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海军抢险队担负排除泄洪口杂物的艰险任务。水兵们一接近泄洪口，就被巨大的涡流卷向他处。在这危急情况下，身强力壮的潜水员就在泄洪口上游紧扣胳膊组成一道人墙，以减弱涡流的冲力，掩护尖刀分队的10人潜入水中，把绳子套在木桩上，一根根拉出。经过20多天的水中作业，他们清理了2000多米长的泄洪口的杂物，使泄洪量比原来提高了3倍，导洪终于成功，天津外围各洼淀水位迅速下降，至9月11日降到了安全水位以下，解除了洪水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威胁。
  在这次河北、天津抗洪救灾中，陆海空三军共出动11。5万余人、69架飞机、766艘舰船、778辆汽车，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下，经过一个半月惊心动魄的斗争，抢救出群众9。4万多人、粮食4250多吨，空投食品4440多吨、药品40多吨、救生器材8。1万余件，修筑和守护河堤158公里，分洪开口4200米。终于与人民群众一起保住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北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予参加抗洪救灾部队以高度评价，表彰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央防汛指挥部授予步兵某团四连“防汛模范单位”、坦克某师炮兵团2连“抗洪救灾模范连”荣誉称号，授予工程兵某团五连“战胜洪水，保卫人民”锦旗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谢臣烈士“爱民模范”光荣称号。北京军区、天津防汛指挥部以及参加抗洪的各级领导机关，分别为78个连队、3372名个人记功。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河北省、天津市派出慰问团，热情慰问参加抗洪救灾的部队。10月1日，抗洪救灾的英模代表应邀参加国庆大典，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2月，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在天津联合举办抗洪抢险斗争英雄事迹展览会，广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功绩。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为展览会题了词。周恩来的题词是：“向为战胜历史上少见的洪涝灾害而进行顽强斗争的各级干部、各界人民、部队官兵表示最大敬意！要为支援灾区，重建家园，争取明年丰收，彻底治理海河而继续奋斗！”朱德的题词是：“战胜洪水，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的题词是：“防洪斗争的胜利，是集体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胜利。”人民群众也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解放军的热爱。被部队救出并安置在军营的灾民中，有40多个婴儿降生，家长都以“军生”、“军花”、“军舟”、“念军”等给孩子取名，永记解放军的恩情。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国防部授予某部“硬骨头六连”光荣称号
  1964年1月，国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6连“硬骨头六连”称号。这项国防部颁发的命令说，某部6连是一个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的英雄连队。在战争年代，6连敢于刺刀见红，以善于打硬仗而闻名。全国胜利后，6连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加强战备观念，从实战要求出发，从难从严苦练硬本领，扎扎实实培养战斗作风，严肃认真地遵守军政纪律，一切工作都立足于打头阵、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思想基础上。因此，在连队建设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命令还希望六连继续保持与发扬这一荣誉，把连队建设搞得好上加好。号召全军部队认真学习六连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精神，为提高我军战斗力加倍努力。
  该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一个以打硬仗、打恶仗、打胜仗而著称的英雄集体，曾转战于冀中、晋绥和西北战场，参加过保卫延安战役，出色地完成了146次作战任务，涌现出15名战斗英雄，被誉为“战斗模范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连不断加强党支部的建设，有一支坚强的党员骨干队伍，保持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硬骨头精神，在剿匪反霸、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了领导机关的表。1952年底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打得英勇顽强。特别是在坚守马良山20号阵地中，开展冷枪冷炮运动和小分队出击破袭，迫使敌军寸步难行。停战后，又积极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直至1958年回国。1962年开赴东南沿海地区执行紧急战备任务，在开进过程中，全连人员无论是乘车还是徒步行军，未损失一件装备器材，没有一人掉队，迅速、准确、及时地到达战备地域作好战斗准备，以“战备思想过硬、战斗作风过硬、军事技术过硬、军政纪律过硬”而闻名全军。1964年人民解放军举行全军比武时，该连夺得了总分第一名。
  该连成为全军学习的先进典型后，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用老一辈的硬骨头精神，培养硬骨头战士，1985年6月该连又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称号，使血染的战旗增添了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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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军开展“比武”活动
  60年代初开始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以郭兴福教学法的出现为标志进入成熟期，以“大比武”为契机形成高潮。
  1961年，南京军区某军军长李德生组织工作组到所属某团2连蹲点，发现该连副连长郭兴福带教的训练小组集其他单位班战术和单兵战术教学优点于一身，表演的进攻战术很有特色。李德生亲自同郭兴福谈话，指定其从单兵训练抓起，继续进行教学试验。在领导和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加上郭兴福本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其教学水平又有长足的进步。他教练单兵进攻战术，要求严格，方法多样，既细且活，又注意做现场思想鼓动工作，令观者耳目一新。
