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露紧跟在他身后。转眼之间看清了一切，回来时说得头头是道。这时，人们都准备开车下船，狄恩也跳上汽车，从狭窄的缝隙中超过两、三辆汽车。不久我们就发现自己在阿尔及尔大街上疾驶了。“到哪儿去？到哪儿去？”狄恩嚷道。
  我们决定先到加油站擦一下车，然后问一下布尔的地址。此时正是日落时分，河面被落日照得金黄一片，几个小孩在河边玩耍，几个姑娘身穿棉布罩衫，赤裸着双腿，手里拿着手帕，也在河边流连。狄恩飞快地在街上开着车，扫视着四周，点着头，手在肚子上蹭了蹭。
  大个子埃迪坐在后座上，眼睛上盖着帽子，对着狄恩微笑。我则坐在仪表盘上。在灌木丛生的河边，晃动着几个正拿着鱼竿钓鱼的男人的身影。正为夕阳染红的土地伸展着，形成一个三角洲，河水在这里拐了一大弯，象蛇一样婉蜒盘绕在阿尔及尔周围，哗哗地向前奔流，仿佛终有一天阿尔基斯半岛连同它上面那些忙碌的居民和简陋的小屋都将被河水冲去一般。太阳渐渐西斜，空气中飞虫嗡嗡作响，深沉的河水在痛苦的呻吟。
  我们来到城外河堤附近老布尔。李的家。他们家就座落在一条穿越一片松软的田野的道路旁。房子已经有些破旧，房前有一条低矮的走廊，院子里种着几株垂柳，草地里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旁边还有一个行将倒塌的旧谷仓，院子用破败的围墙围着。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推门进去，看见走廊后面有几个洗衣盆。我叫了几声，然后拉开屏风，珍妮。李正站在那里，手遮在眼睛上，正对着太阳望呢。“珍妮，”我叫道，“是我，是我们。”
  她都知道。“噢，我看见了，布尔现在不在。那里是不是有一团火或其他什么？”我们都向太阳望去。
  “你说的是太阳？”
  “我说的当然不是太阳。我听见那个方向有警报声，你没看见一道奇怪的亮光？”那是新奥尔良方向，有一团很奇怪的烟雾。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答道。
  珍妮抽了抽鼻子。“还是那个老佩拉提斯。”
  分别了4年之后，我们就是这样互相问候的。珍妮过去同我和我妻子一起住在纽约，“盖拉蒂在哪儿？”我问。珍妮仍然在寻找她的火光，以前她一天要吃三次氨基丙苯纸剂。
  因此，她那张日耳曼人的脸显得圆润而又漂亮。但现在这张脸却变得呆板、黝黑、憔悴。在新奥尔良她曾经得了一场偏瘫，走起路来有些跛。狄恩和其他人都下了车，局促不安地走进了房间。盖拉蒂。邓克尔从屋子后面她的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了她的冤家。她是个表情严肃的姑娘，脸色灰白，看上去好象总是在流泪。大个子埃迪用手撸着她的头发，称她是好样的。她平静地盯着他。“你到哪儿去了？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她向狄恩射去怨恨的一瞥，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狄恩一点儿也没在意。他现在只想要吃饭，他问珍妮是否有什么吃的。不一会儿，大伙就成了乱糟糟的一片。
  可怜的布尔开着他那辆得克萨斯牌汽车回到家中，发现他的家被一群疯子占领了。他还是热情地同我打了招呼。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他大学时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个瘫痪在床上的疯子，死了以后留给他一笔遗产，他用这笔钱在得克萨斯种黑豌豆赚了些钱，然后在新奥尔良买了这一幢房子。布尔现在一周可以挣50元，如果他不是每周都要花大半的钱来吸毒的话，应该说还是不算坏的。他老婆也是个会花钱的人，一周要吞大约10元的兴奋剂。他们的吃饭开支是全国最低的了，几乎什么都不吃，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似乎没人照管。他们有两个十分可爱的孩子：八岁的道蒂和一岁的小雷伊。雷伊正光着屁股在院子里玩，一头金发象天边的彩虹。布尔称他是W。G。菲尔茨之后的“小圣人”。布尔把车开进了院子，慢慢地从车里钻了出来，吃力地推门进来。他又瘦又高，戴着眼镜和草帽，身上穿了套破衣服。一看到我们，他显得有些惊奇，然后简洁他说道：“啊，索尔，你终于来了，我们进屋去喝一杯。”说起老布尔。李的事，起码要整整一夜。他是一个教师，据说他最有资格当教师，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学习。他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称作“生活的事实。”他的学习不仅出于必须，也是他的意愿。