧贴在胸前破破烂烂的衣服上。她们用手抚摸着狄恩，向他表示感谢。他站在她们中间，眼望着前方高峰上的公路，仿佛穆罕默德重新降临。他回到了车上，她们不愿看到我们离去。我们走上山路以后很长时间，她们还跟在我们后面，一面跑，一面挥手。我们的车拐了一个弯，再也看不见她们了。她们仍然在我们后面追赶着。“啊，我的心都要碎了！”狄恩捶打着胸口叫道，“她们会这样跑很远的！如果我们开慢点，她们会一直跟着车一直追到墨西哥城吗？”“会的。”我说，因为我知道。我们爬上了令人头昏目眩的马得尔奥冰托峰，浓雾把悬崖全部笼罩起来。在雾中，可以看到一片片金黄的香蕉林。悬崖下，莫克特兹玛河象一条金带在绿色的丛林中蜿蜒穿行。我们的汽车经过了山顶大的一个小镇，披着围巾的印第安人从草帽下望着我们，这里的生活是那么沉重、黑暗而又原始。他们看着目光炯炯有神的狄恩，他正在认真却是疯狂地把车开得飞快。他们向我们伸出手来，这些从山后或者更高的山上下来的人，把手向前伸着，希望文明人能够给他们些什么，他们一直期待着，而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一样穷，同样要这样伸手乞讨。我们这辆即将散架的福特，30年代曾经流行的旧福特，吭哧吭哧地从他们中间穿过，消失在尘土之中。
  我们已经接近高原的尽头。金色的太阳出来了，天空碧蓝如洗。酷热的沙漠上不时闪过树木的影子，偶尔也会有河流从沙地中穿过。狄恩睡着了，斯但在开车，附近出现了几个牧羊人，都穿着崭新的长袍。女人们抱着几包亚麻，男人们拎着木杖，在茫茫沙漠中的大树下围坐在一起。羊群在太阳下东奔西跑，扬起阵阵尘烟。“伙计，伙计。”我对狄恩叫道，“醒来瞧瞧这些牧羊人。醒来瞧瞧这个耶稣曾经到过的金色世界，用你的眼睛好好瞧瞧！”
  他从座位上抬起头看了一眼，太阳正在偏西，便又倒下睡了。他醒来以后，向我详细描述着他看到的一切，说：“太好了，伙计，我很高兴你让我起来看，噢，天呀，我要干什么？我要到哪里去？”他摩挲着肚子，眼睛通红地望着天空，几乎要流下眼泪。
  我们这次旅行的终点快到了。路两旁出现了无边的田野，时而有宜人的凉风从大片树林中吹来，吹过夕阳映照下的鲜红的石竹花，巨大的云团向我们飘来。“噢，黄昏中的墨西哥城！”从丹佛的那个下午的院子里开始，经过1900英里的行程，我们终于来到这片世界上最辽阔、最神圣的地方。现在，我们就要到达路的终点了，“我们要换掉这身沾满虫子的T恤衫吗？”
  “不，我们就穿着它进城。他妈的。”我们开车驶入了墨西哥城。
  顺着山路，我们来到了一个火山口，火山喷出的浓烟在整个墨西哥城上空缭绕。下了山，我们的车从起义大道一直开进了城市中心。一些小孩正在宽阔的田野上踢足球，扬起阵阵尘上。出租汽车司机跟着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想要姑娘。不，我们现在不想要姑娘。残落破败的贫民窟的土屋一直向前延伸，昏暗的小巷中，游荡着几个孤独的人影。黑夜降临了，我们的车在城市中穿行。突然，前面一片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路边到处是咖啡馆和剧院，穿着时髦的小伙子对我们嚷着。拿着扳手、衣衫褴褛的机修工人光着脚从街上懒洋洋地走过。光脚的印第安司机开着车在我们周围横冲直撞，拼命地揿着喇叭，喧闹声令人难以忍受。在墨西哥，汽车上从不使用消音器。“哈！”狄恩叫道，“快瞧！”他踩下油门，象印第安人那样开起车来。我们在利福马大街兜着圈。汽车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冲来，又从我们旁边一闪而过。“我一直梦想着这样的交通，每个人都在拼命向前跑！”一辆救护车鸣笛开了过来。美国的救护车可以鸣笛飞驰而过，但是印第安人驾驶的救护车在城市的街道上只能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驶过，来往急驰的车辆勉强让开路，他们不会因任何人任何事而暂时停车。我们看着它从商业中心拥挤的交通中尖叫着驶过。路上的行人，即便是老太太，都急急忙忙一刻不停地走着。年轻的墨西哥城商人在摩肩接踵地奔跑。光脚的巴士司机穿着T恤衫蹲坐在低矮的座位上，一边说笑，一边驾驶着庞大的汽车。巴士上亮着黄灯和绿灯。车上一排排木头长椅上坐着许多面孔黝黑的人。在商业中心，无数的墨西哥城嬉皮士戴着松软的草帽，穿着夹克衫，前胸敞开，在大街上闲荡。有些人在小巷里出售十字架和大麻；有些人跪在破旧的教堂中，隔壁小棚屋中正表演墨西哥杂耍。有的小巷堆满碎石乱瓦，阴沟肆流。
