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红军的一系列的正确战略战术。1936年12月，毛泽东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阐述了红军作战原则的产生和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并且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军事著作，系统论述了这些作战原则。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在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持下，奋起自卫。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运用以往的作战原则，并从解放战争的实际出发，又提出了许多新的作战原则。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对第一年的作战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6条军事原则。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对第一年作战做了全面总结，提出了指导尔后作战的9条作战方针，即九大作战原则。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后，毛泽东根据战略进攻以来的新形势和人民解放军创造的新的作战方法，对原有的作战原则进行了充实、提炼和概括，使其更系统，更科学。并于1947年12月25日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
  十大军事原则的内容：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2倍、3倍、4倍、有时甚至是5倍或6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上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高度概括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每一条都有它的独立意义，但各条之间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精神实质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武装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战略战术思想水平和作战能力。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伟大的胜利，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十大军事原则，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精神，对于人民解放军以后的作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城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形势变得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解放区空前扩大，部队士气高昂，装备改善，攻坚作战能力提高。国民党军力量不断被削弱，被迫由“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加强大城市的设防。
  在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接连取得周张、潍县及充州等战役胜利后已形成了对济南的包围之势。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已经靠近。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华北、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并迟滞华东野战军进南，做出确保济南的决定，令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率部固守济南，并在徐州附近地区集中了3个兵团应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的作战方案，确定了“攻济打援”的方针，令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
  济南人口70万，为战略要地，系津浦、胶济铁路的交会点，北靠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济南守敌布置了3道阵地，内城为核心阵地，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周围城镇和制高点为外围阵地。总兵力为9个正规旅、5个保安旅及特种兵部队等约11万人。
  8月，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采取攻城与打援分工协作，以20大至两个月时间夺取济南，并求歼援军一部。为保证攻济所需时间，要求在战役部署上，以多于主攻方向的兵力置于打援、阻援方向。整个攻济打援作战，由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指挥，攻城部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指挥。
  华东野战军根据军委指示，组成了攻城、打援两个兵团。攻城兵团共14万人，分东、西两个集团，以西线为主攻方向，从东西两线向济南城实施钳形突击。打援兵团共18万人，其中以2个纵队组成阻援集团，阻击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敌；以6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待机歼击北援之敌。
  9月9日至13日，攻城部队分别隐蔽地向济南开进，于15日晚逼近城郊。16日晚，攻城部队全线展开攻击，以突然猛烈的动作迅速突破了守军外围防线。至17日，西集团各部进逼西郊飞机场、腊山、党家庄；东集团各部也分别攻占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等地，直扑外城。18日，西集团乘机向前推进，攻占古城、党家庄等地，并以炮火控制了飞机场，使敌空运中断。
  19日晚，面临覆灭的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2万余人起义，使守军西部防线出现了缺口。攻城西集团乘势疾进，于20日拂晓占领商埠以西、以南阵地。东集团也强占了黄河铁桥，直逼城垣。
  西集团20日黄昏开始向商埠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分别攻占“绥靖”区司令部、火车站，至22日中午攻占商埠，歼守军2万余人。东集团也进行了攻城近迫作业。22日黄昏，东西集团开始合击外城。各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勇猛突击，仅1小时激战，即攻入外城，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至23日中午，全歼守敌，占领外城，逼近内城。
  23日晚，对内城守敌发起总攻，敌军依托坚固工事和明碉暗堡，运用各种火力进行顽抗。攻城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对内城实施突击，首先在城东南角、西南角打开两个突破口。守军拼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24日2时许，第9纵队第25师和第13纵队第37师各一部，先后在城东南角和西南角突破成功。其余各纵队也于拂晓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突入部队东西对进，直插纵深，守军节节败退。激战至24日黄昏，全歼城内守军。王耀武等少数高级官员化装潜逃，在寿光县境被民兵俘获。
  当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突破济南外围防线之际，蒋介石即令3个兵团由商丘、徐州北援、北攻。由于我打援兵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还击援军的准备，阻援兵团也严阵以待，因此，国民党援军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但惧怕被歼，行动迟缓。当闻济南守军已被全歼，即仓皇回撤。
  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经8昼夜激战，以伤亡2。6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10。4万余人（内起义2万余人），俘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火炮800余门、坦克和装甲车20余辆、汽车238辆。战后，中央军委授予第9纵队第25师第73团为“济南第1团”、第13纵队第37　师第109团为“济南第2团”称号。济南城的攻占，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动摇了其据守大城市的信心，锻炼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攻取大城市的能力，并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东野战军会同中原野战军南下陇海铁路以南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部队发起辽沈战役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已经把国民党170余万第一线兵力牵制在东北、华北、中原、西北、华东五个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虽在总数量上占优势，但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内部矛盾尖锐，充满失败情绪。而人民解放军已拥有149万正规部队，士气高昂、军心振奋，不但能打运动战、攻坚战，而且提高了大兵团作战和攻克敌坚固设防城市能力。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举行会议，提出用五年的时间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确定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第三年仍然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场的形势，正确部署了战略决战的方向，决定首战东北。因当时敌人在东北的总兵力为55万人，而东北人民解放军加上地方武装共达10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已占优势；首战东北，可及时粉碎蒋介石将东北敌军全部撤至关内，实行战略收缩的企图。此外，东北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先解放东北，可使人民解放军有一强大的战略后方。
  当时，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卫立煌集团4个兵团共55万人已被东北野战军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其中，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30万人固守沈阳作为中枢，伺机增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10万人孤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率15万人防守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一线，以确保与关内的海陆联系。蒋介石妄图以重点守备三大城市，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于关外。同时，争取打通北宁线，如形势不利，则退守关内，保存实力。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就根据东北敌军有可能全部撤至关内的情况，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东北野战军首长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南下北宁路及入关作战很困难，主张先打长春，吸引沈阳之敌而歼灭之。
  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先打长春。5月24日东北野战军以一部奔袭长春西郊，发现部队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攻坚作战，在战术、技术上存在不少问题。7月22日，中央军委根据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向南作战提议复电。指出：“向南作战具备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也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30日，军委又指出：“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在同意东北野战军执行南下作战方案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以第1、第2（欠第4旅）、第6纵队组成第3兵团，由杨成武、李井泉分别任司令、政治委员，向绥远出击，威胁傅作义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东北。
  东北野战军首长又致电军委，因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因而无法定下南下作战日期。中央军委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强调指出：“应从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迅速下决心以主力南下北宁线。”军委进一步指出要：“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根据上述指示，9月10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南下北宁路的部署：以1个纵队和9个独立师围困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