他曾经拖着又高又瘦的身体周游了整个美国以及欧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看看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30年代，他在南斯拉夫同一个白俄女招待结了婚，并把她从纳粹手里救了出来。他有许多30年代同各国吸毒者一起拍的照片，这些人蓬头垢面，互相靠着。还有几张戴着巴拿马草帽，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散步的照片，后来他再也没见过那个白俄女招待；在芝加哥他是个禁欲主义者；在纽约他又不断进出酒吧；在内华达他又成了侍从招待；在巴黎，他坐在咖啡馆里，端详着不断走过的板着脸孔的法国人；在雅典，他一边喝着茴香酒，一边抬头注视着当地那些他认为是世界上最丑的人；在伊斯但布尔，他来往穿梭于瘾君子和毒贩子之间，寻找着生活的真实，在英国的旅馆里，他读着斯宾格勒和马库斯。他曾经计划抢劫芝加哥的一家上耳其浴室，犹豫了半天，最后花两块钱喝了一杯酒，然后急急忙忙地跑了。他做的这一节都只是为了获得经验。如今，他最后的学习是吸毒。现在，他在新奥尔良常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在街上瞎逛，寻找着某个有关的酒吧。
  他在大学时的一件怪事可以说明他性格的某些方面：一天下午，在他那间朋友们经常光顾的房间里正举行着一个鸡尾酒会。突然，他的那只宝贝雪貂冲了出来，脚上还奇怪地拖着个精致的茶杯。每个人都尖叫着跑出屋去。老布尔一跃而起，抓过猎抢，说：“它又闻到那个老耗子的气味了。”说着，端起枪往墙上射了一个能放50个耗子的大洞。墙上挂一幅难看的科德角式白房子的画。他的朋友问：“你为什么要在那里挂这么难看的东西？”布尔却说：“我喜欢它就因为它难看。”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如此。有一回，我去找他，那时他还住在纽约60街的贫民窟里。我敲了敲门，他把门打开，只见他戴着一顶常礼帽，穿着背心和条纹裤，手里拿着锅，锅里盛着鸟食。他正把鸟食捣烂，然后卷在香烟里。他还尝试把可待因咳糖浆烧成一堆黑乎乎的稠稀的东西，但这玩意的效果却不太好。他花了许多时间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他称他是“不朽的诗人”，到了新奥尔良，他又开始不停地读梅那。柯迪塞斯的作品。然而尽管他经常说起这事，那本书却一直摊在桌子上没动过。我曾经问他：“我们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他说道：“你死了以后就是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在他的房间里放着一堆锁链，他说是他的心理分析医生在使用它们。他们在对老布尔进行催眠实验时发现，他有7个分裂的自我。每一个都在各自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糟糕，直到最后他成了个胡言乱语的傻子，不得不用锁链把他绑起来。在那7个自我，最高的是一位英国勋爵，最低的是个傻子，中间的是老黑奴，规规矩矩地站着，同其他人一起等待着说：“有些人是杂种，有些人不是，这就是现实。”
  布尔对于美国的过去，尤其是1910年，有着一种伤感的记忆。那时候，无论哪个药店，不需要药方你能买到咖啡。整个国家都处在疯狂、喧闹和自由之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富裕，还拥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他最痛恨的是华盛顿的那些官僚，其次是自由主义者，然后是警察。他一生都在这样滔滔不绝地聊着，开导着其他人。珍妮拜倒在他的脚下，我、狄恩还有卡罗。马克斯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大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布尔头发灰白。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表情，在大街上你绝不会注意他。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看到他有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生气勃勃的硕大的脑袋——就象是堪萨斯州的州长，身上带着引人注目的、非凡的热情和神秘。他以前在维也纳学过医，还学过人类学，读过各种各样的书籍。现在、他安静地为了谋生而工作着。但这个工作也是为了向生活本身学习。珍妮买来了马提尼酒和其他各种饮料。布尔坐在椅子里，他的椅子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放在屋子的角落。在他膝头上，放着梅那。柯迪塞斯的书和一支烟枪。他偶尔起身走过房间拿来几剂氨基丙苯。我也不断跑来跑去，去取一些来。我们大家一边聊着天一边抽上几口。布尔很想知道我们这一次旅行的目的。他盯着我们，使劲抽了抽鼻子，他抽鼻子的声音听起来就象一辆坦克。
