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四七七年。还有更多的东西。我想，您按这封信的线索去寻找，很重要。明天你们回来，我把信给你们看。好吗？”
  “好的！”我吼道，“不过，那封信说到他们把——他——埋在伊斯坦布尔了吗？”
  海伦摇着头，我知道她的想法——电话可能被窃听。
  “从信上还看不出来，”图尔古特嗡嗡地说道，“我还不能肯定他埋在哪里，不过不太可能在这里。我想你们得准备作新的旅行。你们很可能还需要那位好心姨妈的援助。”尽管有电流声，我还是听出他阴暗的语调。
  “新的旅行？可是去哪里呢？”
  “去保加利亚！”图尔古特在遥远的地方喊道。
  我瞪着海伦，话筒从手里滑了出去，“保加利亚？”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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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章
  除了父亲给我的信，几年前，我在他的资料中还偶然发现了一张便条，那是他对海伦表达爱情的惟一纪念。我把它放在这里，因为它谈到了他们最初的爱恋，虽然信中的极度痛苦使我相信，他写的这封信已经无法到她手里了。
  啊，我的爱，我想告诉你，我是怎样一直在想你。
  我所有的记忆都属于你，因为它常常回到我们最初单独相处的时光。
  在我万万想不到的时候，你从前说过的话已经吞没了我。
  我感到你把手放在我手上，感到它的重量，我们两人的手藏在我的外套下，而外套叠好放在我们之间的座位上。我感到你的手指透出可爱的轻灵，你的侧影转到那一边，感到我们一起到达保加利亚时，我们第一次飞越保加利亚的山脉时你的叫嚷。
  也许就在那时，我发现了你惟一的瑕疵——也许我永远没有吻到的地方——一侧肩胛骨上那条卷曲的小龙。
  在我看见它之前，我的手肯定已经拂过它。当我发现它，用手指好奇而勉强地摸着它时，我记得自己——和你——倒吸了一口冷气。　　“很快，它对我来说成了你那光滑后背的一部分，但刚开始，它使我的欲望带上了敬畏。
  无论这是不是发生在索菲亚的旅馆，当我记住你下排牙齿的边沿及其细致的锯齿，记住你眼睛周围的皮肤，记住岁月在上面刻下蛛网般的细纹时，我肯定已经了解了这种敬畏。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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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章
  图尔古特·博拉和塞利姆·阿克索在伊斯坦布尔的机场等候我们。
  “感谢老天爷，欢迎你们胜利归来！”
  “哦，我倒不会把这叫做胜利呢，”我说着，忍不住笑了。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图尔古特家的门前。
  对我们的到来，博拉夫人显然很高兴。她和塞利姆给我们上咖啡和她称之为波莱克的食品，还上了五六个其他的菜。
  “好了，我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
  这是个颇高的要求，我们一起向他讲述了布达佩斯会议的经历，我和休·詹姆斯相识，海伦母亲的故事和罗西的信。我们描述休·詹姆斯发现他那本龙书的情景，图尔古特睁大了眼睛。
  现在轮到图尔古特告诉我们，我们不在伊斯坦布尔时，他们碰上了大麻烦。
  两天前，他那位善良的图书管理员朋友在他现在住的公寓里第二次遭到攻击。他们派去看护他的那个人在值班时睡着了，什么也没看见。现在他们换了个新守卫，希望这一位更细心些。他们采取了一切防备措施，但可怜的埃罗赞先生情况很不妙。
  他们还有一个消息。图尔古特吞下他的第二杯咖啡，匆匆到隔壁他那间可怕的书房里取来什么。他拿着一个笔记本出来了，坐到塞利姆·阿克索的身边。他们严肃地望着我。
  “我在电话里告诉过您，您不在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封信，信是一位来自喀尔巴阡山的修士写的，说的是他到伊斯坦布尔的旅行。我的朋友塞利姆奇怪这不是用拉丁语写的，不过也许这位修士是斯拉夫人。我是不是马上念出来？”
  “当然！”我说。可海伦举起了手。