  一扇扇小门通向砖土围堵的酒吧，你只有跳过一个水沟才能喝到酒。这种水沟下面可能就是古代的阿兹特克湖。酒吧卖的咖啡里掺着酒和肉豆寇，四周围响着震耳欲聋的墨西哥音乐。
  几百个妓女沿着黑暗、狭窄的街道上排成一排，在夜色中向我们眨着挑逗的眼光。我们仿佛漫步在一个迷离的梦境中。在一个奇特的墨西哥咖啡馆，我们花48美分吃了一顿丰盛的牛排。木琴演奏师站在那里弹奏一把巨大的木琴，吉他歌手唱着歌，一个老人在角落里敲着鼓。无论你走进哪一家空气混浊的酒吧，花两美分他们就会给你一杯仙人果汁。整个晚上街道上充满了喧闹，没有片刻的停歇。乞丐们蜷缩在广告牌下，他们全家人坐在街头，在夜色中吹着短笛，自得其乐。他们光着脚，点着昏暗的蜡烛。整个墨西哥就象是一座波希米来集中营。在街道拐角，一个老妇人正在切着煮熟的牛头肉，用玉米饼裹好，再抹上酱汁，用报纸包着出售。我们知道，这座陌生的、充满魅力的巨大城市就是我们所走的路的尽头。狄恩张着嘴，眼睛发光，在旷野上开始了一次落拓、神圣的观光。狄恩碰到了一个讨厌的家伙，戴着草帽，跟我们闲聊着，还想再出去转转，因为一切都不会结束。
  后来我得了一场热病，拉痢疾，整日昏昏沉沉，神志不清。我抬起头，在晕旋中，我知道我正躺在堪称世界屋脊的海拔8000英尺的一张床上，我知道我已经拖着这可怜的躯壳生活了一辈子，我知道我仍然有许多梦想。我看见狄恩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几天以后，他就要离开墨西哥城了。
  “你在干什么，伙计？”我有气无力地问道。
  “可怜的索尔，可怜的索尔，你病了，斯但会照顾你的。现在，如果可能的话，好好听着：我在这里已经办好了同凯米尔离婚的事。如果汽车可以走的话，我今晚就回纽约到伊尼兹那里去。”
  “以后呢？”我叫道。
  “以后，好伙计，我就回到我的生活里去。我真希望能跟你一起留下来，我一定尽力赶回来。”我肚子里一阵阵剧痛，禁不住呻吟起来，等我再一次睁开眼睛，无所畏惧而又潇洒不羁的狄恩正低着头站在那里注视我，他的破车已经准备好了。我似乎认不出他是谁了。他知道这一点，怜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要走了。可怜的索尔，再见。”于是他走了。20小时以后，在痛苦的高烧中，我终于明白他已经走了。他正独自开着车，穿过那些满是香蕉的山坡。这时是深夜。
  我恢复过来以后，才意识到他是多么可耻，但是我还是理解了他生活的复杂，理解他为什么要把生病的我留在这里，去跟他的妻子们在一起，理解了他的痛苦。“好吧，老狄恩，我什么也不说。”
  第六部
  狄恩开着车从墨西哥城回来，在哥瑞格里亚又遇见了维克多，然后就一直开着那部老爷车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利斯湖。最后在路上抛了锚。其实在这之前他就知道这部车迟早要抛锚。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伊尼兹，订了飞机票，这才跑完剩下的路程。他手里拿着离婚证明来到纽约，立刻同伊尼兹结了婚。那天晚上，他告诉她一切都安排好了，不必担心，又作出无限温柔的样子，然后跳上一辆巴士，又一次穿过可怕的大陆，来到圣弗兰西斯科，重新与凯米尔和他的两个宝贝女儿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已经结过三次婚，离过两次婚，现在同第二个妻子生活在一起。