  “现在，狄恩，我想让你安安静静的坐一分钟，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横跨全国？”
  狄恩涨红了脸说：“哦，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索尔，你到西海岸去干什么？”
  “只是去几天，我还要赶回去上学。”
  “这个埃迪。邓克尔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时埃迪正在卧室里向盖拉蒂赔罪，过不了多久就会下来。我们不知道怎样向布尔介绍埃迪。邓克尔，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一无所知。他连抽了三支大麻烟，然后说走吧，晚饭一会儿就准备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你有个好胃口更让人高兴的了。我曾经在餐车的茶点上吃了一客样子吓人的汉堡包，这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我上周刚从休斯顿回来，去看看戴尔，问问黑豌豆的情况。一天早上，我正在汽车旅馆里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给惊醒了，原来是我隔壁房间里的一个该死的傻瓜。把他老婆打死了。旅馆里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地跑出来，那个家伙跳上汽车跑了，却把枪扔在地上留给法官。最后他们在赫玛抓住了他，他正象个爵爷一样在喝酒。在这个国家里，你如果没有一杆枪，到什么地方都不安全。”他撩开外衣，让我们看他的左轮手枪，然后又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他的军火库里的其他装备。在纽约的时候，他在床铺下面放了一把冲锋枪。“现在我有比那个更好的东西。
  瞧这个，多漂亮，真正德国式的。但是只有一梭子子弹。我能用这支枪撂倒100个人，足够有时间杀开一条路。唯一糟糕的是，我只有一梭子子弹。“
  “我希望你这么干的时候我不在旁边，”珍妮在厨房里嚷道，“你怎么知道它正好是那把枪用的子弹呢？”布尔抽了抽鼻子。他从不理会她的冷言冷语，但他总在听。他们是天下最奇怪的一对：他们聊天可以聊到深夜。布尔喜欢躺在地板上，用他那沉闷而单调的声音唠叨个不停。她总想打断他，却从来没有成功。清晨，他说累了，于是轮到珍妮说他听着，一边还抽着鼻子，发出巨大的声响。珍妮发疯似地爱着这个男人，而且爱得如痴如狂。这种爱既不是乞求依附，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仅仅是相互之间的聊天和没有人能够了解的志趣相投的友谊。许多微妙的共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之间的那种奇特的无情与冷漠，变成了一种真正幽默的形式，爱就是一切。珍妮离开布尔从来不超过十步远，而且绝对不会漏过布尔所说的每一个字，即使他说话的声音很低。
  狄恩和我高声谈论着新奥尔良之夜，想让布尔带我们到处转转。我说：“市中心一定会有些令人中意的酒吧。”
  “美国就不存在中意的酒吧，中意的酒吧应该是除了我们的窝以外唯一可去的地方。
  1910年的时候，酒吧是男人工作其间或工作以后聚一聚的地方，里面只有一个长长的柜台，黄铜制的栏杆。几只痰盂，几面镜子，钢琴师在那里弹着钢琴。几桶威士忌和几桶啤酒也堆在那里。威士忌10美分一份，啤酒5美分一份。现在，你走进酒吧，到处都是酗酒的女人、鸡奸犯和不怀好意的酒鬼。忧虑的店主在门口转来转去，既担心皮革包厢被搞坏，又担心生意冷清，如果一个生人走进去，碰上的不是莫名其妙的狂叫，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围绕着酒吧我们发生了争执。“好吧，”布尔最后说道，“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新奥尔良，让你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晚饭吃完以后，他故意把我带到一家最乏味的酒吧。珍妮和孩子们被撇在家里，她在读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我问她是否想找个工作，她只是说这是报纸最有趣的部分。布尔开着车带我们进城。一路上他还在唠叨：“这很容易，狄恩，我想我们就要到了。伙计，前面是个渡口。你不必担心我们会掉到河里去。”他喋喋不休他说着，狄恩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