  “请等等。您是怎样以及在哪里发现它的？”
  图尔古特赞许地点点头，“阿克索先生实际上是在档案里发现的——就是您和我们一起看过的那份。他花了三天的时间把那些手稿从十五世纪一直看到现在。是在不信教的教会——也就是说，在征服者穆罕默德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在伊斯坦布尔获准开放的基督教教堂——的一些文献中发现的。这样的文件在档案里不多，因为它们通常由修道院，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长保存。不过，有些教会文件会落到苏丹的手里，尤其是帝国时代与教会达成的新协议，更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样的协议通常叫做‘勒令’。有时苏丹接受某些与教会事务有关的请愿书。档案馆里也有这些东西。”
  他飞快地为阿克索翻译，阿克索希望他对别的东西做些解释，“是的——我的朋友让我了解到许多这样的情况。他提醒我，在征服者穆罕默德占领这座城市后不久，他为基督徒任命了一位新主教，就是根那迪乌斯主教。”
  阿克索听着，用力地点头，“苏丹和根那迪乌斯关系很好——我说过，苏丹一旦征服了基督徒，对他们还是宽容的。苏丹穆罕默德请求根那迪乌斯为他写下对东正教信仰的解释，让人翻译后保存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档案馆里有一份。还有教会的一些其他的特许状，它们得上呈苏丹。这些也在那里。阿克索先生在阿那托利亚的一份宗教文档里查找一份特许状，在两页之间他发现了这封信。”
  “谢谢。”海伦往后靠到椅垫上。
  “哎，我无法让你们看到原件，我们不能把它从档案馆里拿出来。你们在这里时，可以自己去看看。是写在一小张羊皮纸上的。现在我把我们的英文译文读给你们听。请记住，这是译文的译文，其间有些意思可能已经漏掉了。”
  他为我们念出了下面这封信：
  马克辛姆·尤拉修斯院长阁下：
  一个卑贱的罪人请求您听他说话。
  自我们昨天的探索失败之后，队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天早上，我们有了新的办法。帕那克拉托斯修道院院长接到我们的主人院长的信，信里提到我们极度但不愿公开的苦恼，便亲自到圣艾林来见我们。来了之后，他和我们的主人单独会谈，向我们透露，我们要找的东西已经被转移出了这座城市，转到保加利亚被占领土上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他还给了我们极为机密的指示，告诉我们如何安全地去到那里，还有我们必须找到的那处圣所。两位院长还告诉我们，苏丹王宫里的近卫军已经来向主教询问我们要找的东西的下落。现在我们哪怕多待一天也是非常危险的。
  阁下，请原谅我们擅自做主，没有得到您的指示就出发了。
  必要的话，在这份记录到达您的手里前，我可能会销毁它，再由我本人向您汇报。
  卑贱的罪人，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四月
  图尔古特念完后，一阵深深的沉默。塞利姆和博拉夫人静静地坐着。海伦和我互相看着对方。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我终于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中世纪文献的日期是从《创世纪》中的创世时算起的，”海伦解释说。
  “是的，”图尔古特点点头，“按现代算法，六九八五年就是一四七七年。”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这封信是写得很生动，可与我的事情没关系啊，”我悲哀地说，“你们为什么认为它和弗拉德·德拉库拉有关呢？”
  图尔古特微笑，“年轻的怀疑者，让我来努力回答吧。塞利姆对这城市很熟悉，当他发现这封信时，便知道它可能有用。他拿去给一位朋友看，那一位在圣艾林的古修道院图书馆当管理员，那座图书馆现在还在。那位朋友为他把这封信译成土耳其语，而且对信很感兴趣，因为里面提到了他的修道院。不过，他在他的图书馆没找到与一四七七年的这次访问有关的材料——要么是没有记录下来，要么是有关记录早已消失。”
  “如果他们描述的那次任务是秘密而危险的，”海伦指出，“那么就有可能没作记录。”