  同年，总参谋部出版的内部刊物《军训通讯》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向全军推荐了郭兴福的教学方法。1961年秋季开始，郭兴福教学法在本军范围推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看到《军训通讯》的介绍后，当即调郭兴福和表演分队到南京进行汇报作业。1962年3月，南京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宣传郭兴福教学法。南京军区将郭兴福教学法总结为四个问题、五条经验，四个问题是：把思想工作摆在首位；体现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从实际需要出发；从基层干部、战士的实际水平出发。
  五条经验是：贯彻“四带”，即带着敌情、带着仇恨、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去练兵；贯彻“四练”，即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动作紧密结合；从难从严，多练几手；民主教学，因人施教；做好训练场上的思想工作，激发练兵热情。
  1963年5月，南京军区进一步把郭兴福教学经验归纳为八条：一是摸清底细，因人施教；二是分清层次，由简到繁；三是归纳要领，做出样子；四是情况诱导，正误对比；五是重点提问，反复练习；六是民主教学，运用骨干；七是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八是宣传鼓动，做思想工作。
  1963年4月到10月，郭兴福及其教学班在广州、武汉、沈阳军区表演数十场，受到普遍好评。其他军区也要求郭兴福去表演和传授经验。适应这种形势，总参谋部1963年底在镇江召开有关军区、各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会，介绍郭兴福教学法。
  12月24日，叶剑英赶赴现场会观看表演。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了镇江现场会情况，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他把郭兴福教学法归纳为五个突出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传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认为，上述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学校；不仅适合步兵，而且适合各军种、兵种。毛泽东见到叶剑英的报告后很感兴趣，指出郭兴福教学法对人民解放军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使我军的军事训练，练出更能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随后，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主持召开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议。会议强调相互学习从本单位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罗瑞卿将郭兴福教学法的特点概括为“红、活、硬、细、实”五个字。这次会议成为1964年全军大练兵、大比武的动员会。
  1964年5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结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经验，联名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草案）》，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指导连队基础训练。
  南京会议后，在全军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的练兵热潮。各军区、各军兵种相继举行本区、本兵种范围的汇报表演，借以促进比、学、赶、帮活动的深入；继而从5月份开始，举行各自的比武大会，检验训练效果，表彰训练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同时选拔尖子选手参加全军比武。
  1964年春，为检阅几年来的训练效果，中央军委决定举行一次全军范围的“比武”活动。6月至8月，全军分18个比武区进行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参加比武表演的人数达1。37万余人，参观学习的约9万人。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观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军事汇报表演。毛泽东等人还观看了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精度射击、轻机枪速射、3000米武装越野、侦察兵捕俘和攀登、坦克表演等科目，对部队的训练成果和比武方式作了充分肯定和赞扬。比武中，获集体一等奖的单位1212个，获个人一等奖的有2257人，其中各军、兵种一等集体尖子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人。与1963　年相比，比武成绩明显提高。
  群众性练兵运动和“大比武”是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史上的重大事件。
  它有力地推动了军事训练的广泛开展，造成了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军事技术的良好风气，探索了典型示范的工作方法，树立了众多各类尖子、标兵，普及了先进经验，使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训练水平，特别是基础技术训练水平显著提高。同时，群众性练兵运动和“大比武”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偏重于技术训练。在“比武”刚刚兴起不久，林彪就以所谓“突出政治”为由，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了下去，使部队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破坏，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
  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指示，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一书。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一上台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片面强调政治和政治工作的绝对地位，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要大学毛泽东思想并提出十分庸俗、简单化的学习方法。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用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手法，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提出：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是低级的，学习马列“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随后，在广州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还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主张和作法，邓小平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