  到了秋天，我独自一人从墨西哥城回国。一天晚上，在与得克萨斯州的狄累交界的拉雷多，我站在发烫的路上，头顶上有一盏弧光灯，飞虫不停地往灯上扑。这时，我听见从黑暗中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位满头银发的高个子老头步履艰难地走了过来，背上还背了一个包；他在走过我的身边时，望着我说：“为人类悲哀吧。”然后就迈着沉重的脚步消失在黑暗中。这难道意味着我的人生旅程将永远是徒步走在黑暗的道路上漫游美国？我挣扎着回到了纽约。一天晚上，我站在曼哈顿一条黑暗的街头，对着一扇顶楼的窗户喊叫着，我以为我的朋友们聚在那里举行晚会、但从窗户上探出头的却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她问：“嗨，谁在那儿？”“索尔。佩拉提斯。”我回答道，我听见我的名字在凄凉而空旷的街头回荡。
  “上来吧。”她叫道，“我在做热巧克力。”于是我走了上去。这个姑娘有一双纯洁、天真而又温柔的眼睛，她正是那种我一直在寻找而且已经找了很久的姑娘。我们彼此开始发疯似地相爱。到了冬天，我们决定移居到圣弗兰西斯科，用一辆旧的小型运货车把我们所有的破家具和其他破烂统统带上。我写了封信给狄恩，把这事告诉了他。他给我回了一封厚厚的信，长达一万八千字，都是些关于他早年在丹佛的经历。他说要来接我，要亲自用那辆老爷车把我们接到他们家。我们还有6个星期的时间存钱买车，我们开始工作，每一分钱都精心算计。狄恩却突然提前5个半星期就来了，我们谁都没有钱完成这个计划。
  那天午夜时分，我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回到我的女友身边，告诉她我散步时所想到的一切。她站在漆黑的小公寓里，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我告诉了她许多事情。突然，我注意到房间里异常宁静。我扫视了一下房间四周，发现收音机上放着一本破书，那是一本普鲁斯特的书，我知道这是狄恩的。恍惚中，我看到他迈着放牧时的步子，踮着脚尖，从昏暗的客厅里走了进来。他一边走，一边笑，两只手交握着说：“嗯——嗯——你们一定要听我说。”
  我们都竖起耳朵听着，可是他忘了他想说什么。“真的听我说——嗯，你瞧，亲爱的索尔，温柔的劳拉——我已经来了——我马上要走——可是等等——嗯，是的。”他盯着自己的手，脸上露出不安的神情。“不用再说了——你一定理解——或者也许——可是听着！”我们都听着。他也在倾听着黑暗中的种种声响。“好吧！”他有些胆怯地低声说，“可是你瞧——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再不需要了。”
  “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呢，索尔？”
  “哦，”他说着，看了看我，仿佛头一次见到我。“这么快，是的。我们——我们都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坐火车来的——坐着守车——一种老式的硬座车——经过得克萨斯——一路上吹着长笛，吃着甘薯来的。”他掏出一支崭新的木制长笛，吹出一长串尖利的曲调，然后用他放牧时的步子又蹦又跳。“明白吗？”他说，“当然，索尔，我很快就会告诉你，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事实上我有一种颓废的思想，我在横跨全国时一路上一直在反复阅读普鲁待斯的作品，了解了许多我永远也没有时间告诉你的东西，我们还没有谈谈墨西哥以及那里的热病——但是不需要再谈了，真的，对吗？”
  “好吧，我们不谈了。”于是，他开始详细叙述他在洛杉矶的经历。他怎样拜访了一户人家，吃饭，同这家的父亲、儿子、姐妹交谈——他们的长相，他们吃些什么，他们家的陈设，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爱好，他们每个人的灵魂。他花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叙述这一切。最后他说：“嗯，但是你一定明白我实际上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后来——坐火车穿过阿肯色——吹着笛子——同一群小伙子玩扑克，就是我那副色情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