  “很对，亲爱的女士，”图尔古特朝她点点头，“不管怎样，塞利姆的修道院朋友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帮了我们——他查阅了他手头上有的最悠久的教堂历史，找到了作为收信人的那位修道院院长，他后来成了阿陀斯山的主教。不过在一四七七年这封信写给他的时候，他还是期纳戈夫湖的修道院院长。”图尔古特带着胜利的口吻，语含强调地说。
  我们兴奋地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海伦首先开了口，“我们是上帝之人，来自喀尔巴阡山。”她喃喃道。
  “请重复一遍？”图尔古特感兴趣地盯着她。
  “是的！”我接上海伦的话茬儿，“来自喀尔巴阡山。”
  那是一首歌，一首罗马尼亚民歌，是海伦在布达佩斯发现的。我向他们说了一番我俩在布达佩斯大学图书馆一起翻阅那本老歌集的情景，以及书页上方那条精细的木刻龙像和隐藏在树林中的教堂。
  图尔古特听着，眉毛几乎翘到他蓬乱的头发上。
  我飞快地翻阅我的材料，“那东西在哪儿了？”
  过了一会儿，我在公文包的文件夹里找到了手写的译文，我大声地读给他们听，不时停下来让图尔古特为塞利姆和博拉夫人做翻译：
  他们骑马来到大城，来到大门。
  他们从死亡的国度，来到大城。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来自喀尔巴阡。
  我们是修士，是圣人，但我们只带来坏消息。
  我们给大城带来瘟疫的消息。
  我们为主人效忠，为他的死而哀泣。”
  他们骑马来到大城。他们进了门
  大城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
  “喔，老天爷，真是又怪又吓人，”图尔古特说，“您的民族歌谣都是这样的吗，女士？”
  “是的，大多是这样，”海伦笑着说。
  “而我们的龙就在书页上方，藏在树丛中——二者之间肯定有所联系。”
  “我希望自己能看出来，”图尔古特叹了口气。
  他的妻子温和地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他宽慰地拍拍她的手，“不——看——瘟疫！”他转向塞利姆，两人用土耳其语急促地争论了一下。
  “什么？”海伦的眼睛因全神贯注而眯了起来，“歌谣里的瘟疫？”
  “是的，我亲爱的。”图尔古特向后捋了捋头发，“除了这封信，我们还发现这一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个事件。一四七七年夏末，在最热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我们历史学家称之为小瘟疫的灾难。它夺去了城里老佩拉区一带许多人的生命。尸体在被焚烧前，心脏都被刺穿了。”
  “您认为，如果这些修士是歌里提到的那些人，就是他们把瘟疫带给了那座城市？”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图尔古特承认，“不过如果您的歌谣里描述的是同一群修士——”
  “我一直在想着某件事，”海伦放下杯子，“保罗，我已经记不得是否跟你说过，弗拉德·德拉库拉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战争中使用疾病的人之一。”
  “细菌战，”我补充道，“休·詹姆斯告诉过我。”
  “是的，”她把腿盘到身下，“在苏丹侵犯瓦拉几亚时，德拉库拉喜欢把染上瘟疫或天花的人装扮成土耳其人，派到敌方的军营里。他们在死前让尽可能多的人染上病。”
  如果这件事不是那么可怕，那我就会笑了。这位瓦拉几亚国王极富创造力，也极富毁灭力，一个绝顶聪明的敌人。
  “我懂了，”图尔古特点点头，“您是说，也许这群修士，如果他们真是修士的话，从瓦拉几亚带来了瘟疫。”
  “但这解释不了一件事情，”海伦皱起眉头，“如果他们中有些人患有传染病，为什么圣艾林的修道院院长还让他们待在那里？”
  “女士，的确，”图尔古特承认道，“哪怕不是这种瘟疫而是另一种传染勃—不过我们无从得知。”
  人们沮丧地坐在那里，思考着。
  “即便是在征服之后，也还有许多东正教修士穿过君士坦丁堡去朝圣。”海伦终于开口道，“也许这只是一群朝圣者。”
  “但他们在找某样东西，这东西他们显然在朝圣途中并没有找到，至少在君士坦丁堡没找到，”我指出，“而